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人視爲社會環境的負擔

這是一種極其荒謬的認識，這種認識，來自於中共當局實行了三十三年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中共的計生政策，則建立在一種根本荒謬的理念基礎上；這種理念，完全罔顧人的創造和勞動，把人看作純粹的消耗者──包括財富的消費和能源的消耗，因而把人當作純粹的社會負擔和環境負擔，進而把人的自然增長與人類社會的富裕和文明對立起來。

正是基於這一理念，「計生」壓制下的中國，於是就出現了類似「要想富，少生孩子多養豬」等似是而非的荒謬口號。

事實上，人非但不是純粹的消耗者，而是創造一切價值的源泉，因爲人擁有智慧，而智慧是無盡的創造源泉。因此，在正常的情況下，人所創造的價值遠遠大於他（她）所消耗的價值。

智慧的推動下，勞動成果開始過剩，於是出現分工和交換產品；智慧促進技術繼續進步，於是勞動成果進一步過剩，於是就出現了貿易和市場……最終成就今天的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政治。

勞動成果的過剩，就是創造價值的體現；人能夠創造出高度的文明，證明了人所創造的價值遠遠大於他（她）所消耗的價值。如果人真如「計生」信奉者們所認爲的那樣：是純粹的消耗者、或者人所消耗的多於所創造的，那麼人類社會就絕不可能有繁榮和進步。

如果人真如「計生」信奉者們所認爲的那樣，是純粹的負擔，那麼西方世界的千年文明史，應該是一部大倒退史才對，因爲一千五百多年裏，歐洲人口從不足一千萬高漲到今天的七億，按照「計生」信奉者們的道理，在持續增長的人口壓力下，歐洲應該持續貧窮落後才對；應該沒有歐洲殖民擴張、沒有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才對；既然吃飯的人口猛增了這麼多，千年當中，歐洲文明應該從西羅馬帝國末期倒退回上古蠻荒時期才對！

人口的持續增長和人類社會的繁榮與進步的同步，完全證僞了把人的自然增長與人類社會的富裕和文明對立起來的觀點。　

無視人的創造價值

「要想富，少生孩子多養豬」的口號，片面強調豬的「價值」，完全無視「致富」（創造價值）活動中人的主體核心地位。養豬固然可能致富，但請注意：第一，必須要有旺盛的需求才可能致富，而旺盛的需求來自於充足的人。第二，養豬得靠人來養，豬身上的肉、皮、毛、油等價值必須經過人的勞動方能實現；豬的價值應人的需求而生，因此，離開了人，豬毫無價值。同理，牛、馬、羊以及礦產、能源離開了人的勞動和創造和需求，毫無價值可言。

因此，「少生孩子多養豬」的社會化後果一定是：一則因爲「少生」導致消費者不足，市場疲弱，豬不好賣；二則因爲「少生」造成年輕人口不足，勞動力短缺，最終「多養豬」淪爲空談。那麼把豬賣到消費旺盛的國家不就行了？但是年輕勞力不足，發展出口同樣是空談。那麼吸納年輕移民不就行了？然而世界上吸納移民國只是你一家不成？就現實來看，有多少移民願意移居一個共產黨國家？就理論來說，一旦實踐了「少生孩子能致富」的「真理」，世上各國還有多餘的人去移民嗎？

因此，「要想富，少生孩子多養豬」的理念應該修正爲：「要想富，多生孩子多養豬」。計生信奉者們需要弄清楚的是：新生出來的孩子並非白吃飯者，孩子長大後是要成家立業的，他們要麼養自己的豬，要麼從事其他行業，並不會圍着父母所養的一羣豬吃白飯，其結果就是養更多的豬或者創就新業。對一個家庭來說，只要孩子健康，那麼子女的衆多必然意味着家業的興盛，這就是中國傳統觀點「人丁興旺」的道理。

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繁榮同步

歷史證明，「人丁興旺」的道理不僅適用於一個家族，也適用於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

以色列民族由雅各的家族發展而成：雅各的十二個兒子的家族，分別發展成爲以色列民族的十二個部族……雅各接受了上帝多生育的教誨，而生育衆多，要是雅各按照中共計生委所主張的「少生孩子多養豬」行事，這個世界上肯定不會有以色列民族，沒有以色列民族就不會有今天的猶太民族了。

