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共“密室外交”的危险迷信

【人民报消息】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外交界一直流行著一套与中共打交道的特殊规矩：敏感问题要私下谈；不要公开让北京难堪；要给中共领导人“留面子”；要相信他们私下作出的保证；最重要的是，重大问题最好关起门来解决。现代美国外交史上，很少有一种信条让人如此深信不疑，却又如此经不起事实检验。 “闭门外交”早就应该被历史淘汰了。加入世贸组织时，北京信誓旦旦地承诺履行规则、开放市场；在南海问题上承诺不搞军事化；在香港问题上承诺高度自治；在人权、知识产权、网络行为和国际规则等问题上，北京也曾作出无数保证。结果呢？一次又一次，北京先拿到好处，然后违背承诺、规避义务，或者干脆重新解释自己的承诺。一次又一次，华盛顿得到的是北京新的私下保证；一次又一次，北京拿走的却是新的现实利益。然而，这套外交迷信为什么能够延续至今？因为它早已养活了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一个职业化的“中国掮客”买办阶层。他们的地位和价值，恰恰取决于一个永远无法证伪的假设：只要再跟北京秘密谈一次，中共就会变得温和一点。华尔街要中国市场；矽谷要中国消费者和供应链；K街游说公司要客户；大学要中国的钱、中国学生和进入中国的渠道；智库要有项目、顾问和各种“杰出研究员”。一些离任官员和过气政客也突然发现，北京能够给他们一种华盛顿已经不再提供的东西——存在感。于是，美中关系出现了一个极其荒诞的现象：一群美国人不断告诫其他美国人：千万不要得罪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只要有足够多的美国显要人物愿意替北京说话，中共甚至不必亲自游说华盛顿。这个利益生态还造就了一批“凡事先怪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他们眼中，中共的任何侵略行为，最后几乎都能追溯到美国自己的过错。中国在南海搞军事化？美国逼的。北京武力威胁台湾？华盛顿没有给它足够的“安全感”。解放军疯狂扩军？五角大楼挑起了军备竞赛。中共撕毁协议？也许是美国人“不懂中国历史”。总而言之，北京永远有苦衷，华盛顿永远有责任。这种自欺欺人的外交传统，其实可以追溯到美中关系“破冰”之初。尼克松和基辛格当年确实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战略突破，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创了一种高度个人化、秘密化的对华外交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北京对会谈环境、语言解释乃至信息流通拥有异乎寻常的控制权。当年与毛泽东、周恩来进行的重大谈判，往往依靠中共领导层高度信任的中方翻译，包括毛泽东的私人翻译唐闻生、王海容等人，而没有按照正常外交惯例充分使用美国自己的专业外交翻译。中共高级翻译从来不只是语言工作人员。他们是经过严格政治训练、深谙党国权力运作、直接服务于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干部。如果一场重大外交谈判中，一方对语言解释拥有压倒性的控制权，那么后果不言自明：语气可以调整，概念可以重构，含义可以模糊，歧义可以利用。而恰恰是这些歧义，后来困扰了美国几十年。 “中国”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究竟向北京承诺过什么？什么叫“主权”？什么只是中方单方面宣称的立场？什么才是美国在几个关键联合公报和历次峰会中真正接受或承诺的东西？这些看似细微的区别，最终演变成持续几代人的外交争议。因此，任何美国总统都不应该在中共控制的信息环境中，与中共总书记关起门来决定重大国家利益，而身边没有称职的美国翻译、记录人员和专业顾问，更没有留下准确完整的制度性记录。国家命运绝不能寄托于某位美国总统的一种个人感觉，即他相信自己和桌子对面的中共领导人建立了某种“特殊关系”。制造这种幻觉，正是中共领导人的拿手好戏。他们精心导演每一次会面：红地毯、仪仗队、国宴，再配上几句精挑细选的故作深沉中国成语。共产党的职业官僚，摇身一变，就成了满腹五千年中华智慧的“哲人王”。外国贵宾常常听得如痴如醉。而中国老百姓自己却往往一头雾水，不明白为什么老外如此容易上当受骗。很多被包装给外国人听的所谓“中国智慧”，其实不过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普通俗语。这种场面很像政治讽刺电影《妙人奇迹》（Being There）：园丁钱斯随口谈谈花草树木、春夏秋冬，一群自以为聪明绝顶的精英却硬是从中听出了关于经济、政治和文明兴衰的惊世智慧。中共已经把“园丁钱斯”式的荒诞表演，发展成了一门地缘政治艺术。