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甕安事件預測奧運前政局走向(多圖)
 
章天亮
 
2008-7-6
 
【人民報消息】六月廿八日,發生在甕安的群體抗暴事件遭致中共強力鎮壓,然而與以往不同的是,中共隨後也將甕安的縣委書記、縣長、政法委書記和公安局長免職,似乎要平息網民的憤怒。

甕安事件的處理手法折射出中共奧運前的政治焦慮,它的處理手法也有助於我們推測在奧運前中共如何處理類似的危機。

一、中共的三大確定性危機——政治危機、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

中共統治危機四伏,這一點幾乎已成為從中共高層到草根階層的共識。這種危機中包含很多不確定的因素,譬如地震、洪水、乾旱、瘟疫、沙塵暴、蝗蟲等天災危機,更多的則是確定性的危機,包括政治危機、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

(1)、中共的社會危機




甕安所折射出的社會危機僅僅是一個現象。事件的本身並不複雜。十七歲的甕安縣三中女生李樹芬被懷疑遭人姦殺,叔叔李秀忠去公安局報案,但警察置之不理。雙方口角後,李秀忠剛離開公安局就被暴徒暴打致重傷。民眾懷疑,公安局之所以不處理,乃因犯案者是縣委(亦或省裏)領導人的親戚。由於李樹芬慘死,李秀忠被 毒打,許多學生和市民到公安局請願,再次遭到武力鎮壓。最後民眾越聚越多,最終爆發六月廿八日上萬人火燒公安局大樓和縣政府大樓的事件。

消息上網後,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下令鎮壓,誣衊“六.二八”事件的參與者為暴徒,軍警開槍打死三人,傷一百五十人,還有大約三百人被捕。

中共官方的說法相當荒謬,稱李樹芬為自殺,但自殺原因只有一句沒頭沒尾的話——“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且中共也無法解釋,為什麼李秀忠剛離開公安局就被暴徒打成重傷;中共更解釋不了的是,如果是黑社會在煽動,那麼到底為什麼上萬人在面對持槍的公安武警,還要相信“煽動”,冒著生命危險去對抗?莫非這上萬人都突然想“被武警打死算了,如果打不死就好好活下去”,亦或他們認為武警會突然良心發現放下槍械,跑到一邊“去做俯臥撐”?

在近年來類似的官民衝突中,我們看到一件小事就會動輒引發上萬人的聚集和抗暴。參與這些事件的人其實對事件的真實情況未必十分清楚,甚至不排除傳言有誤(譬如這次就一度傳出李秀忠送醫不治死亡),而且他們常常與事件中的受害者素不相識,更無利益瓜葛。但是之所以他們願意為了一個不認識的人冒著危險對抗官府,完全是出於每個人的經驗和親身經歷而自然地相信中共欺人太甚。

如果這種事情只發生在甕安一地,我們還可以說這是甕安縣委縣政府的問題,然而我們看到的是,民眾抗暴已經成為了一個全國普遍現象,這隻能說明中國民間對政府的痛恨已經積累到了什麼程度。如果還是冷兵器時代,人們早就揭竿而起了。

甕安事件後,網上幾乎一面倒的譴責政府(不僅僅是甕安政府或貴州省政府)的聲音,已經真實的反映出民意的向背。平均幾分鐘一起的抗暴事件,反映出中共社會危機已經病入膏肓。

(2)、中共的經濟危機

過去中共在遇到社會危機的時候,常高喊“穩定大局”。潛臺詞則是,只有“穩定”才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換句話說,中共希望通過經濟發展,讓百姓忘卻那些社會不公。

然而,今年中共霍然面臨著空前的經濟危機。

除了雪災、洪水、地震等天災對中國經濟的傷害外,更嚴重的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在過去八個月中,中國股市已經下跌了58%,市值蒸發15萬億。以流通市值為 總市值三分之一測算,股民手裡的股票總值跌去5萬億。等於一億股民,每個人賠了50000元,超過一個人三年的人均收入。




由於能源價格的上漲和人民幣升值,中國大量製造業和進出口企業破產倒閉;通貨膨脹的加劇使得政府只能提高存、貸款利率和銀行準備金率,從而讓經濟增長進一 步放緩;占中國GDP另一重要比例的房地產泡沫開始破裂,造成銀行壞賬大量增加;惡劣的國內外經濟環境,加上“大小非”減持和不規範的新股發行,造成股市暴跌。

