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莫言的说法，就是自己通过文学创作对社会黑暗面进行严肃的批判，与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能有个自由的创作空间所做的一些妥协并不矛盾。也就是说，理想、虚幻境界中的莫言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进行批判，但在现实社会中，莫言选择的是妥协、臣服。具有如此双重人格、在道德上存在缺陷的莫言即便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又如何能让众人钦佩？

如果说，曾经因抄写《讲话》、吹捧薄熙来等有违道德良心之事而遭受诟病的莫言，还可以因在中共的统治下“不得已而为之”得到某些人的谅解的话，那么，莫言就在自己声称不后悔抄写《讲话》并为自己找借口的那一刻起，就将自己在道德上的缺陷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因为他既不是“一时糊涂”，上了作协的当，也不是因没有将其当回事，而是明明白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也是在那一刻，莫言与同为作家的叶兆言和周国平在道德上拉开了距离，因为他们曾对自己抄写《讲话》深感后悔，并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多么糊涂的事”。正是在网友的“奴颜婢膝”、“丧失了骨气”的斥责声中，他们明白了自己的所为不仅再一次达到了为中共涂脂抹粉的作用，也使自己的声名受损。因为正是在《讲话》后，毛掀起了统一思想的延安整风运动，目的就是要全面清除“五四”自由民主思想对延安的影响，树立起毛的权威。在这次运动中，有多少人被整、被迫害死仍旧是个秘密，但它所积累的整人手段却在中共建政后的历次运动中被广泛应用。历史学家高华先生不朽之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揭示了这段真实的历史。身为作家的莫言在深知这惨痛的历史的前提下还依然去附和，这样的行为算什么？所谓的突破讲话但不否认讲话，这样的行为又算什么？

或许20世纪末最后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经历可以让莫言思考今天所言的“不后悔”，是否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变成后悔今天的“不后悔”。

年逾八旬的君特‧格拉斯被认为是在纳粹时代成长起来的德国人的杰出代表，他以其丰厚的文学作品和坚定的反战立场逐渐成为德国的一座“道德丰碑”。他最著名的三部作品《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被合称“但泽三部曲”，都描绘了不幸的历史给德意志民族留下的黑暗伤疤。瑞典文学院因此将199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格拉斯。然而，在几年前，格拉斯却以自传的方式向世人进行了告白：“我曾经是纳粹党卫军成员”。他表示，“这种羞耻感使我背负了沉重的负担，让我非常沮丧。这么多年的沉默促使我写这本自传，这段经历必须最终被公开。”

格拉斯坦承，虽然17岁参加纳粹党卫军的他没有参加过任何战事，只是一名预备役士兵，但和许多年轻人一样，自己当时在纳粹的蛊惑和诱骗下对所从事的事情没有任何负罪感，但当他对历史有了清醒的认识后，这段经历就从激情变成了困扰。

格拉斯的坦白，在德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和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格拉斯对这段黑暗史隐瞒了60多年，现在才承认，“太迟了”；对此，格拉斯表示，二战期间，他没有丝毫负罪感，但这段经历却成为他一生的耻辱。他为此反思了60年，也品尝着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苦果。他为此把自传的书名定为《在剥洋葱时》，意为层层解剖自我，不断克服自我。

德国社会另一部份人则对其能够在晚年剖析自己的举动表示尊敬。作家基奥尔达诺认为，格拉斯认错并不晚，他认识很多人到了80或85岁才向别人透露过去的错误。比过失更糟糕的是，不能从中汲取教训，就此而言，格拉斯的确做了很多、很久，“格拉斯并没有因此而失掉他的道德可信度，绝对没有”。

从格拉斯的经历可知，他仅仅因为年轻时的无知就承受了60年的煎熬，并最终在坦白后获得了心灵上的安宁；而经历过无数苦难、曾深受文革之害且早已过了知天命、不再能被轻易蛊惑和欺骗的莫言，不但无法坚守道德底线，更学会了主动为中共添砖加瓦。而他能够在专制的社会下游刃有余，一方面是其所谓的揭露黑暗的作品尚在中共容许和可以接纳的范围，另一方面就在于他的妥协和屈从。在很多时候，他不仅丧失了说真话的勇气，而且连对政权不符合道义之事的最基本的拒绝也没有学会——即便这样的拒绝不会带来任何危险。这能单纯用性格上的软弱解释吗？

事实上，莫言的悲哀也是这个时代中国众多知识份子的悲哀。当知识份子囿于现实的残酷，龟缩在自己理想的王国中时，他们早已不知或假装不知自己的脊梁其实早已被打断。对于他们而言，明哲保身才是最高的生活准则，而为此适当的说谎、妥协甚至不讲道德也是可以接受的。是以，在中国社会，学品和人品、文品和人品脱节的知识份子比比皆是，而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是有道德的人吗？

不知当历史走过这一页后，当中共如纳粹一般被历史彻底抛弃后，莫言是否会后悔今天所言的“不后悔”呢？是否会像格拉斯一样，将自己的这段经历视为耻辱呢？是否也将品尝着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苦果呢？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