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羣書治要》是輯錄前人著述作諫書的一部匡政著作。

【人民報消息】《羣書治要》是唐貞觀初年，魏徵、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受命於唐太宗李世民，以輯錄前人著述作諫書的一部匡政著作。 《羣書治要》整理歷代帝王治國資政史料，擷取經、史、諸子百家中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精要彙編成書。「上始五帝，下迄晉年」，以「務乎政術，存乎勸戒」爲宗旨，從一萬四千多部、八萬九千多卷古籍中，「採摭羣書，剪截淫放」，博採典籍六十五種，共五十餘萬言，歷經數年，於貞觀五年（631年）編輯成書。目的在於尋求治國理政的要領，因此用《治要》作爲書名。 亡佚千年 重現中土 因爲當時中國雕版印刷尚未發達，加之唐末戰亂，致使此書至宋初已失傳。非常幸運的是，此書經由日本遣唐使帶到日本，從此被日本歷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爲圭臬，成爲學習研討中華文化的一部重要經典。 根據日本人細井德民爲《羣書治要》寫的「考例」中談到，「慎重考察我國（指日本）歷史，承和、貞觀年間（『貞觀』是日本第五十六代天皇年號，相當唐幹符二年，即公元875年），御前屢次講解此書，距離現在幾乎有一千年了，而（中國）宋代和明代的儒家學者沒有一個提到的，可見此書（在中國）已經散失很久了。」 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贈諸藩主和各位親臣，這就是今天流傳於世的天明本《羣書治要》。寬政八年（公元1796年）尾張藩主家以五部移送長崎海關掌管近藤重藏，託其轉達中華。近藤氏以一部存長崎聖堂，一部贈諏仿社，三部贈唐商館，由中國商人攜回，《羣書治要》重回東土。 嘉慶七年，鮑廷博輯《知不足齋叢書》，序中已言及天明本《羣書治要》。其後，《羣書治要》入阮元輯《宛委別藏》。民國年間，商務印書館曾將《羣書治要》重新排校出版，《羣書治要》得以傳世。 書成的由來 魏徵是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和史學家，因直言進諫，輔佐唐太宗創建「貞觀之治」的大業而青史留名。魏徵在《羣書治要》序言中，闡述了《羣書治要》書成的由來。 魏徵在序言中寫道，「聖上您生來富有才智，有着生而知之的聖明智慧，本性和天道相通，行爲和神明接近。用自己含而不露的美德潛移默化地改善了社會風俗，教化出前代國君沒有教化出的良好社會風氣；剋制自己，利益他人，完成歷代帝王所不能完成的偉業。北方異族的地域都歸入大唐的版圖，遠至海外的日本也都學習穿戴我朝服飾。天下和平安寧，人民生活美滿。然而我皇並不因此而沾沾自喜，態度謙恭溫和，處處以堯舜爲榜樣，言行有依有據，完全考察古聖先王的常道而行事，不只在平靜的水面上照看自己的容顏，更要從古聖先賢的教誨中得到治國的大道。」 「皇上認爲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內容繁多，百家的學術非常駁雜，想深入研究和完全掌握這些典籍，以此窮究天地萬物之理需要花費很多時間，而且收效甚微；即使全部閱讀，泛泛瀏覽雖然很廣博，但卻不得要領。因此，就下詔讓臣等採集摘錄各種書籍，刪除削減淫濫迂腐的內容，使古聖先王的傳世典籍得以彰明顯揚，發揚光大。」 「聖上的目的是爲了得到治國理政的方略。我們從羣書中選取重要的文段，這都是出自皇上的主張。我們力求摘取書中的精華內容和深刻思想，學習聖賢宏大深遠的志向，力求全面蒐集古人治國的綱領，而不是侷限於某一個方面。」 《羣書治要》從六經開始至諸子百家的著作，時間跨度上自五帝，下至晉朝，全書原本編爲五冊，共計五十卷。 《羣書治要》蘊含大量名句、格言、警句。唐代道家修煉得以廣泛弘揚，求道訪道者非常之多。太宗扶持正教，不計教派。歸正儒學，遵崇道家。這在《羣書治要》的摘選內容上可以體現出來。 名傳海外 影響深遠 《羣書治要》傳入日本，得到日本皇室的重視。根據日本島田翰着的《古文舊書考》稱：「《續日本後記》載：『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代開成三年，公元838年），天皇御清涼殿，令助教（日本官名）直道宿稱廣公讀《羣書治要》。』」日本《三代實錄》雲：「清和天皇貞觀十七年四月，天皇讀《羣書治要》。」由此可知，《羣書治要》在唐文宗時已傳入日本。至唐僖宗時，日本清和天皇任然「與大臣共研讀之」。日本嘉元（日本九十四代天皇年號）四年（公元1305年），《羣書治要》「以右大辦（日本官名）三位經雄卿本書寫點校畢」。 日本人林信敬在《羣書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裏寫道，「承和、貞觀年間（約公元834~876年），社會呈現安定繁榮的盛世局面，未必不是藉助這本書的力量所成就的。因此大凡領導人民、侍奉國君的人是不能夠忽略這本書的。」 林信敬還提到，《羣書治要》首先讓我們明白治國的大道，而後才能夠明白政治上的舉措；先讓我們明白設立教育的目的和初衷，然後才能明白學習的方向和歸宿。從深奧的訓誥、典謨到雄辯博大的史書、諸子百家著作中，把關於治理國家、勸誡君臣百姓的內容都一一選出，而沒有遺漏。 鑑覽前古 貽厥孫謀 魏徵認爲《羣書治要》不同於以往的《皇覽》諸書，它彙集了全書精華的片段，並命以新名。一律保持原書的體例，以便見本知末，明白事理的起源和結果。並且像丟棄春天花朵只採摘秋天的果實一樣，刪除無關緊要的內容，輯錄下經世治國的道理。一書之中，選錄的內容結構完整；一件事情錄選的內容全面完整。 魏徵對《羣書治要》有一段意味深長的總結，「用之當今，足以鑑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引而申之，觸類而長，蓋亦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庶弘茲九德，簡而易從。觀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業，開蕩蕩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並天地之貞觀；日用日新之德，將金鏡以長懸。」 大意是，用在當今，可以用它作爲學習古人經驗、處理現今事情的一面鏡子；流傳將來，可以提供給子孫後代作爲吸取經驗教訓的寶典。把其中的內容加以引申，可以解決各個方面的問題。本着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的原則，希望發揚光大自古以來的優良傳統美德，簡便而且容易照做。借鑑古聖先王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可以不用急促就能夠自然快速取得治國的成效，從而奠定王朝的基業，開創以道德仁義治國的大道，建立可以持久和廣大的功業，如同天地一樣恆久地守持正道而爲人們觀仰，讓日用日新的美德，如同一面金鏡高高懸掛，光照後世。 唐太宗贊《羣書治要》 唐太宗在讀《羣書治要》後，在《答魏徵上《羣書治要》手詔》中寫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爲勞也，不亦大哉！」唐太宗特令繕寫《羣書治要》十餘部，分賜太子及諸侯王以作從政龜鑑。 貞觀九年，唐太宗再次總結閱讀《羣書治要》的感受說，「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