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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奇任新職 百度不敢說 中共高層在怕啥?
雷鳴仁
【人民報消息】最近看到一條消息指出,中共內部於2025年底悄悄成立了「中央社會治理工作領導小組」,由政治局常委蔡奇擔任組長,中央統戰部長李干杰、中央宣傳部長李書磊、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中央深改辦常務副主任穆虹等人是副組長。 報導稱,中共成立這個「中央社會治理工作領導小組」的目的是健全中共領導社會工作的機制,加強社會治理工作,以維護社會穩定。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中共對於成立「中央社會治理工作領導小組」一直秘而不宣,在大陸的百度上,也是搜不到相關消息。一直到香港《明報》報導了中共地方政府召開相關會議,外界才知道了「中央社會治理工作領導小組」的存在。 中共心裡非常清楚,在經濟大崩盤、老百姓飯碗都保不住的時候,大規模成立這種「專門針對底層、針對新經濟組織」的治安管控機構,一旦大張旗鼓宣傳,只會引發社會更強烈的恐慌與反彈。所以他們只能「暗度陳倉」,用高層領導小組的形式進行內部秘密運作。 一、 蔡奇出頭:高層恐懼達到最高峰 蔡奇是習近平最信任的「鐵腕執行者」,曾高調清理北京「低端人口」,蔡奇當年那句「到了基層,就是要真刀真槍、就是要碰硬、就是要見血」,把體制對底層百姓的冷酷無情展現得淋漓盡致。 現在,習近平任命蔡奇擔任組長,加上統戰部(李幹傑)、宣傳部(李書磊)、政法委(陳文清)等重磅一把手全部出任副組長,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社會維穩」已經超越了傳統的民政或警察範疇,被直接升格為凌駕於各部委之上的最高政治任務。 這說明中共認為單靠警察已經蓋不住民怨,無力解決信訪的問題,必須動用全黨所有的國家機器,對社會進行「全網格化的圍剿」。 二、舊有的「網格化控制」燒錢燒不起了 中共前領導人趙紫陽的智囊、學者吳國光曾稱中央社會工作部是「極權補丁」。這個詞用得極其精準。 過去中共靠什麼維穩?靠龐大的財政預算,養著警察、輔警、城管、網格員和居委會。 但是,現在經濟嚴重衰退,地方政府窮到連體制內的薪水都發不出來,爆發了嚴重的債務危機。以前靠「花錢買平安」、給網格員發高工資來維持社區控制的模式,已經難以為繼。 三、 中共把手伸進「最窮、最怨、最容易結社」的人群 仔細看看官方公布的中央社會工作部管轄範圍,簡直就是一份「中共最害怕的社會高危群體清單」: 首先是管控訪民。在中共眼裡,訪民是社會火山爆發點,他們極有可能是底層最堅定的反共因素,無論是白紙革命,還是白髮革命,或者全國各地的討薪潮、反拆遷、護農田等群體事件中,抗議人群高喊「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打倒共產黨」、「打到習近平」的呼聲此起彼落。所以習近平決定把國家信訪局直接劃歸社工部管轄。 中共以為這樣做可以破除地方政府的「隱瞞與利益包庇」,從「事後滅火(截訪)」變成「事前情報控管(精準打擊)」,利用大數據,在訪民剛買火車票、甚至剛在群組裡發起號召的瞬間,就在當地進行「精準管控」或「預防性拘留」。 以前訪民是「各省截訪」,現在是中央統一精準維穩,就是怕這些被官府逼到走投無路的人連成一片。 港媒的報導中提到,習近平要求要抓好外賣員、快遞員、網約車司機這 8400 萬人的「黨建」。 經濟低迷導致數以億計的人脫離了傳統的體制單位——失業青年、網紅、外賣騎手、滴滴司機、私企員工、靈活就業人員。這些人在過去被稱為「網外之魚」,當他們活不下去的時候,就隨時可能成為點燃社會抗爭的火種。 而且,這群人天天在街上跑,彼此有通訊群組、有極強的動員能力,他們正是被極權經濟壓得最慘、最有可能爆發集體抗議(如罷工、堵路)的人。 習近平決定把黨支部建立到快遞站、外賣騎手驛站,說白了就是在這些最具爆發力的底層勞工中間建立「告密系統」,把任何集結、抗議的苗頭直接掐死在萌芽狀態。 此外,中共企圖徹底封殺民間自發組織的可能,連志願者(義工)團隊都要由黨委統一管起來,堅決防止出現像烏克蘭「橘色革命」或香港「反送中」那樣由民間自發網絡推動的抗爭。 四、 「極權補丁」補得住「經濟大破洞」嗎? 中共的算盤打得很好:既然給不了老百姓工作和福利,那就給老百姓加上更重的枷鎖,用廉價的「社區工作者」和「監控網格」把每個人死死定在社會格子裡。 但這種做法,恰恰暴露了中南海極度的心虛與恐懼:越維穩,越消耗有限資源,尤其是經濟越差,產生的社會不滿就越多;不滿越多,維穩隊伍就要擴張得越大。但這龐大的社區監控人員本身也是要吃飯的!這形成了一個「經濟越差 → 維穩成本越高 → 財政更崩潰」的死循環。 正常的社會需要洩壓閥(如新聞監督、工會維權、法律救濟),但中共社工部卻是把最後一點點民間自救和訴苦的管道全部堵死。把高壓鍋的螺絲全部擰緊,結果絕不是「社會和諧」,而是當壓力達到臨界點時,一場無法預測的集體大爆炸。 可見,中共成立「中央社會治理工作領導小組」,不是為了「加強社區服務」,而是在「為經濟崩潰後的社會大動盪做預防性戒嚴」。 中共一邊對外宣稱「經濟大好、維護勞工權益」,一邊卻在暗地裡由蔡奇領軍,把政法、宣傳、統戰全拉進來,成立頂級的「社會治理小組」,對 8400 萬最窮的外賣員與靈活就業者張開大網。 當一個政權需要把黨支部建到外賣員的電動車上、建到社區志願者的小紅帽上時,恰恰證明了它已經對支持中共繼續執政的社會基礎失去了基本信任。這種窮途末路下的「極權補丁」,非但補不上經濟大蕭條的巨洞,反而只會加速社會總矛盾的總爆發。 (人民報首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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