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广东陆丰乌坎村民众敲响在法事、喜事、祭神时才用的铜锣，为中国大陆的维权运动翻开新的一页，上万名群众把剥削村民土地及权益的中共村党支书、村委会主任驱逐村外。12月23号，村民选出了中共政权下第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临时代表理事会”。乌坎村民和中共对峙僵持不下，以维权度过2012年的新年。

乌坎村效应继续发酵，蔓延到了福建省晋江回族村，上千村民在两周内两次抗议贪官私吞卖地款项。

中国大陆“抗强拆”不再是零星的个别事件，过去两年，民众到了必须自制武器对抗当局强制拆迁。去年9月，山东临沂市兰山区农民以汽油桶、烟花弹、土制炸弹抵制强拆。此外，在山西、湖南、广东、福建等地都发生了民众土制武器抗拆维权事件。

2009年11月，成都妇女唐福珍以自焚对抗强拆，从此，大陆百姓用生命来抗议政府拆迁的事件即层出不穷；去年11月，河南郑州一名81岁的老太太自焚抗拆。今年1月4号，河南省洛阳市发生了两起因强拆引发的自焚案件，一名男村民被火严重烧伤；另一名女村民爬上屋顶，往身上浇了汽油准备自焚被劝阻幸免遇难。

在中国，许多人抗议当局强拆，用尽所有管道却不得结果，最终把案件带到了联合国， 显示民众已经对国内的中共政权彻底绝望，只有求助其他国家。

除了抗拆，中国还存在许多社会矛盾，如贫富悬殊、中共官员滥用权力，甚至城管也狐假虎威欺压民众等。

旅居外国的社会及经济学家何清涟曾指出，中国的社会矛盾根源于中共的一党独大。

浙江维权人士邹巍认为，中国政治改革停滞不前，社会矛盾已经达到顶峰，抗拆等群众事件，实际上是公民运动的雏形。

邹巍：“政治体制的改革目前处于一个停滞阶段实际上，那么社会的矛盾加剧，当局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无能为力。就像我们前不久看到清华大学有一个报告说，现在进入了一个社会停滞的陷阱。现在的情况已经是比前苏联的所谓的‘陛制时期’社会矛盾更加严重的境地。”

而中国的知识份子也开始挑战中共的独裁政权，如胡佳；维权律师高智晟、陈光诚；艺术家艾未未等人。

另一方面，胡润《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目前，中国已移民的千万富豪占14%，考虑移民的占46%，而33%的千万富豪拥有海外资产。根据报导，最近3年至少有170亿元资金流向国外，单是2010年移民数量已增长近30%。

综合来看，无论是从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阶层看，还是现代社会的上层、中层、下层的社会结构看，中国社会已经全面的唾弃中共。 《尚书·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当一个政权已经到了天怒人怨、逼得民不畏死的地步，还能有不消亡的天理吗？

(新唐人记者吴惟、王明宇综合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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