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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裕──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典型代表(图)
 
王静雯
 
2009年3月17日发表
 

黄光裕被江夺走国美老板的全部财产!
【人民报消息】从一个贫穷的农村孩子一步步成为中国首富,有人说,假如没有遭到拘留审查,黄光裕可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佳代言人。其实,黄光裕从首富一夕沦为阶下囚的命运,使他更有资格成为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典型代表人物。

二月二十日,一向低调的中国地产大老、合生创展的老板朱孟依,因黄光裕一案而成为媒体焦点。有消息说,朱孟依“因牵涉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案(黄光裕案)已被限制出境一个多星期。员工在中国新年放假回来,居然连老板都找不到了,也不知道自己应该何去何从,公司上下人心惶惶。”也有消息说朱孟依已逃离中国,有的说他在东莞配合有关部门调查。朱孟依二零零五年以十四点三亿美金的个人财产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二,二零零八年以两百亿人民币位居胡润百富榜第十。朱孟依的受牵连,再度让中国首富黄光裕的命运成为热门话题。

有人说,假如没有三个多月前至今的被拘留审查,黄光裕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佳代言人。他从一个贫穷的农村孩子一步步成长为中国最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其创办的国美电器在大陆和港澳三百多个城市拥有一千三百家门店,员工近三十万人,每年上缴税收二十多亿人民币。而他本人在二零零四、二零零五、二零零八年蝉联胡润中国百富榜榜首,个人资产至少四百三十亿元。

其实,黄光裕因涉嫌犯下行贿高官、操纵股价,偷税漏税等一系列“中国企业家的原罪”,使他更有资格成为中国改革三十年的代表人物和典型象征,其落马的命运也更具中国特色。当黄光裕在三十五岁第一次当选中国首富时,有记者曾问他这个头衔是否花钱买来的,黄听后哈哈大笑:“我烦死胡润了,还给他钱?他的这个榜就是个‘ 通缉令’,谁上谁倒楣!”不曾想一语成谶。

倒卖小电器淘来第一桶金

黄光裕原名黄俊烈,他和哥哥黄俊钦可谓中国当今难得的奇人之一。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生在广东汕头农村的黄光裕,从小跟随母亲信天主教。一九八五年,十六岁的黄光裕便跟着十九岁的黄俊钦开始出来闯荡了。兄弟俩最早的生意是倒卖小电器,两人背着装满收音机、电子表的大旅行袋,从广东“投机倒把”卖到内蒙古。一次在呼和浩特,黄俊钦为保护朋友被警察抓了,上千元的货被没收,人也被扣押了。

想不到这事成了黄家兄弟的转折点。事后两人和朋友合作办了一个无线电工厂,生产扩音器之类的产品,两三年下来赚了不少钱。后来两人觉得北京发展前途更大,于是来到北京做买卖。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珠市口一家面积不足一百平方米的电器店,第一次挂出了“国美电器”的招牌。

黄俊钦比首富更有钱

做生意之余,黄俊钦通过自学掌握了高深的无线电技术和计算机知识。一九八八年国美开始使用电脑收款,这在当时非常罕见,而且电脑程式还是黄俊钦自己编写的。一九九三年两兄弟分家,黄光裕留守国美电器,而黄俊钦转行做房地产并创办了新恒基集团。

不久黄俊钦以罕见的低调在房地产业急速扩张,相继开发了新恒基国际大厦、北京静安中心、鹏润大厦(后转让给黄光裕)等众多物业。除此之外,他还涉及生物医药和网络通信等领域,并于二零零二年收购了上市公司“山东金泰”。黄俊钦属于那种干一行钻一行的“技术迷”。在盖鹏润大厦时他已学会建筑设计,并亲自上马操刀,设计出更能节省空间的房屋。二零零零年黄俊钦以五十五亿的资产位居胡润百富榜的第十三名。据黄光裕透露,黄俊钦比他有钱,“只不过他没有上市罢了,他的产业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国美电器:中国的沃尔玛

由于国美的出现,全中国老百姓能更方便的买到便宜优质的国产电器了。国美在经营之初便开创了很多业内先河:一九九零年首创“包销”制,一九九一年率先在《北京晚报》中刊登商品报价广告,一九九三年开始在北京地区开设多家店铺,一九九六年由单纯经营进口商品开始转向以国产与合资品牌为主,一九九九年开始向全国扩张。二零零四年当胡润把黄光裕评为首富时,他曾自豪的以为自己找出了中国的山姆·沃尔顿(沃尔玛超市的创始人,以低价销售闻名于世)。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家电行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峰会——“国美全球战略合作高峰会”在北京召开。中外家电巨头一呼百应会聚京城,以致于仅主持人介绍来宾就用掉了整整二十分钟。会上黄光裕态度鲜明地说:“如今厂家、商家谁想把谁挤垮、谁想把谁控制在手心之中,可能性都是不大的。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加强互信和真诚度。其实咱们谁也离不了谁,况且你若拿我黄光裕平衡我的对手,我就有办法去平衡你的对手。”一席话说得场上场下鸦雀无声。

