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對於整個社會、還是僅僅對於執政集團內部，能夠整合各種利益集團的力量只有強制權力和既得利益，利益至上成爲新世紀的座用銘。每一個利益集團都在挖空心思地使現行制度的運行向有利於本集團的方向傾斜，以便擴大自己的受益範圍（起碼要保住既得利益），並把成本和風險儘可能轉嫁給別人（當然，在中共現行的體制下，風險和成本的最大承受者一定是社會弱勢羣體）。當中共把執政後靠絕對權力強制性積累起來的資產（國有資產）瓜分完畢，它的使命即告完成。
現在，大陸中國的社會轉型的代價最小方式，應該是執政黨主動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是，胡耀邦和趙紫陽的開明時代過去之後，中共就全面擱置十三大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打壓體制內外任何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因此，把新舊世紀之交的希望寄於中共的第三代無疑於癡人說夢。在中共執政五十年的慶典上，第三代非但沒有對早應該沈痛反省的歷史進行反省，反而仍然沈浸在陳辭濫調的自誇之中，什麼"中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只有中共產黨能夠救中國和領導人民建設現代化的中國"；仍然沒有一點點撕下僞裝、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和向人民道歉的誠意。他們對過去的反省是彌天大謊，對未來的展望是自欺欺人。
但是，無論中共怎樣自我標榜和歪曲歷史，在六四血案十二年之後和二十一世紀開始之際，中共執政五十年的累累罪惡，已經使其頭上的理想義光環暗淡，其"偉大光榮正確"的自誇已經無人相信，它的真面目赤裸裸地呈現--依靠暴力、謊言和利益收買來維持執政地位的犬儒黨。如果說在鄧小平時代，鄧還能夠用"小康承諾"代替"階級鬥爭"來購買民意的支援和人民的沈默，那麼現在維繫著專制權力的只有刺刀、謊言和用公共資產收買擁護者。要說行賄，現在的執政黨才是最大的組織化程度最高的行賄，整個國家的所有資產都可以供權貴們監守自盜、收買人心和任意揮霍。五十年慶典過後，有一篇在民間流傳很廣且衆口皆碑的文章《風雨蒼黃五十年》，作者李慎之是一位參加過1949年中共執政慶典的老共產黨員，這位老人對中共執政的五十年所製造的一次次駭人聽聞的大悲劇進行了極其沈痛的反省，這其中所透露的民意值得所有的中國人、特別是執政者們深思。更重要的是，中共維持其獨裁統治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利用強權僞造歷史和造成民族記憶的空白，這種僞造的歷史和強制的意識形態灌輸，將徹底竄改和毀滅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只有中共創立新中國和建設新中國的豐功偉績，而沒有中共所製造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災難，經濟建設的成就掩蓋了中國人爲此所付出的巨大的不成比例的人權代價。1949年出生的一代人，沒有對國共兩黨在抗戰和內戰之中的歷史真相的了解，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沒有對從鎮反到反右、大躍進的記憶，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沒有對文革的記憶，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沒有對六四大屠殺的記憶……這種由執政黨精心製造的一代代民族記憶的扭曲和空白，割斷了真實的歷史，扼殺了自省和汲取教訓的機會，抹去可以昇華民族精神的苦難，使中國人在整體上無法積累成功與失敗的經驗。其結果，就是每一次大變革都要回到原來的起點，歷史呈現出原地踏步的惡性循環。
時至今日，毛澤東之所以仍然是民衆心目中的偉人，中共在民衆中之所以仍然是推進改革開放的唯一領導力量，就因爲在文革結束之後，執政黨對歷史的清算不是以人民和民族的長遠利益爲標準，而只是以維護其獨裁政權的既得利益爲底線。沒有還原1949年以後毛澤東及其中共五十年的執政真相，沒有通過小學、中學、大學的課本和講壇講述真實的歷史，沒有訴諸於大衆傳媒充分地揭示真相。中共不但自己嚴密封鎖歷史檔案，不進行還原真相的清算，而且強制性地壓制發自民間的對歷史的清理。所以，一個民族的記憶和歷史不能總是從零開始，不能只讓那些經過執政者及其御用史學的精心剪裁的所謂輝煌文明佔據心靈的主要空間，拯救歷史和恢復記憶，不僅關係到當下改革的方向、手段、策略和步驟，更關係到中華民族是否有一個健全記憶的未來，以便防止過去的悲劇一次次重演。
如果我們認真地清理中共的歷史，就會發現，中共不僅是執政後才變成一個暴力加謊言的黨，而且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就已經如此了，只不過在它執政後，因爲握有了絕對權力而變得肆無忌憚罷了。首先是暴力（這是中共政權的核心支撐）。中共從建黨之日起就以崇尚暴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爲旗幟，以用暴力奪取政權的列寧主義政黨爲典範。無論是奪權還是掌權，強權暴力是中共一以貫之的品質。奪權時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這不僅是對國民黨，也是對中共黨內。中共的黨內清洗之殘酷、波及面之廣遠遠超過史達林的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自1921年中共建黨以來，從未中斷對內的"整風"、"肅反"式的清洗，從"高繞反黨集團"到"彭德懷反黨軍事俱樂部"只是全面大清洗的預演，文革才是黨內清洗的登峰造極。