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来看看哪些人希望中国发生剧变，哪些人能在这种剧变中或后获得好处。这些能从剧变里得到实惠的人，肯定是希望并拥护剧变的；反之，而不能得到实惠的人或者利益因此受到损害的人，肯定是反对剧变的。从东欧剧变
可以看到，那些在剧变后拥有大量物质财富的人，也就是通过剧变有能力将国家财富转变为私人财富，即由官僚资本变为私人资本的人，是东欧剧变后的最大受益者。然后就是叶利钦之流，通过剧变获取到国家的权利，成为新的资本家的言人，并在这种代言中获得实际的物质财富。至于那些反华势力，反社会主义势力，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经济有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也在这种巨大变化中，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可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副产品--腐败，也越来越普遍和壮大。虽然，惩治腐败的呼声从八十年代末就一年高过一年，但时至今日，腐败分子的官位却越来越大，已做到了副委员长（成克杰）那里，而刚刚修筑的大桥、新盖的楼房可以在一阵风中坍塌，九江在豆腐渣工程完蛋后重新建造的防洪大堤又莫名其妙地垮了，成了让人耻笑的“豆腐花”工程
。襄樊一笔用于文物保护的工程款十三万，可实际用在工程上的支出仅只有三万，其它十万元不知去向。

　　由此可见，腐败分子是多么疯狂地蚕食国家财富，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由此可见，腐败分子对人民群众的惩腐呼声是多么的不屑一顾，对政府部门的反腐机制是多么的不一顾。也恰恰是这样，成克杰、胡长清的暴露仅是巧合和偶然，并非反贪部门监督机制的必然。也就是说，我们的反贪部门对这些大的腐败分子简直就是形同虚设。

　　腐败分子的疯狂，近二十年来已让人民群众越来越不满。如果说一些干部在经济上贪污与一般民众的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一般民众还可以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话，但医疗机构、司法机关的腐败却让人民感到了岌岌可危自身难保的恐
惧。一个本来不大的伤风感冒，在一些医院里硬是可以越治越大，完全可以花几元十几元简单治好的病，最后非得花出上百甚至上千的医疗费。本来安份守已地生活在社会中，却可能在某一天被传讯到公安机关，被莫名其妙告知犯有嫖娼
，拘留起来的目的只是为了罚款，动辄三千五千甚至上万。而“发廊”“美容院”就一家接一家地开在公安部门的眼皮底下。这些咄咄怪事已让人见怪不怪了，许多人对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多多少少开始失去信心了。

　　由于对政府部门遏制、打击腐败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要求推进民主化进程的呼声，要求建立有效的不受权力干预的反腐机制的呼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一些极端的民主分子，以推翻现政权的民运分子，也在国内外遥相呐喊、蛊惑人心。尤为突出的是，最近以来妖魔化延安时期的党内斗争，将文革时的过激残忍作法与巫术原理连在一道，甚至为刘文彩平反的文章大行其道。等等现象
，不由得使人感到：山雨欲来而风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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