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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胜利我们无路可退 ——美國朝野對抗中共進入新階段
2024年4月14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范吉編譯報導）美國朝野對抗中共、圍剿中共的政策、奇謀和民意不斷升級。4月10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除了胜利我们无路可退》的文章，作者之一是曾担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的中国通马特·波廷杰（Matt Pottinger），他的中文名叫博明；另一位作者是担任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的美国共和党要員麦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以下是文章全文翻譯：
除了胜利我们无路可退
在阿富汗、烏克蘭和中東的威懾失敗之際，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卻相對成為一個亮點。政府加強了美國在亞洲的同盟關係，限制了中國對關鍵美國技術的存取，並且支持了兩黨對競爭的共識。然而，政府正因陷入一個熟悉的陷阱而浪費這些早期成就：優先追求與中國領導層的短期緩和，卻忽視了長期戰勝其惡意策略的重要性。拜登團隊的「管理競爭」政策，可能會過分強調過程而非結果，犧牲全球安全以換取雙邊穩定，並推動那些表面上追求合作但實際上只會導致自滿的外交舉措。
美國不應僅僅管理與中國的競爭，而應該致力於取勝。北京正在推動一系列全球性計劃，目的是瓦解西方並建立一個反民主秩序。它支持俄羅斯、伊朗、北韓和委內瑞拉等擴張主義獨裁政權。自2020年以來，它的核武器庫增加了一倍多，並且正在以自二戰以來最快的速度擴充其常規軍力。這些行動顯示中國並不僅僅追求僵持。美國也不應該這樣做。
勝利將會是怎樣的？中國的共產黨領導層將放棄在與美國及其盟友的熱戰或冷戰中取得優勢的企圖。中國人民——從統治階層到普通市民——將會被激勵去探索新的發展和治理模式，這些模式不依賴於國內壓制和對外的敵對行為。
除了對終極目標有更明確的認識之外，美國需要認識到，實現這一目標將需要在美中關係中引入更多的摩擦。華盛頓需要採取可能會感到不適的對抗性言辭和政策，但這些實際上是必要的，以重新確立北京及其追隨者所侵犯的界線。這意味著要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因其煽動全球混亂的政策付出代價。這意味著要坦率地討論中國如何損害美國利益。這意味著要迅速提升美國的防衛能力，以對北京形成明顯的質量優勢。這意味著要切斷中國對西方技術的存取，並阻撓習近平將國家財富轉化為軍事力量的企圖。這還意味著只有在美國實力被華盛頓和北京雙方認可的情況下，才進行與北京的密集外交。
沒有國家會對發動新一輪冷戰感到興奮。但中共領導層已對美國發起了一場隱形的冷戰。華盛頓不應該否認這場角力的存在，反而應該主動接受並爭取勝利。那些若無其事地否認冷戰存在的溫和言論，反而可能招致真正的戰爭；這樣的態度向美國民眾顯示出自滿，對中國領導層則是妥協。如同最初的冷戰，新冷戰的勝利不會依靠妥協或猶豫不決的言辭。要取得勝利，我們必須公開承認，一個進行種族滅絕、煽動衝突並威脅戰爭的極權政權永遠不可能成為值得信賴的夥伴。正如 1970 年代華盛頓對蘇聯採取的失敗緩和政策，當前的策略將無法從中國領導人那裡換來多少合作，反而會加固他們認為可以肆無忌憚地破壞世界秩序的信念。
拜登政府的新出發點
