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年代惨遭当局杀害的人权思想家遇罗克之弟遇罗文，最近撰写和出版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我家》，以纪念其兄殉难三十周年。《我家》问世，市场反应热烈，好评如潮，打破了亲历文革那代人的内心平静，惊心动魄的回忆苏醒了。人们重新记起，中国跟荒谬而又凶暴的极左路线决裂，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是谁想得到神州大地出现了比西方的种族歧视和印度的种姓制度更黑暗的人权歧视现象。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从一出生就注定不能享受与其他同龄人同等的权利，因为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和右派，他们天生就没有资格和别人一样去升学、参军和就业。

　　人权歧视在文革中登峰造极，在当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纵容下，先是北京郊区大兴县，再是湖南省道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地爆发了滥杀地富分子及其子女的狂潮，受害者唯有听天由命，像弱小动物一般孤苦无告，然而在高举的屠刀下，连他们襁褓中的婴儿也不能幸免。这血淋淋的屠杀给中华人民共国留下永难洗刷的耻辱。

　　遇罗克品学兼优，两度报考大学都被拒于门外，就因他的父母留学过日本，回国后又经营铁工厂。遇罗克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刻苦研读从马克思到卢梭的大量名著，进行艰苦探索。文革初期，红卫兵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挥舞铜头皮带杀向全社会。在中国血流遍地、哭声震天的时候，遇罗克拍案而起，公开发表了长篇论文《出身论》，对反人权的血统论进行了无比猛烈的批判。文章一问世，就赢得千百万人的强烈支持，但也冒犯了文革当局。遇罗克一九六八年初被捕入狱，七零年三月五日惨遭处决，结束了宝贵的生命。

　　遇罗克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也意识到自己的宿命。他进监狱后对难友说：“何为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人的共鸣。”他深知为真理而献身的代价，但其中并不包括自己的尊严。他说：“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牢房里有个名叫张郎郎的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问他：“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回答：“值得。”他对张说：“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

　　遇罗克说，他没有想到一篇《出身论》影响这大，全国各地那多感人肺腑的来信，常使他读著流泪。“我永远忘不了，有姐妹俩哭著找到我们，一再说：‘收下我们吧！哪怕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为了他们，值得死。”

　　遇罗克热爱生活。他在牢房里帮助过许多人，跟难友一道回忆《中国古诗集》，从屈原的《渔父》到谭嗣同的《绝命诗》，差不多有三五百首。遇罗克还背熟了《橘中秘》、《梅花谱》等棋谱，能跟别人下盲棋。他也留恋生命，他故意说跟大名鼎鼎的反周恩来组织“五一六”有关系，让当局白费力气四处调查，为自己翻案争得了一段长时间。遇罗克在法庭上恳切提出：“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材料核实一下，听听我个人的申诉。”但这个起码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审讯当局向遇罗克宣布将被处决的消息，问他最后还有甚话要转达给家人时，他挖苦地说：“我想要一枝牙膏”，把主审气得脸色发青。在临刑前夜，遇罗克跟死囚牢里的难友们“举办”了一次特殊的“晚会”，各自在单人牢房里，唱起了自己喜爱的歌，有合唱也有独唱，唱了整整一夜，互道珍重，说了许多勉励的话。

　　遇罗克生前最惦念的是外婆。年近七十的外婆操劳一生把他们从小带大，遇罗克很怕她听到自己的噩耗受不了打击。在遇罗克的遗物里有件崭新的白背心，自一九五七年以来，遇家家境贫寒，罗克从没穿过好衣服。他在狱中穿的背心已破烂不堪，就写信让家里人买件新的。等母亲把买好的新背心带给他时，他已知道自己要告别人世了，决定把新背心留给弟弟穿，自己穿著一身旧衣走上刑场。

　　如今已是卓越发明家和工程师的遇罗文对亚洲周刊说：“我家两代六口人，却有四人六次跟铁窗结下不解之缘，可是我家始终是一个和睦、真诚而温情的家庭。”就在大部份子女于监牢和劳改队受苦受罪之际，遇家父母却派出身边唯一的小儿子遇罗勉，千里迢迢前去东北看望朋友孙钢的父母，孙纲原先是《出身论》的热心读者，后来跟遇家兄弟成了好友，受牵连进了监狱。

　　遇家的亲子之爱和手足之情，是多舛命运给予他们最丰厚的补偿。遇罗文在《我家》中写道，具有文学和美术天赋的姐姐遇罗锦，在六六年北京红卫兵满城抄家的时刻，因保留舍不得烧掉的哥哥日记而被当局送进劳改队。有一天，遇罗锦突然回家，问其原因，原来劳改队偶然批准她探亲。这时，母亲就要下班回家，弟弟们担心母亲的神经受不了太大的刺激，让姐姐先躲起来。母亲进了家门，孩子们东拉西扯说姐姐可能会回来，直到母亲慢慢有点思想准备了，弟弟才让姐姐露面，母女抱者一起，默默地流泪。

　　遇家小儿子罗勉探望在东北劳改队的姐姐罗锦，是《我家》一书最感动人的篇章之一。在管教干部的面前，姐弟不敢谈论长兄遇罗克，拥抱告别时，两人刷刷地流泪。可是遇罗锦万万没想到，小弟还会来看她，“第二天天还没亮，小弟已来到路边。等呀等，终于看到黑压压的人群走过来。一队队的人流在凌晨黝黑的天幕下无声地走过去，只听到踢踢踏踏连成一片的脚步声和队长们的吆喝声。突然，他在一个队伍中发现了扛著锹的姐姐，他招手，姐姐也看见了他。他哭了，她也哭了。”

　　姐姐后来跑到一个山冈上，向小弟招手。这时监工队长假装没看见，而在场的一些女劳教队员也跟著呜咽流泪。这是满天阴霾的文革岁月中，美丽人性挑战和战胜丑恶制度的辉煌时刻。可惜，中国的苦难太多了，持续的时间也太久了。

　　遇罗文和遇罗勉后来在陕北收到家信，得知哥哥遇罗克的不幸消息，失声恸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在一眼残破的土窑洞里，他们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怀念的敬爱的哥哥。罗文忽然想：“我俩、父亲母亲互相还有个安慰，姐姐呢，谁能安慰她！”

　　遇罗文没想到的是，在哥哥惨遭处决后，父亲伤心得一下子跌坐在地上，而儿女心极重的母亲却没流一滴眼泪，从这一刻起，她主动担当了支撑全家精神的角色。可是强烈的悲愤仍毁坏了她的健康，这位早年曾是游泳运动员、看似没病没痛的母亲，竟在六十多岁时突然告别了人世。
转自(华夏文摘)(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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