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最近看到一條消息指出，中共內部於2025年底悄悄成立了「中央社會治理工作領導小組」，由政治局常委蔡奇擔任組長，中央統戰部長李干杰、中央宣傳部長李書磊、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中央深改辦常務副主任穆虹等人是副組長。
報導稱，中共成立這個「中央社會治理工作領導小組」的目的是健全中共領導社會工作的機制，加強社會治理工作，以維護社會穩定。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中共對於成立「中央社會治理工作領導小組」一直秘而不宣，在大陸的百度上，也是搜不到相關消息。一直到香港《明報》報導了中共地方政府召開相關會議，外界才知道了「中央社會治理工作領導小組」的存在。
中共心裡非常清楚，在經濟大崩盤、老百姓飯碗都保不住的時候，大規模成立這種「專門針對底層、針對新經濟組織」的治安管控機構，一旦大張旗鼓宣傳，只會引發社會更強烈的恐慌與反彈。所以他們只能「暗度陳倉」，用高層領導小組的形式進行內部秘密運作。
一、 蔡奇出頭：高層恐懼達到最高峰
蔡奇是習近平最信任的「鐵腕執行者」，曾高調清理北京「低端人口」，蔡奇當年那句「到了基層，就是要真刀真槍、就是要碰硬、就是要見血」，把體制對底層百姓的冷酷無情展現得淋漓盡致。
現在，習近平任命蔡奇擔任組長，加上統戰部（李幹傑）、宣傳部（李書磊）、政法委（陳文清）等重磅一把手全部出任副組長，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社會維穩」已經超越了傳統的民政或警察範疇，被直接升格為凌駕於各部委之上的最高政治任務。
這說明中共認為單靠警察已經蓋不住民怨，無力解決信訪的問題，必須動用全黨所有的國家機器，對社會進行「全網格化的圍剿」。
二、舊有的「網格化控制」燒錢燒不起了
中共前領導人趙紫陽的智囊、學者吳國光曾稱中央社會工作部是「極權補丁」。這個詞用得極其精準。
過去中共靠什麼維穩？靠龐大的財政預算，養著警察、輔警、城管、網格員和居委會。
但是，現在經濟嚴重衰退，地方政府窮到連體制內的薪水都發不出來，爆發了嚴重的債務危機。以前靠「花錢買平安」、給網格員發高工資來維持社區控制的模式，已經難以為繼。
三、 中共把手伸進「最窮、最怨、最容易結社」的人群
仔細看看官方公布的中央社會工作部管轄範圍，簡直就是一份「中共最害怕的社會高危群體清單」：
首先是管控訪民。在中共眼裡，訪民是社會火山爆發點，他們極有可能是底層最堅定的反共因素，無論是白紙革命，還是白髮革命，或者全國各地的討薪潮、反拆遷、護農田等群體事件中，抗議人群高喊「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打倒共產黨」、「打到習近平」的呼聲此起彼落。所以習近平決定把國家信訪局直接劃歸社工部管轄。
中共以為這樣做可以破除地方政府的「隱瞞與利益包庇」，從「事後滅火（截訪）」變成「事前情報控管（精準打擊）」，利用大數據，在訪民剛買火車票、甚至剛在群組裡發起號召的瞬間，就在當地進行「精準管控」或「預防性拘留」。
以前訪民是「各省截訪」，現在是中央統一精準維穩，就是怕這些被官府逼到走投無路的人連成一片。
港媒的報導中提到，習近平要求要抓好外賣員、快遞員、網約車司機這 8400 萬人的「黨建」。
經濟低迷導致數以億計的人脫離了傳統的體制單位——失業青年、網紅、外賣騎手、滴滴司機、私企員工、靈活就業人員。這些人在過去被稱為「網外之魚」，當他們活不下去的時候，就隨時可能成為點燃社會抗爭的火種。
而且，這群人天天在街上跑，彼此有通訊群組、有極強的動員能力，他們正是被極權經濟壓得最慘、最有可能爆發集體抗議（如罷工、堵路）的人。
習近平決定把黨支部建立到快遞站、外賣騎手驛站，說白了就是在這些最具爆發力的底層勞工中間建立「告密系統」，把任何集結、抗議的苗頭直接掐死在萌芽狀態。
此外，中共企圖徹底封殺民間自發組織的可能，連志願者（義工）團隊都要由黨委統一管起來，堅決防止出現像烏克蘭「橘色革命」或香港「反送中」那樣由民間自發網絡推動的抗爭。
四、 「極權補丁」補得住「經濟大破洞」嗎？
中共的算盤打得很好：既然給不了老百姓工作和福利，那就給老百姓加上更重的枷鎖，用廉價的「社區工作者」和「監控網格」把每個人死死定在社會格子裡。
但這種做法，恰恰暴露了中南海極度的心虛與恐懼：越維穩，越消耗有限資源，尤其是經濟越差，產生的社會不滿就越多；不滿越多，維穩隊伍就要擴張得越大。但這龐大的社區監控人員本身也是要吃飯的！這形成了一個「經濟越差 → 維穩成本越高 → 財政更崩潰」的死循環。
正常的社會需要洩壓閥（如新聞監督、工會維權、法律救濟），但中共社工部卻是把最後一點點民間自救和訴苦的管道全部堵死。把高壓鍋的螺絲全部擰緊，結果絕不是「社會和諧」，而是當壓力達到臨界點時，一場無法預測的集體大爆炸。
可見，中共成立「中央社會治理工作領導小組」，不是為了「加強社區服務」，而是在「為經濟崩潰後的社會大動盪做預防性戒嚴」。
中共一邊對外宣稱「經濟大好、維護勞工權益」，一邊卻在暗地裡由蔡奇領軍，把政法、宣傳、統戰全拉進來，成立頂級的「社會治理小組」，對 8400 萬最窮的外賣員與靈活就業者張開大網。
當一個政權需要把黨支部建到外賣員的電動車上、建到社區志願者的小紅帽上時，恰恰證明了它已經對支持中共繼續執政的社會基礎失去了基本信任。這種窮途末路下的「極權補丁」，非但補不上經濟大蕭條的巨洞，反而只會加速社會總矛盾的總爆發。
（人民報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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