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悲惨而又令人深思的故事
 
2000年12月24日发表
 
【人民报讯】11月25日,记者在黑龙江省肿瘤医院病房里,见到一个患子宫癌晚期的未婚女孩。她叫小红,四川人,今年只有22岁。两天前,是她让父亲通过医院的大夫找到记者的,她说她常看《家报》,经常被《家报》的报道所感动。她说:“我活不了几天了,我要把自己6年来的‘三陪’经历讲述出来,请你们如实地写给读者,让人们从我不光彩的故事中,得到一些思索和警示。”
“我不想过贫穷的日子,17岁就走上了打工路。然而,我没有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不知不觉地掉进老板设下的陷阱难以自拔。”

1978年,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市郊区。初中毕业后,我便跟着父母下地干农活儿。起早贪晚地劳动令我难以承受,我萌发了去外地打工,过城市人生活的念头。

1994年5月,我在邻居王荣妹的引见下来到了深圳市。王荣妹比我大4岁,她在几年前就来深圳打工了,村里人都知道她挣了许多钱。来到深圳市,我便在王荣妹打工的酒店当服务员,吃住在酒店简陋的宿舍里。我把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这家酒店里,于是,我老老实实地干活,注意向周围的人学习。起初几天,我见王荣妹打扮得花枝招展,从没看她干什么活儿。有一次,我见她在包房里陪人喝酒,跟那些男人还嘻皮笑脸的,心里很反感。当我送菜时,见王荣妹正和一个胖男人“对口型”,吓得我赶紧退了出来。

后来,王荣妹告诉我说,她是“三陪小姐”,还说:“这活儿不累,只要陪好顾客就能赚钱。”我觉得不劳动就拿人家的钱,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对她们一点也不羡慕,觉得她们给女人丢脸。

我在酒店安分守己地干活,尽量少说话。可是,因为我长得比较漂亮,每当出入包房,那些打着酒嗝儿的男人,就色迷迷地盯着我。别看一些男人道貌岸然,表面风度翩翩的,但他们见到小姐就变得“弱智”,除了打情骂俏,就是粗言秽语。

一天,老板吩咐我到1号包房服务,里面只坐着一个瘦男人,他点了4道菜,让我陪他喝酒。在酒店里,顾客是上帝,得罪不起。当我喝了他倒的一杯红葡萄酒后,很快迷糊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醒来发现包房里只剩我一个人了,还感到肚皮上火辣辣地疼,一看才知道被烟头烫了两个泡。我被强暴了。

我发疯似地哭喊,引来了酒店的老板和其他服务员。我拼命地往墙上撞,老板让王荣妹把我送回宿舍,还派人送来好吃的。晚上老板亲自送来1000元钱,说是对我的补偿。我气愤地将钱扔了一地。

“初尝苦果,我对生活失去信心,于是,便自暴自弃地放纵自己,一夜之间我由一个好女孩变成了坏女人。”

我痛苦万分,想放弃打工回家。王荣妹吓唬我说:“这节骨眼上,你如果走了,老板不但扣工资,还要你交3000元食宿费。”我吓坏了,3000元对我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天文数字啊!我再也不敢提回家的事了。王荣妹趁机劝我说:“其实老板也是为咱们好,想让咱们多挣点钱。放着钱你不挣,多傻啊!”

一天半夜,王荣妹回来说:“刚才那个‘肥猪’真慷慨,一下子就甩给我2000元钱。”

我不想听,把头蒙上了。可她们还在议论:“小红真傻,反正都不是处女了,不如挣点钱。”我心里一阵难受,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到四川那个贫穷的家和操劳一辈子的父母,再想想王荣妹出来才3年时间,家里就盖上了小楼。想到这儿,我突然坐起来,大声喊道:“你挣那几个臭钱,有什么可显摆的?让老板把那1000元还我,我走台!”

一夜之间,我从一个好女孩变成了一个坏女人。我开始着意打扮自己,学会用姿色勾引男人。也许是因为我长得漂亮,我很快成为老板的“红”人。我整天沉醉于酒店歌厅,来往于各色的老板之间,一年下来,我赚了许多钱。从此,我不再是那个没有钱,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姑娘了。我给父母写信,说自己在深圳市一家三资企业当秘书,工资很高,每月还给家里寄去7000元钱。父母很高兴,不到一年,他们来信说家里盖了新房,买了农用车。我很高兴,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心就像被刀剜一样痛,因为我知道自己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