中國人在銀行的存款不過18萬億,其中包含許多人為養老、醫療、買房、子女教育等準備的錢。股市的暴跌洗劫了四分之一的銀行存款,普通散戶手裏已經沒有錢把大盤指數拉起,從而解套出逃;而作為政府來說,一年的財政收入不過5萬億元,也不可能把這些錢都投入股市去彌補民眾的損失。

如果到大陸的網吧裏去看看,股民們怨聲載道,痛斥政府的腐敗和胡亂作為。絕大多數人早已看出股市只不過是中共利用來洗劫百姓的地方。中國人辛苦勞動,以付出環境污染和健康為代價帶來的經濟增長,在中共的洗劫中損失慘重。

由於中共一黨獨裁,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無從談起,社會公義無從維系,經濟結構無法向知識密集或金融密集型轉型。為維持經濟虛高而圈地賣房,造成中國耕地銳減,許多地區無地可圈,暴力拆遷又引發嚴重民怨,中國的經濟在上半年已經嚴重失血,下半年隨著房地產泡沫破裂,經濟形勢只能更加惡劣。

也就是說,中共過去用經濟發展來掩蓋危機,包括騙得國際上的投資和支持。如今維系統治的這一重要支柱也正在垮塌。

(3)中共的政治危機

在中共所有的危機中,政治危機是最嚴重的危機。

在中共執政歷史上,曾經發生過三年大饑荒的慘劇,餓殍遍野;文革時國民經濟到達崩潰邊緣;“六四”時百萬人遊行,要求民主化,要求嚴懲腐敗,打倒“官 倒”,然而中共的統治卻並未像今天這樣岌岌可危。

究其原因,乃是因為中共意識形態並未遭受挑戰,“黨文化”也幫助中共度過了難關。譬如三年大饑荒後的1962年,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林彪發言中提出“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一直到“六四”以後,儘管人們對中共存在諸多不滿,但仍然把改良和解決問題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身 上。




然而自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大紀元時報發表《九評共產黨》以來,中共的意識形態面臨著徹底的解體。隨著《九評》的傳播,人們意識到中共並不能解決問題,恰恰中共本身才是問題。

民眾的思路從“如何解決問題”轉換成“如何解決中共”,由此引發了一場空前的精神覺醒運動——退黨、退團、退隊。

當這一運動興起的時候,中共賴以生存的謊言無人再信;賴以維系統治的暴力也失去了用武之地。於是,中共眼睜睜地看著退黨人數的增加,看到越來越多的人告別中共而束手無策。

二、中共對危機的應對

如果我們以中共的三大危機為背景,就不難想像中共為何把奧運會看得如此重要。從社會危機層面看,中共認為一次成功的奧運會是凝聚民心的大好時機;從經濟危機來看,中共曾爆炒“奧運經濟”,為民眾增添對經濟基本面的信心;從政治危機來看,中共想利用邀請外國元首出席觀禮偽造“萬邦來賀”的場面,欺騙對中共還不能有清醒認識的外國人來增加自己的“執政合法性”。

為此,中共在奧運會前不遺餘力地營造“盛世”“和諧”的氣氛,同時多次在無關大局的問題上對民眾或國際輿論讓步,希望能夠緩解民怨,轉移視線;同時,對一 切中共認為可能危及其奧運臉面的事件,採取最迅速的手段強力鎮壓,避免事件的進一步擴大。

(1)、中共還能做哪些讓步

這次甕安事件,反映出的不僅是社會危機,更反映出中共處理危機的新的模式,即除了鎮壓之外,中共還處理了甕安縣委、縣政府和公安局長等官員,希望能夠平息民怨。

過去中共不這樣做的原因就是怕對其它地區的民眾產生示範效應。很多拆遷戶、失地農民、失業工人、農民工等在中共的壓迫下幾乎走投無路,許多惡性暴力事件和“群體性事件”正是民眾因活不下去而豁出來拚命的結果。

