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四大著名須生之死
 
林輝
 
2012-2-26
 
【人民報消息】在京劇界,“須生”指表演老生的演員。上個世紀30年代,著名須生余叔岩、高慶奎、馬連良、言菊朋各自創立了獨具風格的藝術流派,被稱為“四大須生”。其後,高慶奎因為嗓疾而漸退舞臺,余叔岩和言菊朋於40年代先後去世,“四大須生”的提法隨即有所變化。一種說法是馬連良、譚富英、楊寶森、奚嘯伯,一種說法是馬連良、譚富英、楊寶森、周信芳。他們各具特色的表演,為他們贏得了無數讚譽。

隨著中共於1949年建政,馬連良、譚富英、楊寶森、奚嘯伯、周信芳的命運也隨之起伏。其中比較“幸運”的是楊寶森,他於1958年病逝,沒有經歷文革的慘烈,而其他幾位或含冤被迫害致死,或身心受到傷害。

1965年,在毛澤東的授意下,江青等人在文藝界、史學界掀起了批判《海瑞罷官》的運動,這成為毛髮動文革的導火索。曾主演京劇《海瑞罷官》的馬連良也受牽連,被江青趕出了北京京劇團。文革爆發後不久,馬連良被打成“漢奸”、“戲霸”,還被抄了家,古董、文物和有價值物品全被洗劫一空。之後,他被關押在北京中和劇院休息廳用景片隔成的小屋內,並時常被揪出批鬥。

據其弟子回憶,馬連良在被隔離期間,一天,一個十六七歲的女“紅衛兵”手執鞭子,闖進所謂“黑屋”,命令裡面的所有人都跪下,讓他們逐個“交代”每人掙多少錢,馬先生自然也不例外。在“交代”後,“紅衛兵”又大聲斥責:“你們掙得太多了,每人每月只發給十二元生活費。”還有一次,開會批鬥所謂的“走資派”,馬連良被強迫陪鬥,其衰弱之狀讓人心痛。

淩辱和恐嚇將馬連良嚇的人體浮腫、不能進食。1966年12月的一天,馬連良在買完飯後摔了一跤,16日即含冤去世,時年66歲。他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我至今不明白,我怎麼了?我為什麼這樣了?不明白!”

此時在上海擔任京劇院院長、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的周信芳的命運也同樣令人扼腕。1965年,為了抵制江青,周信芳曾在上海京劇院黨總支會議上批評江青讓劇團停止演出,單打一地排“樣板戲”,耗資人民幣幾十萬,指責這是“勞民傷財”、“耽誤演員的青春”。不久,上海《文匯報》開始連篇累牘批判周信芳上演的《海瑞上疏》,上綱上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文革爆發後,周信芳與兒子周少麟就被扣押在京劇院交待問題。紅衛兵則直沖周宅,用磚頭石塊砸家養的警犬,用軍用的皮帶抽打其兒媳敏禎,揪住孫女玫玫要給她剪牛鬼頭示眾。敏禎被打昏,玫玫被嚇瘋。

據《周信芳傳》記載,1967年初,周信芳被押在高架電線修理車上游街示眾。他被反剪雙臂掛牌示眾,“鼻孔裏,嘴角上,都流著血,頭髮被緊緊揪住,臉青一塊紫一塊的。”周夫人裘麗琳則被造反派抓去打得皮開肉綻,最終臥床不起。

1968年,張春橋親自批捕了周信芳。接著,又抄周家,並拘捕了周少麟。1969年周氏父子獲釋,但周夫人已被迫害致死,夫妻、母子沒能見上最後一面。1970年,周少麟因說了江青就是電影演員藍蘋這樣一句話,就被判5年徒刑,解往安徽勞改營。1974年,周信芳被正式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群眾監督。1975年3月8日,周信芳含冤去世,終年80歲。

而身在石家莊京劇團的奚嘯伯在文革時也被扣上了“反動藝術權威”和“歷史反革命”的帽子。他除了接受各式各樣的批鬥和體罰以外,還要掃地、生火、篩爐灰、撿煤渣。每月發50元的生活費,後來被降到15元。生活水準的驟降,精神壓力陡升,使他幾乎垮掉,並患上了急性肺炎,後來還因為中風偏癱。

1976年5月,奚嘯伯對前來探望自己的弟子歐陽中石說:“我和比較接近的人都打了招呼,說:‘你們別顧我,我老右派反正跑不了,你們都拉家帶口。頂不住,有什麼事兒便往我身上推就行了。’可就是這樣也難過關。他們(造反派)問我什麼,我都承認,按照他們的意思去承認。可是我說的,還是跟人家說的對不上茬兒。所以,他們說我還是不老實。”

1977年12月10日,奚嘯伯悄然去世,死時,沒有積蓄,也無家產。他只給兒子留下了一條破毛毯,一個樟木箱和未了的心願。

另一位在北京京劇團擔任副團長的譚富英一直心向中共,於1959年成為中共黨員。令人頗有微詞的是,在文革批判一些同行時他不吝言辭,失去了傳統做人的忠恕標準。其後,他被江青等人勒令退黨,遭受了一些迫害。1977年,譚富英病故。

一代著名須生就這樣結束了他們的藝術生命。若地下有知,他們該明白到底是誰讓他們活得如此不堪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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