“我在糜烂的生活中深深感到,一个人如果放纵了自己就很难自拔,纵欲使我更加贪婪,骗了一个男人还想骗第二个,因为我发现他比我还坏。”

1996年8月,我和一个叫小芳的“娼友”来到沈阳市。我们陪的大多数是中年男人,光知他们是老板,其他一概不知。因为这是“禁区”,问了他们,他们也不说实话。就像我自己一样,假名假姓假地址,假情假意假温柔。别看这样,一些男人被我弄得神魂颠倒,飘飘欲仙。

我恨这些男人,他们常向我们诉苦,说自己的婚姻有多么不幸,多么痛苦,几乎一个腔调。而事实上,他们一点儿也不想离婚,却背着自己的老婆,潇洒风流。一次,我正陪着一个男人,突然他的传呼机响了,是他老婆传他。他回话说自己正在谈业务,说得是那么诚恳温柔,我在一边听了心里一阵恶心。

其实,有些男人起初并不是就想找小姐的,多数是因为生意或某种目的需要,有的是被人请来潇洒潇洒,有的是陪着某人来玩玩。结果请人者设下的圈套,被请者不知觉地掉了进去,一旦陷了进去,就不能自拔。一来二去,他们对色情服务见怪不怪,违背了道德和良知。不过,我最恨那些设下陷阱陷害人的人。

一次,一个回头客给了我3000元钱,嘱咐我一定要陪好他的哥们儿。谁知,半夜来了警察抓了现形。第二天,报纸刊登了这件事,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后来,小芳告诉我说,那人是回头客的领导,表面上回头客跟他称兄道弟,背后却与他争权夺利,特意设下陷阱,结果那个领导被撤职查办了。

“我厌倦了‘三陪’的勾当,想做个好女人,可为时已晚。我的时间不多了,请把我的故事讲给《家报》的读者。”

1998年,我在大连认识了哈尔滨一家洗头房的胡老板,他劝我去哈尔滨发展,于是,我来到了哈尔滨市。胡老板的洗头房在道里区繁华街道上,生意很火。

我的第一个顾客是个60多岁的胖老头儿。那天,胡老板让我陪胖老头儿到后屋去服务,胖老头见我是新来的,便夸夸其谈,说这里的小姐他都泡过。面对这个老肥色鬼,我心里十分恶心。

从后屋出来,胖老头余兴未尽,非让我再给他洗头。我指着他的秃头问他怎么洗?胖老头说:“那就给我按摩吧。”我用手指反复在他光秃秃的脑袋上捏来按去。可是没按几下,只见他的脑袋一歪,口吐白沫,昏了过去。胡老板赶来把胖老头送到医院。胖老头在医院住了半个月,花了3000多元医疗费。他向胡老板索赔,胡老板说是我按坏的,让我出钱。我一生气跑到医院,对胖老头说:“你要是让我出医疗费,我就把你的丑事说出去。”胖老头害怕了,只好自认倒霉。

几年来,我虽然赚了许多钱,过着奢靡的生活,但每时每刻我都受到良心的谴责。我深知自己走的是一条自毁的路,已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习惯于出卖肉体和灵魂,想到要悬崖勒马,重新做人,一时很难下定决心。那段时间,我的心情像断了线的风筝,飘忽不定,苦不堪言。

1999年12月,我突然感到浑身无力,常冒虚汗。我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便来到哈尔滨医大门诊检查。医生给我做了检查后,让我立即住院。我哭了,知道自己的病情很重,便给四川的父母发了电报。

父母很快赶到哈尔滨市,医生告诉他们,我患了晚期宫颈癌。年纪轻轻的未婚女孩儿,居然得了这种病,父母已心知肚明。1999年12月29日,我住进了黑龙江省肿瘤医院。我躺在病床上,望着父母拖着那苍老的身躯为我忙来忙去,心里真不是滋味。我没来得及孝敬父母,到头来却给他们增添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从他们忧伤的目光中,我知道他们的心在流血!

今天,我把我的故事讲出来,是想告诉那些年轻的姑娘们,千万要吸取我的教训:要知道,一个人的堕落起初都不是故意的,但只是一念之差,就使你毁掉一生,让你后悔莫及。不过只要你能把握住自己,就能抵御金钱的诱惑,做个好人并不难。

小红在医院躺了近一年,花掉了她6年来所有的积蓄。记者截稿时,小红的父亲打来电话告诉记者,12月初,小红怀着满腔的悔恨告别了人世。小红的死给家人留下的不仅仅是贫穷,更多的是悲哀和反思。

摘自(博讯网)(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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