据家电厂家介绍,黄光裕杀价那个狠啊,让人简直恨不得咬他几口,但由于在供过于求的大环境压迫,厂家又不得不依靠国美来销售他们的产品,于是国美以超乎寻常的低价直接从厂家拿货,再以比平均市场低 10~15%的价格卖给消费者,于是国美迅速发展起来。二零零六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他为“对世界最有影响的一百个人”,和他同时当选的还有中国总理温家宝。

在企业内部管理上,黄光裕也一直努力建立完整的现代化管理体系,国美也是率先使用ERP管理系统的企业,早在一九九八年国美就出台《国美经营管理手册》,手册从最初的一百多页发展到今天的一千多页,哪怕一个细小的“货品摆放整齐”都严格定义了什么才算整齐。这套手册跟沃尔玛的管理手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借壳上市香港 七点五亿换回八十亿

但真正使黄光裕发大财的却不是国美的实业,而是在金融业里的淌浑水。二零零零年黄光裕结识了香港资本市场上有名的“壳王”、潮汕同乡詹培忠。正是与詹的合作,使黄光裕开始进入资本海洋,让自己的财富井喷,也为日后的沦落埋下了伏笔。

二零零二年二月,詹培忠旗下的香港上市公司“京华自动化”发布公告,增发十三点五亿股新股,每股零点一元,黄光裕名下的BVI公司Shining Crown现金认购了所有新股。四个多月后,“京华自动化”更名为“中国鹏润”,其主要业务便是收购黄光裕位于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北里七号院的物业项目。在买壳过程中,黄光裕不仅获得了对上市公司的绝对控制权,还通过上市公司的现金支付以及股权转让实现了部份套现,玩出了“左手倒右手”的游戏。

二零零三年初,黄光裕重组国美电器,将北京、天津、济南、广州、重庆等地共十八家子公司九十四家门店置入,由其全资公司北京鹏润亿福持有国美电器65%的股份,黄个人直接持有剩余35%的股份。二零零四年四月,鹏润亿福又把所持国美电器股权全部出售给了BVI公司Ocean Town(由黄光裕通过Gome Hodings全资持有)。二零零四年六月七日,中国鹏润发布公告,其于六月三日通过全资控股子公司购买了Ocean Town100%的权益,其唯一资产便是国美电器65%的股权。

在这一连串眼花撩乱的资本运作背后,黄光裕的目的十分清楚:透过香港发达的资本市场尽可能地将国美电器这一最优资产发挥最大作用,同时利用二级市场,通过几次减持,为自己成功套现。二零零四年国美电器在香港借壳上市成功,黄光裕以七点五亿元的投入,拿回了市值八十余亿元的上市公司,腾挪过程中还套现了二十五亿元现金。二零零四年三十五岁的黄光裕以一百零五亿元的个人资产成为当年的胡榜首富。

黄光裕的七大罪过

从那以后黄光裕尝到了金融获利的甜头,并把主要精力用在资本运作上,他不断重复这样一个循环:买入资产→买入壳资源→把经过包装的资产注入壳资源→增值后套现→用套得的现金继续买资产、买壳资源、包装资产、注入套现……到二零零八年十月胡润百富榜揭晓时,黄光裕以四百三十亿的财富第三次名列首富。

黄光裕“一有机会就出击”、“三分把握就做”、“要做就做到最大”等经典话语,反映了他少年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也体现了他那种凡事无不用其极的凌厉风格。他因对家电厂家骇人听闻的大绞杀而博得“价格屠夫”的别名,他还故意长期拖欠厂家货款,蛮横的霸占别人的钱为自己玩资本游戏牟福利。当黄光裕被调查时,美的与小天鹅在国美的帐款超过两亿,ST科龙近九千万,深康佳约七千五百万。

早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北京当局就对黄氏兄弟涉嫌十三亿违规贷款进行调查。贷款行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随着原北京中行行长牛忠光因贪污受贿被逮捕,黄俊钦也一度进入公安部监控范围,而黄光裕的夫人杜鹃此前就在北京中行工作。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黄氏兄弟再次被调查。据大陆媒体报导,黄光裕涉嫌犯有七宗罪,包括操纵股价、个人资产来路不明(据说他拥有七百亿个人资产,而非胡润所列出的四百三十亿,不少资产还被秘密的转移到了海外)、洗钱、行贿、空壳上市、偷税、漏税等指控。据说案情异常复杂,牵扯面很大很广。