我在這裏僅就大陸老百姓不甚了解的中共執政前的清洗做簡要的例舉：1929年，中共在蘇聯的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進行了旨在清黨的"十天大會"，結果是學校停辦，幾百人蒙受冤屈，很多人被捕，一些人自殺或失蹤，一些人被迫害致死，一些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三十年代，中共先後進行了整肅"AB團"、"社會民主黨"、"改組派"等多次肅反運動，僅在肅反中被濫殺的人至少有三萬多，蒙冤者無法統計。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運動"、"搶救運動"，被濫殺和被冤枉的人數沒有準確的統計，我只能例舉一、二，讓讀者自己去推斷了。西北公學有五百多人，僅有二十人不是「搶救」的物件，被「搶救」的特務的比例高達96%；綏師挖出二百三十個特務，佔該校總人數的73%，年齡最小的特務是隻有十四歲的女孩劉錦梅，甚至連七歲的孩子都成爲搶救的物件。在整風中，僅延安一地就有五十六人自殺。而這一切都是在中共羽翼未豐、只求自保壯大的在野時期發生的！後來通行的審幹制度和個人檔案制度就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建立的，所有的人必須填寫表格，詳細如實地向黨組織交代個人的簡歷以及親屬關係。從此以後，與每個人性命攸關的檔案，就一直作爲組織控制個人的祕密武器跟隨著每一個人。
中共執政後的暴力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從五十年代初的"三大運動"到六十年代的文革，從五十年代末的"六匪?大屠殺到九十年代末的鎮壓"法輪功"，中共五十年的執政史就是血腥暴力的歷史。暴力手段在當今的反腐敗和嚴打之中也是中共的唯一殺手鐧。用於暴力鎮壓的殘忍手法，也是從二十年代貫穿到今天：虛構敵人和編織莫須有的罪名，嚴刑逼供和疲勞審訊，誘騙招供和鼓勵"小報告"、誣陷、背對背揭發，樹立正反面典型，黨小組會的揭發批判和羣衆大會的揭發批判、遊街示衆、公審處決和祕密處死，有比例的殺人、逮捕和無法控制的濫殺濫捕……等等。如此野蠻的政黨也只能選擇一黨專制的現代極權主義，決不允許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與之共同分享權力。
其次是謊言。滿清的垮臺後，中國傳統的靠血緣關係傳遞的「家天下」法統隨之完結。被迫洞開的國門使西方的現代人民主權觀念傳入中國，在內憂外患之中的強國戰略的指引下，中國的政治精英接受了政權合法性（法統）源於人民授權的現代政治觀。袁世凱時期開了國會，隨即的皇權（家天下）復辟導致袁的滅亡。這之後，儘管所有政權在實質上都是暴力集團的工具，卻不得不在外在合法性上冒充人民授權，任何政治家和政黨都不再敢於公開挑戰被公認的人民授權的民主原則。孫中山和蔣介石的國民黨如此，中共亦如此。孫中山制定"五權憲法"和"軍政、訓政、憲政"的漸進憲政民主化綱領；蔣介石制定主權在民的《憲法》和召開國民大會；中共也制定"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和建立人民代表大會。但是國民黨執政時期制定的《憲法》與中國執政時期制定的《憲法》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沒有"國民黨或XX階級領導的專政國家"的總綱，而後者的《憲法》則非常明確地把"中 共產黨的領導"和"工人階級領導"的"專政"國家寫進了總綱，由此在立法上奠定中共 駕於人民之上的統治地位。前者的專制只是漸進憲政民主化過程中的最初秩序基礎，其最終目標是憲政民主制度，而後者的民主承諾只是建立一黨獨裁體制過程中騙取民意支援的手段，其最終目標是沒有任何個人自由的極權體制下的共產主義烏托邦。
中共之所以能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贏得民意的支援，是因爲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太腐敗無能，中共又處於在野的相對弱小的地位，它始終高舉著"反獨裁、反專制，爭民主、爭自由"的旗幟吸引不滿現狀的各路精英，以對抗執政的國民黨。中共的統一戰線策略，無論對執政的國民黨，還是對無黨派的各路精英，都是一種謊言和陰謀。特別是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的時期，中共把民主的旗幟舉得最高。1937年毛澤東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提出要爭取實現"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並且說如果沒有這些自由就無法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毛認爲中國的"大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從1940年到1946年，中共所控制的報紙《解放日報》《新華日報》共發表了近百篇"反獨裁，爭民主"的文章，要求人民應該享有"人權、政權、財權以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移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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