明眼人一看便知，徐泽荣的牢狱之灾起于他的学术研究：中共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我读过徐所有的有关韩战的论文，他立论最新颖之处是在于揭示了毛泽东与中共参加韩战并非被史达林拖下水，而是积极主动。以数百万志愿军的生命，去换取苏共数十个师的武器装备。这当然是中共不想让人知道的历史真相。但在学界，却已经是一个渐被公认的共识。徐的论据，也尽出于西方和俄国解密的档案。最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原毛泽东秘书师哲的回忆录，也披示了类似的真相。因而，说徐的研究泄密，实在是滑稽之说。因为这等于说：凡历史真相，均为中共要掩盖的“国家机密”。两年前我因研究文革而在中国被捕，其中一篇揭露周恩来在文革中作恶多端的文章成了重要的导火线。两者何其相似乃尔！

中共安全部起诉徐的主要证据，是说他“潜入某大军区高级将领家中，窃取了四大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韩战时中国军队出兵的机密资料。”又“出售给香港的南韩情报人员。共两万人民币。”按中共自己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及其实施方法：绝密材料，三十年自行解密；机密材料，二十年自行解密。韩战已经过去了五十年，这四本材料，还有什么“机密”可言？中共近年来口口声声要保护人权，尊重学术自由。那么，就完全应当主动公布这些历史档案，让学者们查阅研究，而不是自相矛盾地以国家机密为借口扼杀学术自由。

至于南韩的情报机关会感兴趣于五十年前的韩战材料，又是一个天方夜谭。现代情报机关决不涉足于历史档案（因为那是档案馆的事），早已经是一个常识。至于“四大本”机密材料，情报机关才给了二千美金，又是太小看了南韩的国家财力。联想到二年前中共国家安全部在我身上制造的没有成功的“间谍案”中，把文革传单、小报说成“国家机密，”还差一点把我任教的美国狄金森大学都打成“外国情报机构”，便可以想象这种乌笼证据有多大的可靠性了。

说到中共重判徐泽荣的真相，除了掩盖历史事实外，我以为不应当忽略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徐原为中共高级军干子弟，是中共统治阶层的叛逆者。中共对这样的魏京生式的叛逆者，远比对寻常的平民“反革命”来得仇恨，更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二是徐是香港学者却没有美国背景。重判他不会引起国际纠纷，但却起到了警告身处“一国两制”中的香港学界和百姓的作用。联想最近的黎广强偷运圣经案，中共安全部通过徐泽荣案发给大陆以外的学界及同胞的警告是非常明晰的：不要以为你们真有什么学术自由和宗教自由，如果你们真想实施一下这些自由，对徐泽荣等人的判决便是后果！

徐泽荣，便不幸成了学术自由的又一个，又决不是最后一个的殉难者。

──摘自《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