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起初似乎充滿希望。總統 Joe Biden 延續了前任 Donald Trump 對中國出口產品徵收的關稅，這是對中國大規模盜竊美國智慧財產的回應。他也對 Trump 下達的一些行政命令進行了調整，這些命令旨在限制對與中國軍方有關聯的公司的投資，並禁止進口被認為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中國技術。特別值得一提的是，Biden 在 2022 年 10 月大幅擴大了對高端半導體及其製造設備出口的控制，這一舉措放慢了北京主導先進微晶片製造的計劃。在亞洲，Biden 的外交團隊加強了與長期盟友和新夥伴的聯繫。他們組織了四方安全對話（Quad）的首次峰會，匯聚了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的領袖，並舉辦了日本和韓國領導人的高規格三邊峰會。Biden 還推出了 AUKUS 防禦協定，這是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之間的合作。
然而，現實卻是侵略來自意料之外的方向——歐洲。在入侵烏克蘭前不到三周，俄羅斯總統 Vladimir Putin 在北京與 習簽訂了一項「無限制」的安全協議。入侵後，Biden 通過視頻通話向習發出警告，表明如果中國對莫斯科提供「實質支援」，美國將實施全面制裁。儘管如此，習仍然找到了多種方式支持俄羅斯的戰爭機器，包括提供半導體、無人機、火藥和其他物資。中國還通過換取俄羅斯的大量石油，為莫斯科提供了迫切需要的資金。據美國國務院稱，中國官員在全球範圍內為親俄宣傳花費的金額甚至超過了俄羅斯本身。
北京正在與伊朗和北韓加強合作，儘管這些政權正向莫斯科提供武器，助其在歐洲進行戰爭。與此同時，華盛頓卻在推行一系列孤立的政策——同時對抗俄羅斯、安撫伊朗、遏制北韓，並與中國進行既競爭又合作的策略——這些政策合在一起顯然缺乏一致性。實際上，習近平在拜登政府上任之初所預言的局勢正在成為現實：「世界最顯著的特點，用一個詞來形容，就是『混亂』，這一趨勢似乎將持續存在，」習在 2021 年 1 月的共產黨高層研討會上表示。習清楚地表明，這種混亂對中國是有利的。「時代和潮流站在我們這邊，」他說，並強調「總體來看，機遇大於挑戰。」到了 2023 年 3 月，習表明他不僅是全球動盪的受益者，更是其幕後推手。「現在，我們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他在克里姆林宮訪問結束時對普京表示，「而我們正是推動這些變化的力量。」
如果有一個合適的時機來指責北京製造混亂，並對其採取系統性的應對措施，那應該是 2023 年初。然而，令人費解的是，拜登卻採取了相反的行動。2 月 1 日，蒙大拿州居民目睹了一個巨大的白色氣球向東漂移。政府已經在追蹤這個中國間諜氣球，但原本打算不向公眾通報就讓它飛過。在政治壓力下，拜登命令氣球一旦飛抵大西洋就將其擊落，國務卿布林肯也因此延後了計劃中的訪問北京之行以示抗議。有報導指出，政府之所以對氣球事件保持沉默，是為了蒐集情報。但是，美國政府在其他情況下對北京的挑釁行為採取低調回應的模式，似乎仍將持續。
溫和的聲明，若裝作冷戰不存在，反而可能會誤導地引發熱戰。
2023年6月，媒體洩露的消息顯示，北京計畫在古巴建立一個聯合軍事訓練基地，並已在當地發展了一個針對美國的信號情報設施，這一舉動令人聯想到冷戰時期的情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發言人否認了有關間諜設施的報導，而一位匿名的白宮官員則對此表示淡化，認為中國在古巴的間諜活動「並非新事」。此外，對於新的證據顯示 COVID-19 可能源於中國實驗室的意外洩漏，美國政府也未予以重視。如果這種病毒在逃逸前已被人為增強，並導致全球約2700萬人死亡，那麼這一發現將成為人類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其重要性堪比核武器的出現，這迫切需要美國領導全球對危險生物研究進行管控。
