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与四二五事件

【人民报消息】8月12日，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去世。在朱镕基去世之际，我想起当年朱镕基处理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事件的情形。朱镕基生前与法轮功学员有过一次面对面的接触。这次接触发生在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上访之时。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一大早，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法轮功学员，在警察的引导下，分别站立在中南海北门外和西门外的马路边上。据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的石采东等人回忆，那天早上8点左右，朱镕基带著几名工作人员从中南海西门出来，直接来到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中间。朱镕基问：“你们为什么到这来？谁叫你们来的？”有学员回答说：“我们要炼功，我们要修炼。”朱镕基又问：“谁不让你们炼了？”有学员回答说：“天津抓人了。” 朱镕基说：“你们有什么问题，派代表来，我带你们进去谈。” 朱镕基让学员选代表进去反映情况。由于学员都说代表自己，朱镕基就随手点了自己面前的三个学员，说：“你们可以跟我进去谈吗？”三个学员都表示同意。于是，朱镕基便带著他们往中南海西门走去。快到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前，朱镕基说：“我找信访局局长跟你们谈。”然后，转向工作人员，吩咐他们找人。之后，工作人员带三个学员左转进了传达室，而朱镕基则进中南海上班去了。在传达室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的负责人认真听取了三位学员反映的情况，并记录下了他们提出的三点诉求：（1）释放天津被抓捕的40多名法轮功学员；（2）给法轮功学员提供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3）允许法轮功的著作公开出版发行。随后，中办国办信访局的负责人说：他们将向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汇报。当天下午，为了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中办国办信访局有关领导请法轮功研究会的工作人员李昌等到中南海反映情况。当晚9点左右，李昌等人出来后告知大家：天津40多名法轮功学员已经全部获释，请大家回家。现场法轮功学员立即有序撤离，地上连一片纸屑也没有留下，连警察丢弃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走了。 4.25事件当天，朱镕基亲自出面处理法轮功学员上访问题说明了以下三点： 第一，朱镕基没有回避矛盾，而是直面矛盾。 1999年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上访，是当时的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江泽民长期回避矛盾、掩盖矛盾、积累矛盾，乃至激化矛盾的结果。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中国东北的长春市传出，因袪病健身、净化身心有奇效，迅速传遍中国大陆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传到香港、澳门和台湾，传到欧、美、亚、澳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随著学炼法轮功的人数越来越多，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开始使坏了。 1996年7月24日，新闻出版署下发文件，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等法轮功书籍，对现有书籍进行收缴、封存。 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这个通知给法轮功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以秘密方式，深入调查、搜集法轮功“违法犯罪”的证据。此后，全国许多地方的基层公安机关，出现诸多干扰、破坏、阻挠法轮功学员正常学法、炼功事件。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甚至发出朝公发（1998）37号文件《关于禁止法轮功非法活动的通知》，下令对法轮功“立即予以取缔”。 1999年4月23、24日，天津发生殴打、非法抓捕4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从1996年起，法轮功学员曾长时间接连不断地给时任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写信反映法轮功问题。比如，1998年8月初，4.25事件发生前约9个月，空军指挥学院教授于长新等21名法轮功学员联名致信江泽民，没有引起重视。 1998年8月中旬，4.25事件发生前8个月，作为一名中纪委监察部官员，同时也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我写了一封反映法轮功问题的信，以挂号信方式，寄给江泽民，没有引起重视。 1998年8月底，4.25事件发生前7个多月，中纪委监察部副局级官员葛秀兰等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致信江泽民，也没有引起重视。也就是说，从1996年起，无论法轮功学员给江泽民写了多少封信，多长时间的信，措辞多么真诚、恳切的信，江泽民全都不予理睬。直至1999年4月23、24日天津发生殴打、非法抓捕4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之后，法轮功学员才不得不到北京中办国办信访局上访。