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８年，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市郊区。初中毕业后，我便跟着父母下地干农活儿。起早贪晚地劳动令我难以承受，我萌发了去外地打工，过城市人生活的念头。

１９９４年５月，我在邻居王荣妹的引见下来到了深圳市。王荣妹比我大４岁，她在几年前就来深圳打工了，村里人都知道她挣了许多钱。来到深圳市，我便在王荣妹打工的酒店当服务员，吃住在酒店简陋的宿舍里。我把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这家酒店里，于是，我老老实实地干活，注意向周围的人学习。起初几天，我见王荣妹打扮得花枝招展，从没看她干什么活儿。有一次，我见她在包房里陪人喝酒，跟那些男人还嘻皮笑脸的，心里很反感。当我送菜时，见王荣妹正和一个胖男人“对口型”，吓得我赶紧退了出来。

后来，王荣妹告诉我说，她是“三陪小姐”，还说：“这活儿不累，只要陪好顾客就能赚钱。”我觉得不劳动就拿人家的钱，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对她们一点也不羡慕，觉得她们给女人丢脸。

我在酒店安分守己地干活，尽量少说话。可是，因为我长得比较漂亮，每当出入包房，那些打着酒嗝儿的男人，就色迷迷地盯着我。别看一些男人道貌岸然，表面风度翩翩的，但他们见到小姐就变得“弱智”，除了打情骂俏，就是粗言秽语。

一天，老板吩咐我到１号包房服务，里面只坐着一个瘦男人，他点了４道菜，让我陪他喝酒。在酒店里，顾客是上帝，得罪不起。当我喝了他倒的一杯红葡萄酒后，很快迷糊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醒来发现包房里只剩我一个人了，还感到肚皮上火辣辣地疼，一看才知道被烟头烫了两个泡。我被强暴了。

我发疯似地哭喊，引来了酒店的老板和其他服务员。我拼命地往墙上撞，老板让王荣妹把我送回宿舍，还派人送来好吃的。晚上老板亲自送来１０００元钱，说是对我的补偿。我气愤地将钱扔了一地。

“初尝苦果，我对生活失去信心，于是，便自暴自弃地放纵自己，一夜之间我由一个好女孩变成了坏女人。”

我痛苦万分，想放弃打工回家。王荣妹吓唬我说：“这节骨眼上，你如果走了，老板不但扣工资，还要你交３０００元食宿费。”我吓坏了，３０００元对我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天文数字啊！我再也不敢提回家的事了。王荣妹趁机劝我说：“其实老板也是为咱们好，想让咱们多挣点钱。放着钱你不挣，多傻啊！”

一天半夜，王荣妹回来说：“刚才那个‘肥猪’真慷慨，一下子就甩给我２０００元钱。”

我不想听，把头蒙上了。可她们还在议论：“小红真傻，反正都不是处女了，不如挣点钱。”我心里一阵难受，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到四川那个贫穷的家和操劳一辈子的父母，再想想王荣妹出来才３年时间，家里就盖上了小楼。想到这儿，我突然坐起来，大声喊道：“你挣那几个臭钱，有什么可显摆的？让老板把那１０００元还我，我走台！”

一夜之间，我从一个好女孩变成了一个坏女人。我开始着意打扮自己，学会用姿色勾引男人。也许是因为我长得漂亮，我很快成为老板的“红”人。我整天沉醉于酒店歌厅，来往于各色的老板之间，一年下来，我赚了许多钱。从此，我不再是那个没有钱，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姑娘了。我给父母写信，说自己在深圳市一家三资企业当秘书，工资很高，每月还给家里寄去７０００元钱。父母很高兴，不到一年，他们来信说家里盖了新房，买了农用车。我很高兴，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心就像被刀剜一样痛，因为我知道自己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

“我在糜烂的生活中深深感到，一个人如果放纵了自己就很难自拔，纵欲使我更加贪婪，骗了一个男人还想骗第二个，因为我发现他比我还坏。”

１９９６年８月，我和一个叫小芳的“娼友”来到沈阳市。我们陪的大多数是中年男人，光知他们是老板，其他一概不知。因为这是“禁区”，问了他们，他们也不说实话。就像我自己一样，假名假姓假地址，假情假意假温柔。别看这样，一些男人被我弄得神魂颠倒，飘飘欲仙。