2023年春季，隨著北京的行動日益大膽，拜登政府啟動了一場白宮稱之為「全員上陣」的外交行動。然而，這場行動並非旨在對北京施壓，而是在5月至8月期間派遣了五位內閣級美國官員訪問中國，以此來討好對方。布林肯在6月與習近平的會晤象徵了這種關係動態。習近平此前不久還與億萬富翁比爾·蓋茨友好地會面，而美國國務卿卻在人民大會堂的會議桌旁被安排在一旁。多年來，這是首次美國在雙邊關係中被定位為請求方。
那麼，美國通過這些外交努力換來了什麼？拜登政府認為的收益包括：北京承諾恢復之前單方面暫停的軍事對話、就人工智能的負責任使用開展新的對話（北京已在社交媒體上利用這項技術對美國人民進行假圖像和宣傳攻擊），以及初步合作遏制流入美國的芬太尼前體化學品（這些化學品主要由中國公司供應）。
在10月7日哈馬斯在以色列的襲擊事件後，習近平將美國的姿態視為軟弱的疑慮被消除。北京通過TikTok散播大量反以色列和反美宣傳，該平台的算法受到中共的控制。中國外交官會見了哈馬斯領導人，為該恐怖組織提供外交掩護，並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否決了譴責哈馬斯的決議。此外，儘管美國提出了要求，北京幾乎沒有採取措施幫助遏制紅海上胡塞武裝對商船和美國戰艦的襲擊——這些襲擊是由該葉門叛軍組織使用伊朗導彈進行的，其中包括中國首創的技術。（不出所料，中國船隻通常被允許自由通過這個危險區域。）
不論是出於機會主義還是有著宏大藍圖，或者兩者兼具，習近平顯然在挑起危機中看到了對自己有利的機會，他希望這些危機能夠耗盡美國及其盟友的精力。在十月中旬的一次嚴肅的橢圓形辦公室演說中，拜登似乎深刻認識到了這一嚴峻形勢。「我們正處於歷史的一個關鍵時刻——我們今天所作的決定將決定未來數十年的走向，」他說。然而，令人費解的是，他在演講中沒有提及中國，這個他在演講中明確指出的侵略者的主要支持者：伊朗、北韓和俄羅斯。拜登的遺漏似乎給了北京一個免責的機會。
那個 70 年代的節目
當前局勢與 1970 年代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當時蘇聯在全球範圍內破壞美國的利益，對其盟友埃及在 1973 年對以色列的突然攻擊毫無預警；在安哥拉、葡萄牙和越南支持共產主義者；並迅速擴充其核武器庫，大力投資常規軍力。這些是緩和政策的苦果——這是由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和他的首席外交政策顧問亨利·基辛格所倡導的政策，後者在傑拉爾德·福特總統任內繼續實施這一策略。美國試圖透過壓力和誘因，以及淡化意識形態差異，將俄羅斯吸引進入一個全球權力的穩定平衡狀態。在緩和時期，美國削減了國防開支，對莫斯科的人權侵犯採取了迴避的態度。當時的假設是，蘇聯對於國外破壞行動的慾望會自我限制。
但俄羅斯人對緩和政策有著自己的計劃。正如歷史學家約翰·路易斯·加迪斯所指出的，蘇聯「可能將緩和視為一種工具，讓西方變得自滿，同時他們完成了組裝施壓的終極手段——成為美國全面軍事對手的出現。」尼克松和基辛格認為緩和能夠確保蘇聯在全球危機中提供幫助，並且如加迪斯所述，「將蘇聯綁入一個經濟關係網，使其難以，甚至不可能在未來採取對西方利益有害的行動。」但這項政策並未達成其既定目標。
1977 年，卡特總統上任時意圖延續「緩和政策」，但這策略對他來說也未奏效。他試圖將蘇聯損害美國利益的行為與其在武器控制上的合作分開處理，但最終在這兩方面都遭遇挫敗。蘇聯在全球範圍內變得更加侵略性，而美國國會對莫斯科的真誠度失去信心，拒絕批准卡特團隊辛苦談判的 SALT II 武器控制條約。同時，卡特的國安顧問布熱津斯基對「緩和政策」愈發懷疑。布熱津斯基認為，1978 年蘇聯支持數千名古巴士兵在非洲之角發動暴力革命，幫助埃塞俄比亞對抗索馬里，這是轉折點。他在日記中寫道，隔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成為武器控制談判的「致命一擊」，也是「緩和政策」的終結。
到了 1981 年雷根總統入主白宮時，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創意已岌岌可危。「緩和政策一直是蘇聯用來追求目標的單行道，」雷根在首次新聞發布會上明確表示，從而實際上終結了這一概念。
