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英國社會，雖然對愛滋病仍舊有偏見與恐懼，但人們開始接受愛滋病，並善待愛滋病人。社會給予加曼機會，讓他在被愛滋病奪去生命之前，以樂觀和博大的心胸，創造出迷人的藝術作品。

在去世之前，加曼已經雙目失明，皮膚肌肉都在脫落，但他以超人的毅力和勇氣，拍攝下自己「與愛滋病共存」的最後歲月。因爲發現許多愛滋病人對自己的病非常害怕，在那部叫做《藍色》的充滿詩情畫意的影片中，加曼對愛滋病情做了藝術性的解釋，讓人們産生勇氣去拒絕恐懼和絕望。在最後一本書《自承風險》中，加曼寫下他的遺願：「在我離你們而去的時候，我會唱著歌離開。－－－請讀一讀我在字裏行間所寫的這個世界的關懷愛心。」

一個社會，能讓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活得高貴、死得悽美，並把愛心留給他人，那麼，這個社會一定是一個人道的社會。在西歐，愛滋病被視爲是人類的苦難，不管得病的是誰，大都能獲得社會的救助與適當的治療。因此，愛滋病人報復社會的事情不能說沒有，但絕對是極其個別的現象。

前不久有來自國內的報道，天津市多名艾滋病患者拿裝有自己血液的針筒在街上找人亂扎，造成天津市陷入極大的恐慌。據說，這是愛滋病人報復社會對他們的不公。他們中的許多人，既不嫖娼、賣淫，也不搞婚外情，更不吸毒，他們患病，皆因政府的不負責任，貪瀆和壓制真相報道，由醫源性「血禍」危害感染了愛滋病，因此一些愛滋病人絕望中走上極端，再去陷害別人。

這個可怕的扎針事件，讓我們注意到中國那樣一個對病人缺乏關愛的社會。在死神的陰影中掙扎，愛滋病人除了承受肉體的痛苦之外，還得承受社會的歧視。許多人因此失去身份，失去基本的權利：被單位隔離，被親友拋棄，政府的醫療部門對他們無動於衷，這樣，無路可走的他們選擇了報復。

中國社會對他們如此殘忍，他們便不顧一切地報復社會。這樣一個人性不健全的社會還能夠治療嗎？如果我們不致力於改造這個患了冷漠症的社會，如果我們不去譴責中國政府的瀆職與不人道，那麼，我們怎麼能指責艾滋病人以死相拼呢？據說，他們拿著針筒亂扎針，其實根本感染不了什麼人，只是製造了社會恐慌，爲的是喚起人們對他們悲慘處境的注意。

也許不少得了愛滋病的人終不免一死，但是，讓他們死在社會的溫暖之中，死在親友的關愛之中，而不是死在殘忍和冷漠之中，是每個國家、每個民族、每個公民的共同責任。

摘自(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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