英帝國稱霸時代（光榮革命後至維多利亞時期）、德意志崛起時期（十九世紀後半葉）、美國騰飛時期（南北戰爭後至二戰）莫不是其人口大增長時期。

蒙古族最強盛的十三世紀，正是蒙古族人口大發展時期，那時蒙古帝國人口與中國（宋帝國）之比爲一比四，其後由於中亞及蒙古高原氣候惡化、特別是滿清對蒙古族實施陰毒的減丁弱化政策──對蒙古人大力推廣喇嘛教並強迫蒙古男子出家，導致蒙古族人口發展長期低迷，至今與中國人口之比爲一比五十，蒙古國成爲今天衰弱不堪的國家。

中國歷史上漢武帝時期、盛唐時期的強盛、兩宋和晚明時期經濟文化大繁榮、滿清康雍干時期的恢復性經濟發展、民國的「黃金十年」，都是建立在人口大發展的基礎之上，而中國減丁最厲害的時期──蒙古征服時期、滿洲征服時期、滿清鎮壓太平天國革命、毛共大饑荒時期，莫不是大倒退、大黑暗的衰敗時期。

或許是因爲這個道理，《聖經》、《古蘭經》和儒家經典，無不鼓勵人生育。

推崇「少生」反致殘障兒增多

「要想富，少生孩子多養豬」只有在一種情況下能夠成立，那就是：人類生出來的孩子都是毫無勞作能力的白吃飯者──都是瘋子、傻子和殘障患者！諷刺的是，恰恰是強制「少生」計生政策，大力促進着瘋子、傻子和殘障人羣的增長，因爲推崇「少生」必然導致晚婚晚育（中國計生當局更是多年來大肆宣揚晚婚晚育），而晚婚晚育必然導致殘障兒比例高漲。

美國醫學協會的相關研究已經證實：生育殘障兒的概率與產齡密切，一個育齡爲二十五歲的婦女，生育殘障兒的概率爲1/1500，到了三十五歲，則激增到1/200，到了四十五歲，更漲至約1/30。

據中國衛生部統計，中國每年出生的先天畸形兒佔每年出生人口總數的4％─6％，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且近年呈快速上升趨勢。中國嬰兒一出生就有缺陷的比率（在過去六年以來幾乎增加兩倍），二零零七年的估算顯示：中國新生畸形兒總數佔世界的20％，中國的先天畸形兒出生率甚至高於許多污染嚴重國家、其中中國白領階層出生先天畸形兒的比率遠高於其他羣體……中國越來越多的醫院和研究所發現：晚育是造成這一切的首要原因。

禍國殃民的「計生」政策

對以上如此嚴重的問題，中共計生當局諱莫如深，現在繼續以中國自比毛時代的暫時經濟繁榮爲依據，大肆吹噓「少生了四億人」的「偉大歷史功績」。

但實際上，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進步，是中共當局在經濟上一定程度鬆綁的結果，與少生人口並無關係，且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經濟成果，主要是由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生育高峯時期出生的兩代人取得的，因爲三十年來中國經濟成就主要靠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是窮國通往發達國家的必經之路，正是充裕的「六零後」年輕人口，令中國獲得了廉價勞動力的巨大發展優勢，他們支撐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騰飛。中共計生當局所吹噓的「少生了四億人」只會令中國經濟騰飛的支柱迅速垮塌，快速發展無以爲繼，這個現象已於日益嚴重的經濟衰退和「民工荒」中體現出來。　

「少生了四億人」，令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嚴重扭曲，邁向衰老的龐大羣體，既缺乏社會養老保障，又沒有足夠的子女供養他們；而年輕人口不堪重負，發展成本高昂……中國社會正急遽滑落「未富先老」的惡性衰退深淵，面臨前所未有的崩潰危機。

絕不誇張地說，斷絕中國未來的所謂「少生了四億人」計生「功績」，實乃曠古所無的禍國殃民罪行。

成稿於 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六日下午於泰國曼谷 。

轉載（自由聖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