雷根致力於贏得而非僅僅管理冷戰。他坦率地揭露蘇聯威脅的本質，指出獨裁者常以誠實為侵略，使民主國家沉默。1987 年，當雷根準備在柏林牆附近發表演說時，他的助手們請求他刪除一句可能過於挑釁的話。他明智地拒絕了，發表了他任內最具標誌性的話語：「戈爾巴喬夫先生，請拆除這堵牆。」
無煙戰爭
當今，華盛頓必須採取類似態度，更積極地在中國境內傳播真實信息，讓中國公民能夠安全通訊。拆除或至少破壞中國的「防火長城」，應成為華盛頓當前策略的核心，正如當年雷根對待柏林牆一樣。
北京正在對美國發動一場激烈的信息戰，而美國儘管有先天優勢，卻在戰場上處於下風。習近平及其核心團隊認為自己在與西方進行一場關乎生死的意識形態戰。習近平在 2014 年的官方出版物中明言：「心靈控制」的戰鬥在無煙戰場上進行，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控制了戰場的一方能贏得人心，在所有競爭和衝突中占據主動。在意識形態戰場上，我們絕不能妥協或撤退，必須爭取全面勝利。
對習近平而言，互聯網是這場無硝煙戰爭的「主戰場」。學者袁鵬在2020年，還未以中國頂尖間諜機構副部長的新身份重現於世時，便已識破控制網絡言論的巨大力量：「在互聯網時代……真相與謊言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握了話語權。」習近平投入數十億美元打造和運用他所謂的「外部話語機制」，其他中國領導人也特別指出，像 TikTok 這樣的短視頻平台是話語權的「大喇叭」。他們毫不畏懼地使用這些大喇叭。根據 2024年2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的報告，中國宣傳機構運營的 TikTok 賬戶「據稱在 2022年美國中期選舉期間針對兩黨的候選人進行了操作」。
中共試圖主導全球話語權，它最渴望的，遠超其他，是來自美國及西方的沉默——對中國人權侵犯的沉默、對其對台灣的侵略行為的沉默，以及對西方自身堅守的信念的沉默，這些信念與黨的主張截然相反。因此，中共在這場無硝煙戰爭中的策略，很大程度上是要壓制它不願聽到的聲音——無論是在中國境內還是境外。真正具挑釁性的是美國的沉默——而非坦誠——因為這向中共表明，中國正在進步，而美國正在退步。
重新武裝、減少依賴、招募盟友
美國官員首先需要對與中國的競爭有清晰的認識。他們必須明白，若要遏止戰爭並在長遠中取得勝利，短期內緊張關係的升級是不可避免的。在接受這些現實後，他們需要制定一項更佳政策：重新武裝美軍、削弱中國的經濟影響力，並組建更廣泛的聯盟來對抗中國。
習近平正在為中國準備一場可能發生在台灣的戰爭。按照目前的發展軌跡，美國面臨著未能阻止這場戰爭的風險，這場戰爭可能導致數萬名美軍死亡，造成數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並可能終結我們所熟悉的全球秩序。為了避免這種未來，華盛頓必須立即建立並迅速增強足夠的軍事力量，以阻止習近平成功入侵台灣。然而，拜登政府最新的預算提案卻削弱了迫切需要的戰鬥力，計劃退役 10 艘船隻和 250 架飛機，並將維吉尼亞級潛艇的年產量目標從每年兩艘降至僅一艘。該預算僅補充了國會授權總統向台灣提供的 10 億美元軍事援助的一半。而在其 2023 年的追加預算請求中，白宮僅為印太地區的武器和工業基地開支要求了略超過 50 億美元——這僅占整個追加預算請求的五分之一。從預算趨勢來看，人們可能會誤以為現在是 1994 年，而不是 2024 年。
拜登政府應立即改變策略，撤銷這些實質上等同於通脹調整後的國防開支削減。華盛頓應該將國防開支從 GDP 的約 3% 提升到 4% 或甚至 5%，這仍然是冷戰時期開支的低端。為了在台灣海峽實現近期威懾，應該在未來五年內每年追加投入 200 億美元，這是迅速增加並分散亞洲足夠戰鬥力量所需的大致金額。理想情況下，這筆資金將被設立為一個專門的「威懾基金」，由國防部長監管，將資源分配給最符合台灣防衛需求的項目。