去年十一月据大陆证监会表示,黄光裕在“三联商社、中关村股票异常交易”案件中有重大违法违规嫌疑,涉及金额巨大,然而民间流传的是,黄氏兄弟操控最厉害的并不是中关村,而是号称“二零零七年最牛股票”的*ST金泰(600385.SH)。黄俊钦让自己掌控的这支“妖股”连续拉出了四十二个涨停板,股价最高冲至 26.58元,而疯狂之后又迅速跌至2.31元,前后相差十多倍。一个叫刘芳的散户一下净赚六千万,有人说刘芳的背后就是黄光裕。

十一月大陆媒体还报导说,黄光裕曾花巨资行贿商务部前官员,目的是为国美电器在港上市时绕开国家相关规定。在“商务部外资审批窝案”中,除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外资司前副司长邓湛、工商总局外企注册局副局长刘伟等被拘留外,还涉及更高级别的官员,是个庞杂的政商关系网。由于借壳上市导致大量国内资金外逃,甚至部份国有资产外流。有消息说,黄光裕的案件是温家宝点头要抓的。

据新华社今年一月十九日报导,公安部在侦办黄光裕经济案件中还发现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察局局长郑少东、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也存在违纪违法嫌疑,目前郑、相二人因受贿而被“双规”审查。

富豪榜成了囚犯榜

有人说中国的首富榜就是中共的打压榜、监狱的囚犯榜。从中国最知名的厂长步鑫生,到著名改革人物马胜利,大丘庄庄主禹作敏,德隆系掌门人唐万新,科林格尔的顾雏军,南德一代奇才牟其中、腰缠百亿的农民杨斌、红楼主人赖昌星、房地产大亨周正毅、东莞的万平,还有被离奇处死的亿万富翁袁宝憬三兄弟等,中国富豪的命运都很悲惨。

除此之外,还有爱多集团胡志标、健力宝集团李经纬、托普集团宋如华、大午集团孙大午、伊利集团郑俊、百联董事长薛全荣、石油商会会长龚家龙、物美董事长张文中等,成为富豪本来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中国,一旦富豪榜上有名就意味着加入了“高危人群”,各类曝光调查接踵而来,接下来往往就是“证据确凿”的犯罪事实大揭底。

于是有人提出“中国企业家的原罪”这个全球仅有的中国现象。原罪(Original sin)一词来自基督教,指人类生而俱来、洗脱不掉的罪行,这里借用来表示,凡是能在中国做企业成功的人,创业初期都有犯罪行为,如果他遵守法律、按部就班的经营,在高税收、严管制的大环境下是不可能成功的,他不犯下原罪,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功。那么高的税收,严格交税后基本上就等于白干。

联想集团算是中国最优秀的民营企业,但其创始人柳传志在公开场合表示,联想早期也曾搞过走私和商业贿赂,希望集团刘永行兄弟也坦承早期曾在饲料中“掺水”……

中共体制的原罪

最常见的原罪就是贿赂官员。有人说,哪个企业没有被当地政府“欺负”过?要避免官家欺负,最好的办法就是“朝中有人”。特别是在权力高于一切的专制社会,要获得批文、特许,在商场上占据优势,企业家“被迫”通过收买官员来收买法律,用钱来铺平企业发展道路。有网友调侃说,中国官员十个有九个都该拖出来枪毙,但由于官官相护,真正落马者却很少,只有少数在内斗中成为了替罪羊,而没有权力保护的商人就惨了,只要得罪任何一个官员,就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有人说,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除了95%以上的高干子弟外,其他平民出身者,“不是在狱中,就是在前往狱中的路上”,民营企业家只要毫无收敛地走得太快,马上就可能被带上脚镣。因为中国社会实质是中共的家天下,中共匪徒占据的国寨,当然容不下他人来风光。中共制度性的压榨百姓,使民营企业成了“后娘养的孩子 ”,先天条件不足,就容易走上邪道。

也有人为黄光裕鸣不平,因为像他那样干的人比比皆是,只因他是个平民,不像那些太子党有权有势,一旦撞上枪口就成了替罪羊。也有人说,在中国谁都不安全,连党总书记、国家主席都难逃厄运,其他人就更是生活在前途未卜的不安和焦虑中。

在西方民主国家,市场经济充分发育,法律监督机制健全,资本无须也很少依附权力。而在中国是“先政治后经济”,市场经济不是自然发育的,而是政客在规定的极其狭窄的空间中展开,于是巨大的权力迷宫成了企业家的陷阱。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家的原罪,本质上是权力的原罪,是官家市场化的原罪。是中共体制的原罪导致了企业家的犯罪。

──转自111期《新纪元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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