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莫言的說法，就是自己通過文學創作對社會黑暗面進行嚴肅的批判，與在現實生活中，爲了能有個自由的創作空間所做的一些妥協並不矛盾。也就是說，理想、虛幻境界中的莫言可以站在道德制高點上進行批判，但在現實社會中，莫言選擇的是妥協、臣服。具有如此雙重人格、在道德上存在缺陷的莫言即便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又如何能讓衆人欽佩？

如果說，曾經因抄寫《講話》、吹捧薄熙來等有違道德良心之事而遭受詬病的莫言，還可以因在中共的統治下「不得已而爲之」得到某些人的諒解的話，那麼，莫言就在自己聲稱不後悔抄寫《講話》併爲自己找藉口的那一刻起，就將自己在道德上的缺陷徹底暴露在世人面前，因爲他既不是「一時糊塗」，上了作協的當，也不是因沒有將其當回事，而是明明白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也是在那一刻，莫言與同爲作家的葉兆言和周國平在道德上拉開了距離，因爲他們曾對自己抄寫《講話》深感後悔，並意識到自己「做了一件多麼糊塗的事」。正是在網友的「奴顏婢膝」、「喪失了骨氣」的斥責聲中，他們明白了自己的所爲不僅再一次達到了爲中共塗脂抹粉的作用，也使自己的聲名受損。因爲正是在《講話》後，毛掀起了統一思想的延安整風運動，目的就是要全面清除「五四」自由民主思想對延安的影響，樹立起毛的權威。在這次運動中，有多少人被整、被迫害死仍舊是個祕密，但它所積累的整人手段卻在中共建政後的歷次運動中被廣泛應用。歷史學家高華先生不朽之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就揭示了這段真實的歷史。身爲作家的莫言在深知這慘痛的歷史的前提下還依然去附和，這樣的行爲算什麼？所謂的突破講話但不否認講話，這樣的行爲又算什麼？

或許20世紀末最後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的經歷可以讓莫言思考今天所言的「不後悔」，是否會在未來的某一天變成後悔今天的「不後悔」。

年逾八旬的君特‧格拉斯被認爲是在納粹時代成長起來的德國人的傑出代表，他以其豐厚的文學作品和堅定的反戰立場逐漸成爲德國的一座「道德豐碑」。他最著名的三部作品《鐵皮鼓》、《貓與鼠》、《狗年月》被合稱「但澤三部曲」，都描繪了不幸的歷史給德意志民族留下的黑暗傷疤。瑞典文學院因此將199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格拉斯。然而，在幾年前，格拉斯卻以自傳的方式向世人進行了告白：「我曾經是納粹黨衛軍成員」。他表示，「這種羞恥感使我揹負了沉重的負擔，讓我非常沮喪。這麼多年的沉默促使我寫這本自傳，這段經歷必須最終被公開。」

格拉斯坦承，雖然17歲參加納粹黨衛軍的他沒有參加過任何戰事，只是一名預備役士兵，但和許多年輕人一樣，自己當時在納粹的蠱惑和誘騙下對所從事的事情沒有任何負罪感，但當他對歷史有了清醒的認識後，這段經歷就從激情變成了困擾。

格拉斯的坦白，在德國社會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和爭議。一種觀點認爲格拉斯對這段黑暗史隱瞞了60多年，現在才承認，「太遲了」；對此，格拉斯表示，二戰期間，他沒有絲毫負罪感，但這段經歷卻成爲他一生的恥辱。他爲此反思了60年，也品嚐着自己的行爲所造成的苦果。他爲此把自傳的書名定爲《在剝洋蔥時》，意爲層層解剖自我，不斷克服自我。

德國社會另一部份人則對其能夠在晚年剖析自己的舉動表示尊敬。作家基奧爾達諾認爲，格拉斯認錯並不晚，他認識很多人到了80或85歲才向別人透露過去的錯誤。比過失更糟糕的是，不能從中汲取教訓，就此而言，格拉斯的確做了很多、很久，「格拉斯並沒有因此而失掉他的道德可信度，絕對沒有」。

從格拉斯的經歷可知，他僅僅因爲年輕時的無知就承受了60年的煎熬，並最終在坦白後獲得了心靈上的安寧；而經歷過無數苦難、曾深受文革之害且早已過了知天命、不再能被輕易蠱惑和欺騙的莫言，不但無法堅守道德底線，更學會了主動爲中共添磚加瓦。而他能夠在專制的社會下遊刃有餘，一方面是其所謂的揭露黑暗的作品尚在中共容許和可以接納的範圍，另一方面就在於他的妥協和屈從。在很多時候，他不僅喪失了說真話的勇氣，而且連對政權不符合道義之事的最基本的拒絕也沒有學會——即便這樣的拒絕不會帶來任何危險。這能單純用性格上的軟弱解釋嗎？

事實上，莫言的悲哀也是這個時代中國衆多知識份子的悲哀。當知識份子囿於現實的殘酷，龜縮在自己理想的王國中時，他們早已不知或假裝不知自己的脊樑其實早已被打斷。對於他們而言，明哲保身才是最高的生活準則，而爲此適當的說謊、妥協甚至不講道德也是可以接受的。是以，在中國社會，學品和人品、文品和人品脫節的知識份子比比皆是，而這樣的人可以稱得上是有道德的人嗎？

不知當歷史走過這一頁後，當中共如納粹一般被歷史徹底拋棄後，莫言是否會後悔今天所言的「不後悔」呢？是否會像格拉斯一樣，將自己的這段經歷視爲恥辱呢？是否也將品嚐着自己的行爲所造成的苦果呢？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