威懾基金應該是總統主導下，恢復美國在亞洲主導地位的長期努力的重點。首要任務應該是最大化現有生產線，並為亞洲的關鍵彈藥，如反艦和反飛機導彈，建立新的生產能力，這些導彈能在遠距離摧毀敵方目標。五角大樓也應該利用威懾基金來改進現有軍事系統，或甚至是民用技術，比如可用於防衛台灣的商業無人機。作為其「複製器計劃」的補充，該計劃要求軍種部署數千架低成本無人機，將台灣海峽變成所謂的「沸騰的護城河」，五角大樓應迅速採納其他創新解決方案。例如，可以分散部署隱藏在商業集裝箱中的導彈發射器，或部署動力聯合直接攻擊彈藥，這是一種低成本的套件，能將標準的 500 磅炸彈轉變為精確導引的巡航導彈。
中國最渴望從美國和西方獲得的，無非是沉默。
為了真正對中國構成威懾，美軍需要能夠進入打擊範圍。考慮到印太地區的海洋地理特徵，以及中國龐大導彈庫對美軍基地的威脅，美國國務院需要與盟友和夥伴國擴大軍事駐紮和訪問協議，以增強美軍在該區域的存在。同時，五角大樓也需加強該地區美軍設施的防護，並在太平洋各處預備必要的補給，包括燃料、彈藥和裝備。
然而，即便美國能夠遏制中國軍力，如果中國在經濟上對西方進行挾持，美國仍可能在新冷戰中失敗。北京正試圖利用其對全球供應鏈的控制和在關鍵新興技術領域的主導地位作為武器。為了削弱中國的影響力，並確保是美國而非中國引領未來關鍵技術的發展，華盛頓需要重新定義雙邊經濟關係的規則。首先，應取消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這一地位讓中國能夠在優惠條件下進入美國市場，並將中國轉移到一個新的關稅等級，對於美國國家安全和經濟競爭力至關重要的產品實施逐步提高的關稅。增收的關稅可以用來抵消美國出口商因中國報復措施而承擔的成本，以及加強美國在戰略產品供應鏈方面的能力。
華盛頓還必須切斷美國資金和技術流向那些支援北京軍事擴張和高科技監控系統的中國企業。拜登政府於 2023 年 8 月針對對中國的部分對外投資發布的行政命令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但這還不夠。華盛頓必須擴大投資限制範圍，涵蓋超音速、太空系統和新生物技術等關鍵和新興技術。此外，美國金融機構不應再提供投資於美國政府黑名單中的中國公司的公開交易金融產品，如交易所交易基金和共同基金。以現行對先進半導體的出口控制為例，商務部應該在量子計算和生物技術等美國創新的關鍵領域實施類似的出口禁令，以減少關鍵技術流向中國。
隨著中國加強對經濟自力更生的依賴，並逐步停止從西方進口工業產品，美國需要組建一個友好夥伴聯盟，深化彼此間的貿易往來。華盛頓應該與英國簽訂雙邊貿易協議，升級與日本的雙邊貿易協議，並與台灣建立新的貿易協定，這些協定未來可供該地區其他合格經濟體加入。美國應該推動一項印太數字貿易協定，以促進志同道合經濟體間數據的自由流通，並以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設定的高標準為基礎。
為了重整陳舊的國防工業基礎，美國應該通過從盟友國家招募有才能的工人來加速國防產業的創新。美國政府每年透過 EB-5 計劃發放約 10,000 個簽證，該計劃允許移民透過在美國企業的大筆投資獲得綠卡。然而，這個計劃充斥著欺詐，已經偏離了其創造就業的初衷，變成了一種讓中國等地的富豪成為永久居民的途徑。這些簽證應該重新定位為工作許可，發給那些在國防關鍵領域擁有高等學位的合作國家公民。
美國政府還需要招募新一代的冷戰戰士，讓他們的才華投入到與中國的競爭中。首先應該扭轉軍隊招募的危機，不是降低標準、承諾輕鬆的薪資，或是灌輸多元、公平、包容的意識形態，而是毫不避諱地宣揚精英、無視膚色、全志願軍隊的優點，並挑戰年輕美國人挺身而出。情報界也需要招募精通新興技術、金融和開源研究的專家，並簡化從私營部門到政府部門的過渡。國家安全機構需要在亞洲事務、中共的歷史和意識形態上培養深厚的專業知識。軍事學院和戰爭學院的課程，以及持續的專業軍事教育，都應該反映這種轉變。
最後，美國官員需要動員普通美國人參與這場鬥爭。儘管蘇聯和今日中國之間存在許多不同，但美國政策制定者對「冷戰」這一術語的謹慎態度，使他們忽略了它能夠動員社會的潛力。冷戰提供了一個框架，美國人可以用它來指導自己的決策，比如企業是否應該在中國設立敏感的研發中心，或者個人是否應該下載 TikTok。然而，左右兩翼的政治人物往往給人留下印象，認為與中國的競爭範圍狹窄，美國人可以不必擔憂地採取這些措施。他們想讓人們相信，與北京的競爭不應該過分牽動普通公民的關注，而應該通過白宮的精確政策和國會的立法來處理。
