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光是我的邻居，就住在我们家楼下。他也是我的同学。他比我大一岁。他成为大流氓那年是1968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在高潮中。
阿光是个非常老实的孩子，非常腼腆，从来不敢多看女生一眼。
阿光成为大流氓与性无关。他既没有强奸过或者调戏过任何女孩子，也没有任何作风问题，没有任何早恋的“劣迹”。
他成为大流氓是由于政治问题，准确地说，与他写字好有关。
阿光的字写得好，那时候写字好的同学事情比较多，要抄写大字报，要写大标语，还要写黑板报。
一天，阿光在教室的黑板上写大字，准备写“毛主席万岁”几个字。他刚写完“毛主席”三个字，有个叫阿涛的同学从教室的后门进来，用弹弓向他射纸团。男孩子嘛，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依然忘不了淘气。
阿光被纸弹射中。他匆忙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不好了，阿涛来了。”就逃离教室了。
严肃严重严峻的问题发生了。
这时候黑板上的字是这样的：
毛主席
不好 了 阿涛来了
有几个阶级斗争觉悟高的同学，包括阿涛，来到教室看到了这些字后，认为是反动标语。因为前五个字组合起来读是“毛主席不好。”
他们立即向学校里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做了报告。
阿光被抓起来了。一个15岁的少年，一个老老实实的少年，因为书写“反动标语”被抓起来了。
在审问中，15岁的阿光经历了痛苦的三段式的灵魂深处的革命。
首先，阿光坦白这条反动标语确实是自己写的。这第一段，坦白阶段，没有费太多的时间。
随后，阿光一再解释再三解释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释当时的情景和写下这些字的本意，就是在写毛主席万岁大标语的过程中与阿涛等同学玩闹写出了后面的字。唯一的过错是“好”字与“了”字的距离远了点。但办案人员非要阿光认罪，非要阿光承认自己是对毛主席不满才写反动标语的。这第二段，认罪阶段，耗费了很长时间，办案人员使出了各种逼迫威胁恐吓的手段，也掺加着如果认罪如果有了好态度就没有事了的承诺。15岁的孩子熬到后半夜顶不住了，认罪了。办案人员胜利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抓出阶级敌人就是最大的胜利。哪怕他仅仅15岁。
再随后，进入了第三阶段，交代动机阶段。一个15岁少年胆敢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出于什么动机？他背后的黑手是谁，真正的阶级敌人是谁？既然阿光认罪了，不交代动机是不行的。这时，不知道阿光是出于回避政治动机的智慧还是被吓懵了，他交代自己书写反动标语的动机居然是这样的：“我听罗三哥说朝鲜可以娶好几个老婆，我觉得中国只能娶一个老婆，不如朝鲜好，我就觉得是毛主席不好。就写了反动标语。”
阿光坦白了，认罪了，也交代出动机了，还交代了背后的黑手罗三哥，他被放了。但学校里召开了批斗会，可怜的阿光被批斗一番，他因为想多娶几个媳妇而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书写反动标语的罪恶遭到了包括阿涛在内的同学们的义愤填膺的批判，而且，大家对于他的流氓心理极其蔑视和鄙视，从此，他有了“大流氓”的称号。同学们经常羞辱他，他总是低着头不敢吱声。
被阿光咬出来的罗三哥倒霉了。
罗三哥也是我们的邻居，比我们大十来岁，当时是一个兵工厂的工人。阿光咬出了他，他被抓进了牛棚。被莫名其妙地抓进了牛棚。在一个仅凭口供就能治罪的社会，株连犹如树杈一样扩展，冤案犹如树杈一样扩展。
“大流氓”阿光2年后下乡了，与我在同一个“青年点”，他的“大流氓”的绰号也跟着他上山下乡。再后来，他回城当了工人，活得很自卑。
文革时的荒唐人们记不住了，但荒唐的阴影却会影响人的一生。
在一个失去法治的社会里，荒唐是常态，冤案是常态，对人的尊严的凌辱践踏是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