当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南海之后，朱镕基没有采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态度，更没有采取与上访学员对立的态度，而是来到学员中间询问情况，挑选学员代表到中南海，吩咐中办国办信访局领导听取学员的意见。在朱镕基总理的直接过问下，当天晚上，天津40多名法轮功学员全部获释。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当矛盾发生之后，最重要的是能够直面矛盾，然后化解矛盾，这样，才能保持社会谐和、稳定。 4.25事件发生当天，朱镕基总理对待矛盾的方式，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朱镕基当时对法轮功的看法是正面的。 1998年5月11日，原来由中共公安部等9部委共管的气功，改为由国家体育总局统一管理。 1998年5月15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亲赴法轮功的发源地长春视察法轮功学员炼功情况。当晚，中央电视台晚10时在第一套节目《晚间新闻》和第五套节目中分别对此作了报导。 1998年10月，国家体育总局派调研组到长春对法轮功进行调研。组长邱玉才，组员有管谦、李志超。管谦是前中共军队总参谋部通信部政委，时任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李志超是中国中医研究院教授、高级工程师。调研组在长春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研，除到炼功点明察暗访外，还在10月20日召开了52名法轮功学员参加的座谈会，其中包括老红军、现职军级官员、政府官员、大学教授、企业家、居委会主任、工人等。在认真听取法轮功学员发言后，邱玉才说：“关于法轮功问题，国家体总委托我和管谦、李志超，到长春对法轮功做一个了解。 “通过调查了解，长春有十几万人在炼法轮功，而且层次较高，有十几所大专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级干部，还有从工人到知识分子各个层面上的都有，确实功效很显著。这一方面没有疑议。 “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是很显著的，这个要充分肯定。 “对于在座的各位认真负责地为我们介绍你们修炼法轮功的情况和你们的看法，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要如实地、实事求是地把你们的情况向国家体总和评委会同志们介绍、汇报。” 1999年2月，美国“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曾刊文讨论中国当时出现的“气功热”。文章写道：“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说：‘法轮功和其它气功可以使每人每年节省医药费1,000元。如果炼功人是1亿人，就可以节省1000亿元。’朱镕基对此非常高兴，（认为）国家可以更好地使用这笔钱了。” “美国之音”2009年9月10日援引香港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报告说：“朱镕基两次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同江泽民进行了争辩，认为如果对法轮功问题不谨慎处理，就会激化矛盾。江泽民认为，‘六四’十周年来临的非常敏感时期，一定要采取强硬措施对付法轮功，否则会亡党、亡国。该中心说，这个信息来自一个相当可靠的消息人士。” 第三，朱镕基见证了法轮功学员没有“围攻”中南海。 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为了给镇压找借口，诬蔑法轮功学员4.25上访是所谓“围攻”中南海。什么叫“围攻”？顾名思义，就是包围、攻击。1999年4月25日那天，虽然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达到上万人，但是，他们没有“包围”中南海。他们是在警察的引导下，按照警察的指示分别站立在中南海北门和西门外的马路旁边。中南海正门——新华门外，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他们更没有“攻击”中南海。那天的请愿活动，从早到晚，平和宁静，秩序井然。法轮功学员没有打横幅，没有喊口号，没有发表演讲，没有散发传单，没有大声喧哗，没有阻塞交通，更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论和行为，大多数人都是静静地站著，或在看书，或在炼功，或在小声交谈。警察站在一边，或抽烟，或聊天，或来回走动，全都很放松。朱镕基之所以非常放松地走到中南海西门外的法轮功学员中，跟大家交谈，还选代表进中南海反映意见，也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法轮功学员有任何不好的表现，他来到法轮功学员中间没有任何安全上的担心。如果真的发生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事件，朱镕基可能那么坦然地来到法轮功学员中间吗？可以说，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就是法轮功学员没有“围攻”中南海的见证人。结语同样面对4.25事件，中共党魁江泽民与朱镕基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他把法轮功学员当成了敌人，把法轮功学员合情合理合法的诉求，当成了敌对行动。当晚，江在写给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中，居然得出了必须“战胜法轮功”的结论。江泽民唯一在乎的是他手中的权力。他担心学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可能危及他的权力，听不进关于法轮功的任何真话，非要镇压法轮功不可。在江泽民利用他的权势将他个人“战胜法轮功”的看法强加给全党之后，朱镕基在“党性至上”的驱使下，不得不跟江保持一致，在法轮功问题上，最终没能守住底线，而成千古憾事。 --大纪元 △

反馈信箱：[email protected]
Copyright© RMB Public Foundatio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