將中國視為一個正常國家
當今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奇特現象是，眾所周知的棘手問題——華盛頓在與北京的競爭中所追求的最終目標——竟成為一個禁忌，以至於無論政府如何更迭，都未曾明確闡述競爭的終極目標。拜登政府將「管理競爭」作為目標提出，但這其實不是一個真正的目標，而是一種手段，且是一種反效果的手段。華盛頓正讓其對華政策的目標淪為一種流程：原本應該用來推動美國利益的會議，反而成了自成一目的。
華盛頓不應該對越來越多中國人所期望的結局感到恐懼：一個擺脫共產主義獨裁束縛、能自主定位的中國。習近平的鐵腕政策甚至讓不少中共黨員意識到，導致中國近期繁榮、地位和個人幸福急劇下降的體制，需要重新審視。這個體制不僅創造了全面監控的國家、強迫勞動營和對境內少數族裔的種族滅絕，也褻瀆了中國的哲學和宗教——這些正是更優秀社會模式將來可能涌現的源泉。
多代美國領導人都認為，冷戰以戰爭或美國投降告終都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說 1970 年代給華盛頓帶來了什麼教訓，那就是試圖與一個強大而野心勃勃的列寧主義獨裁政權達成穩定而持久的權力平衡——即和解——最終會對美國造成反噬。最有效的策略，最終在里根時代得到了完善，是讓蘇聯意識到他們正走在一條必敗的道路上，這反過來又讓他們對自己的整個體制產生了疑問。
華盛頓正在讓其對華政策的目標淪為一種流程。
美國的勝利當然不僅屬於里根。它是基於兩黨總統制定的策略，並體現在像 NSC-68 這樣的文件中，這是 1950 年杜魯門政府的政策文件，主張美國的「政策和行動必須能夠促成蘇聯體制的根本變革」。從這份文件可以直接看到國家安全決策指令 75 的脈絡，這是 1983 年里根政府的命令，旨在「對蘇聯施加內部壓力，削弱其帝國主義的根源」。從某種程度上說，和解的年代，而非里根的年代，才是冷戰策略中的一次異常。
諷刺地，雷根最終與蘇聯的接觸比他的任何前任都更為全面且成效顯著——但前提是他先強化了華盛頓相對於莫斯科的經濟、軍事和道德地位，並且蘇聯出現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這樣的領導人，雷根才得以與之取得實質性進展。雷根深知，一切都在於先後順序。他也清楚，對抗的第一階段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他在 1982 年 5 月的國家安全戰略首項指令中預言：「八十年代可能會帶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峻的生存與福祉挑戰。」那確實是一段充滿緊張與不安的時期，在此期間，雷根公開指責蘇聯為「現代世界的邪惡焦點」，並刻意削弱其經濟，對抗其在全球範圍內的破壞性行動。然而，這些努力最終得到了回報。
習近平詆毀戈爾巴喬夫，模仿約瑟夫·斯大林的領導風格，一再證明他不是美國人可以共同解決問題的領導者。他是混亂的制造者。華盛頓應該努力削弱中共帝國主義的根源，並期待一位不像頑敵般行事的中國領導人出現。這並不意味著要強行更迭政權、進行顛覆或發動戰爭。但確實意味著要「實事求是」，正如中國領導人常說的那樣，並且要明白中共並不願意與推崇自由價值觀的大國無限期共存，因為這對其統治是一個根本性的威脅。
大量中國人民選擇離開祖國，這證明了他們渴望生活在尊重人權、遵守法治、提供豐富機會的國家。台灣的例子清楚地顯示，中國也有可能成為這樣的地方。實現這一目標的道路可能漫長。但對於美國自身的安全，以及中國人民的權利和抱負，這是唯一可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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