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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10月26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的关于温家宝家人“持有巨额财富”的报导在引起国内外关注的同时，也让撰写该文的记者《纽时》驻上海分社社长张大卫（David Barboza）走入人们的视线。 根据《纽时》提供的信息，在波士顿大学获得历史本科学位、且在耶鲁大学就读的张大卫，做过一段时间的自由撰稿人和研究助理。自2004年被《纽时》派驻上海后，主要撰写商业方面的报导，同时也经常撰写关于中国艺术、电影、电视和舞蹈的文章。在10月30日，《纽时》刊登的《调查报导幕后》一文中，张大卫也承认自己是一名负责经济板块的记者，主要报导经济能源、金融以及商业问题。 然而，是什么原因促使张大卫撰写了关于温家宝家人所持有的财富的文章呢？张在《幕后》一文中称是因为在中国工作期间，经常听到很多关于高层政府官员家人在中国经济转型之际从企业得到所谓秘密股份的议论，于是在一年前开始查证，开始研究几个高层领导人与商业的联系。问题是：既然这种议论张已经听说了很长时间，为何恰好是在一年前开始？在研究了几个高层领导人后，为何只锁定了温家宝？既然自己只负责经济报导，为何突然又涉足政治领域，而且是中共高层？他不知晓这方面的风险吗？ 有意思的是，在《幕后》一文中，张大卫否认自己是在指控温家宝，也否认自己是在误导读者，否认有人提供资料，称自己只是在“陈述了自己的发现”，尽管其文章大部份都指向温是“一个两面派，并涉嫌严重的腐败”，尽管不少外媒都承认收到了类似的爆料材料。 此外，张大卫还透露自己是如何辛苦，四处查证，可是究竟是谁在为其提供帮助？在并不透明的中共官场，一个没有根底的外国记者公然到处调查当今总理及其家人而没有人阻拦，且可以从“中国不同的政府机构那里获得了这些文件”，可能吗？难道中共官员是傻子？ 对于周永康等将从自己文章获益的质疑，张大卫辩解称“自己是个商业记者，并不报导北京的政治动向”，但又似乎“无意”提到了裴敏欣的评论：“温家宝在最后几个月的任期里将削弱他的实力。” 负责报导经济且貌似不懂政治的张大卫，难道真的如其所言只是因为想查证中国人的某种议论才写了关于温的家人的报导吗？他真的不关心政治、不报导北京的政治动向吗？ 事实总是可以说明一切。自重庆事件爆发后，《纽时》相继发表了多篇替薄家“辟谣”的报导，署名几乎都是张大卫或《纽时》驻京记者黄安伟（Edward Wong）或是两人合作。 比如张大卫和黄安伟在4月25日和30日联合发表文章为薄瓜瓜辩护。在《名誉扫地的中共官方的儿子尝试化解跑车丑闻》（Disgraced Chinese Official’s Son Tries to Defuse Sports Car Scandal），为薄瓜瓜“申冤”，在《反驳薄瓜瓜的红色法拉利传言》（Details Are Refuted in Tale of Bo Guagua’s Red Ferrari ）中否认薄瓜瓜在北京高调驾驶红色法拉利，为其辩护。然而，在9月28日处理薄熙来的通告中的“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一条，直指薄瓜瓜，瓜瓜有否红色法拉利早有图为证。 比如《纽时》6月7日发表黄安伟的文章，称薄熙来没有扇王立军一耳光，但根据3月份的路透社和《读卖新闻》的报导以及王立军向美国使馆官员的披露的情报，薄的确打了王一记耳光。 比如10月15日，黄安伟在推特上称，薄瓜瓜已致函《纽时》，其返回中国的消息“完全没有根据”。有消息指，黄安伟与薄瓜瓜的私人关系相当熟络。 目前网络上还盛传，中共官方对《纽时》报导温家财产一事的调查显示，该文其实为黄安伟所写，但因为黄是华人，《纽时》担心其会在事后受到报复而决定由人在上海的张大卫执笔。如果传言属实，《纽时》的主编、张大卫、黄安伟是否在欺骗公众？至少张大卫并非像自己辩解的那样“不关心政治、不报导北京的政治动向”。 无疑，从张大卫和黄安伟的上述报导看，维护薄熙来的政治前途还是十分明显的。作为记者，这样的倾向性来自哪里？ 据国际媒体的消息报导，谷开来在被捕后为避免死刑，曾曝光了周、薄主谋推翻习近平的政变计划，谷主要负责在海外进行对外联络公关任务，收买海外媒体，并利用海外媒体发布消息，给薄、周的政治利益抬高身价，同时打击、抹黑胡温习，并为日后推翻“储君”习近平进行舆论攻势。 而百度高管亦向中纪委披露，2010年3月，薄熙来、周永康先后接见百度总裁李彦宏，并制定了“相当缜密的攻击胡锦涛、温家宝和习近平接班的网络宣传计划”，百度得到的好处是一家独大，谷歌将被赶出中国。显然，抹黑胡温习是周薄政变部署的一部份，而在过去几年中，胡温习家族的“丑闻”在国内网络频现不能不说与百度有关，与薄、周的阴谋有关。 那么，此番抹黑温家宝是否也与薄、周的阴谋有关呢？《纽时》的驻华记者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以前还在网上看过这样一则新闻，2010年12月，曾去过延安采访、大赞中共的90岁的美国《纽时》前副总编辑西默‧托平前往重庆考察，并与薄熙来见面，他公开称“重庆的做法正是中国几代领导人所坚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笔者好奇的是，有这样倾向的总编或副总编乃至记者不知是否在《纽时》还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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