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說，每個人都關心自己國家的形象。但只有很少的人會把國家形象和自己的形象聯繫起來。餘秋雨教授在《千年一嘆》中寫他在埃及「千禧之旅」途中遇到一個叫哈姆迪的青年，對餘教授講了他對中國遊客的一點微詞：他看到的中國遊客很少有人聽導遊講解文物，只想購物、拍照；每天晚上精神十足，喝酒、打牌，第二天旅遊時一臉睏倦。他說：「一個國家的具體形象，體現在零散的旅行者身上。」這話說得多好啊。

　文章指出，我們常常覺得「國家形象」很抽象，其實外國人，往往是通過他所接觸的每一個具體的人，每一個具體的城市來感受一個國家的形象的。

文章說，爲什麼在許多外國人眼中，中國人是髒亂差的代名詞？你只需到大街上、到飯館裏、到各個景點看看，隨地亂扔的西瓜皮，隨口而吐的斑斑痰跡，與人共舞的成羣蒼蠅，還有那隨處可見的大小便，你能不皺眉頭？我們從《參考消息》上不是經常能讀到外國人對中國的觀感嗎？我們習慣於指責人家是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其實不然，在更多的情況下，是我們自己同胞的文明程度太低。　　
文章認爲，「國家形象」作爲一個外交術語，應該說政府官員比老百姓具有更大的代表性。一個名叫安德魯·安德森的英國商人在1839年10月21日寫給東印度公司與中國協會主席拉本特的信中，是這樣描述當時他所看到的中國官場的：　廣東省的官職是有名的肥缺。中國官吏寧願比在他省降二、三級來營謀廣東的官缺。這些缺分，都是公開的投機事業，誰能向皇室或軍機處奉獻得最多，誰就能得到手。他們而且將屬下的職位出賣，每個巡撫或粵海關監督，來到廣州，都想在任內，大發其財。中國的法律好像是專爲了幫助這些貪官向外人勒索，除此之外，既無法執行，而又極爲荒謬，除軍事掣肘而外，毫無用處。幾乎沒有一種貨是隻徵收入口官稅的，官吏們的勒索，比官稅重得多，並且一人一經繳納，對其他人便援以爲例，向一切人索要。這種需索，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他進而得出結論：一般的意見，對於中國的實力的估計是錯誤的。不管過去是怎樣，它現在是世界上最弱的國家，只靠著有系統的謊言，妄誕的諭旨，人民的愚昧來維持。

文章說，如今時代不同了，我們的國家形象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可是誰敢說官場中封建主義的殘餘已經消失殆盡了呢？湛江、廈門、深圳的走私案說明了什麼？前腐後繼，死而後已的貪污案說明了什麼？我們可以辯解說這些官員代表不了我們的「國家形象」，他們只是十個手指中的小拇指，但是外國人這麼看麼，有良心的中國人這麼看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