江泽民当年特别喜欢在外国人面前显示自己的博学，最著名的表演之一就是不厌其烦地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一个列宁主义独裁政权的总书记，靠背诵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主宣言之一，来证明自己如何文明、如何有学问，而根本仇视“民有、民治、民享”。习近平也有一种近乎无法抑制的欲望，希望外国领导人把他看成思想深邃、博古通今的伟大人物。然而在中国民间，他却经常被讥讽为一个盛气凌人却不知所云的“小熊维尼”，更以不断失言、频频出洋相而闻名。问题是：真正更加荒唐的，究竟是江泽民和习近平的表演，还是那些竟然被这种表演打动的西方观众？西方对所谓中国人“面子”的迷恋，也是同一种轻信。几十年来，美国人不断被告诫：千万不能公开批评北京，因为“中国文化特别重视面子”，公开批评会让中国领导人感到羞辱。这种说法常常被包装成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其实，它更多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家长主义。中国人不是什么需要西方文明人小心翼翼照顾“面子”的奇异前现代民族。更重要的是，统治北京的那批人，也不是什么感情脆弱、沉浸于古老礼教的儒家圣贤。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官员。他们手里有核武器、有情报机构、有宣传机器，还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事实上，用“中国文化”解释中共行为，完全把历史说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不是中国的文化遗产，而是一套从西方输入中国、再通过列宁主义党国机器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激进意识形态。它的政治词汇来自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来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殊死斗争，来自民主集中制、统一战线、意识形态纪律和党的绝对领导。把列宁主义误当成“中国文化”，是西方最顽固、也最傲慢的认知错误之一。密室外交还有另一个严重后果：它让美国的盟友担惊受怕。每当一位美国总统和中共总书记一起消失在紧闭的大门之后，台湾、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其他美国伙伴都会本能地问：他们在谈什么？华盛顿会不会拿我们的利益做交易？即使美国最终没有作出任何让步，秘密本身也会制造猜疑。而美国盟友之间的猜疑和不安，本身就是北京的战略胜利。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不应该与中国对话。两个核大国必须保持沟通。有些外交谈判也确实需要保密。但是，保密只能是一种外交手段，绝不能变成一种外交信仰。美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应该恰恰相反：能公开，就公开；能记录，就记录；能验证，就验证。重大谅解必须落实成文字；美国自己的专业翻译必须在场；盟友必须得到咨询；中共作出的重要承诺，只要可能就应该公开记录；一旦违约，就应该公开揭露。至于北京私下作出的保证，在没有转化成可以观察、可以验证的实际行动之前，应该一文不值。最重要的是，华盛顿应该改掉一个几十年来的坏习惯：不要再那么害怕让中共难堪。有时候，让它难堪恰恰非常必要。一个耗费天文数字般资源封锁信息、监禁异议人士、篡改历史、维持庞大宣传机器的独裁政权，其实已经主动告诉了我们它最害怕什么。它害怕真相。它害怕公开。它尤其害怕真相被公开。阳光能够做到北京又一场精美的国宴永远做不到的事情。它能够提高撒谎的代价，让美国的盟友放心，也能够剥夺北京对不同对象讲不同故事的空间。五十多年来，美国外交界太多人相信一个奇怪的假设：只要把门关起来，没有记者，没有公众，没有盟友在旁边看著，中共就会突然变得更加理性、更加务实、更加讲信用。历史证明的恰恰相反。在密室里，北京可以奉承，可以恫吓，可以挑拨，可以曲解，可以信誓旦旦，也可以随意许诺。到了阳光之下，它才必须为自己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负责。中共从来很少向密室里的耳语低头。真正能够迫使它退让的，是把真相公之于世，把外交置于阳光之下，让欺骗无所遁形，让背信付出代价，让公然对抗的成本高到它无法承受。对付中共，密室里的耳语改变不了它；阳光下的真相才可能迫使它改变。历史至今没有证明过相反的道理。 (来源：作者X 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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