我恨这些男人，他们常向我们诉苦，说自己的婚姻有多么不幸，多么痛苦，几乎一个腔调。而事实上，他们一点儿也不想离婚，却背着自己的老婆，潇洒风流。一次，我正陪着一个男人，突然他的传呼机响了，是他老婆传他。他回话说自己正在谈业务，说得是那么诚恳温柔，我在一边听了心里一阵恶心。

其实，有些男人起初并不是就想找小姐的，多数是因为生意或某种目的需要，有的是被人请来潇洒潇洒，有的是陪着某人来玩玩。结果请人者设下的圈套，被请者不知觉地掉了进去，一旦陷了进去，就不能自拔。一来二去，他们对色情服务见怪不怪，违背了道德和良知。不过，我最恨那些设下陷阱陷害人的人。

一次，一个回头客给了我３０００元钱，嘱咐我一定要陪好他的哥们儿。谁知，半夜来了警察抓了现形。第二天，报纸刊登了这件事，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后来，小芳告诉我说，那人是回头客的领导，表面上回头客跟他称兄道弟，背后却与他争权夺利，特意设下陷阱，结果那个领导被撤职查办了。

“我厌倦了‘三陪’的勾当，想做个好女人，可为时已晚。我的时间不多了，请把我的故事讲给《家报》的读者。”

１９９８年，我在大连认识了哈尔滨一家洗头房的胡老板，他劝我去哈尔滨发展，于是，我来到了哈尔滨市。胡老板的洗头房在道里区繁华街道上，生意很火。

我的第一个顾客是个６０多岁的胖老头儿。那天，胡老板让我陪胖老头儿到后屋去服务，胖老头见我是新来的，便夸夸其谈，说这里的小姐他都泡过。面对这个老肥色鬼，我心里十分恶心。

从后屋出来，胖老头余兴未尽，非让我再给他洗头。我指着他的秃头问他怎么洗？胖老头说：“那就给我按摩吧。”我用手指反复在他光秃秃的脑袋上捏来按去。可是没按几下，只见他的脑袋一歪，口吐白沫，昏了过去。胡老板赶来把胖老头送到医院。胖老头在医院住了半个月，花了３０００多元医疗费。他向胡老板索赔，胡老板说是我按坏的，让我出钱。我一生气跑到医院，对胖老头说：“你要是让我出医疗费，我就把你的丑事说出去。”胖老头害怕了，只好自认倒霉。

几年来，我虽然赚了许多钱，过着奢靡的生活，但每时每刻我都受到良心的谴责。我深知自己走的是一条自毁的路，已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习惯于出卖肉体和灵魂，想到要悬崖勒马，重新做人，一时很难下定决心。那段时间，我的心情像断了线的风筝，飘忽不定，苦不堪言。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我突然感到浑身无力，常冒虚汗。我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便来到哈尔滨医大门诊检查。医生给我做了检查后，让我立即住院。我哭了，知道自己的病情很重，便给四川的父母发了电报。

父母很快赶到哈尔滨市，医生告诉他们，我患了晚期宫颈癌。年纪轻轻的未婚女孩儿，居然得了这种病，父母已心知肚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９日，我住进了黑龙江省肿瘤医院。我躺在病床上，望着父母拖着那苍老的身躯为我忙来忙去，心里真不是滋味。我没来得及孝敬父母，到头来却给他们增添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从他们忧伤的目光中，我知道他们的心在流血！

今天，我把我的故事讲出来，是想告诉那些年轻的姑娘们，千万要吸取我的教训：要知道，一个人的堕落起初都不是故意的，但只是一念之差，就使你毁掉一生，让你后悔莫及。不过只要你能把握住自己，就能抵御金钱的诱惑，做个好人并不难。

小红在医院躺了近一年，花掉了她６年来所有的积蓄。记者截稿时，小红的父亲打来电话告诉记者，１２月初，小红怀着满腔的悔恨告别了人世。小红的死给家人留下的不仅仅是贫穷，更多的是悲哀和反思。

摘自(博讯网)(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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