此次中共處理甕安事件釋放出了一個它不願意釋放的信息,就是如果民眾拚死抗爭,地方官員也會受到懲處。這對於那些被逼到絕境的人反而起到了鼓勵抗爭的作用。

因此我認為“甕安事件”的處理官員模式,中共不會多加使用。而迅速採取暴力鎮壓民眾的模式則會繼續延續到中共死亡為止。

“正龍拍虎”一事,則是中共應對社會危機的另一種手段——“轉移視線”。在網民強大的輿論壓力下,事隔將近九個月,中共突然逮捕周正龍。鑒定“虎照”真假 根本無需九個月。中共選擇這個時機逮捕周正龍,並對陜西省包括兩名林業廳副廳長在內的十三名官員進行免職,無非是給民眾造成一個錯覺——中央還是禁止造假的,但下面的官吏和刁民是要幹壞事的。由於此事民間呼聲很高,又不涉及中共政權的根本問題,中共就給民眾一個交待。

中共也準備讓各級專員接待信訪,試圖通過口惠而實不至的接訪來緩解訪民的怨恨,但是絕不會大面積的解決實際問題。

四川地震後,中共降半旗,全國哀悼三天等,都是在壓力下收買民心所為,前提則是不影響中共的統治。

如果在奧運前,中共處理了幾個四川地震中暴露出的“豆腐渣工程”的承包商,以及相關的幾個腐敗政府官員,我們也不應感到奇怪,但中共絕無可能讓人們反思其中制度性腐敗的原因。

在奧運會之前,中共釋放政治犯的可能性並非沒有,但這個可能性相當小。一方面這取決於國內外的人權壓力,另一方面,如果一個政治犯對中共有深刻的認識(如高智晟、胡佳、力虹、張林等),即使被釋放出來中共也不會讓他們說話。

與達賴喇嘛的特使會談,也是中共緩解國際壓力的重要做法。但是在會談前兩天,中共又在官方網站上狠批達賴喇嘛,顯示出中共的談判只是做做樣子,並不真正要解決西藏的問題。即使中共做出什麼重大讓步的承諾,但是請放心,中共是絕無兌現的可能。

在經濟層面,面對股市流通市值縮水五萬億,中共若投入資金刺激股市,資金量少了不起作用,投入多了,股民則會解套離開,股指不會迅速回升。且中共已經無力投入大量資金。

在奧運會前,中共也許還會通過利好政策的方式增強股民信心。7月1日,新華社再次播發“救市檄文”——《關於中國股市的通信》,但市場對這一政策性“利 好”並無響應。相信中國股市即使在奧運前有所反彈,但是不會持久。

(2)、哪些方面中共堅決不會讓步

中共一直把法輪功視為最大威脅。奧運前,中共封鎖網絡的力量空前加強,對抗法輪功學員突破網絡封鎖的努力;在法拉盛挑動對法輪功的仇恨,損毀大紀元報紙; 在國內大量逮捕法輪功學員,並將其中一些人迫害致死;干擾希望之聲的廣播;利誘歐衛公司停播新唐人信號。

在其它涉及中共制度的問題上,中共也堅決不會讓步。我曾提出過觀察中共舉辦奧運會誠意的三個指標——“開放互聯網、廢除違憲的(勞教)惡法、釋放被關押的 信仰人士”,因為這三件事,中共是一件也不敢做的。

結語:民眾對中共的應對

中共不會讓步的三個方面,卻是中國走向自由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說,只要中共存在一天,自由、平等、正義就永遠是我們遙不可及的夢想。

甕安模式並不是一個好的模式,因為中共必然會暴力鎮壓,由此帶來不必要的流血和損失。

我在6月17日發表的“中共看我的預言無奈地實現”中提到“‘傳九評,促三退’的運動是在和時間賽跑,從淺層次上講,就是我們能不能趕在社會矛盾爆發前解體中共,實現中國的和平轉型,否則我們等來的就可能會是又一次流血的暴力衝突。”甕安事件正在驗證這一論斷。

如前分析所示,中共有形的暴力對付不了無形的“精神覺醒”,因此“三退”才真正讓中共束手無策。許多中共治下的問題都是中共的制度造成的,並受到中共制度的保護,因此尋求公正的本身就是挑戰中共制度,必遭致中共的堅決鎮壓。只有“三退”解體中共,民眾才有可能清算被中共制度保護的罪惡,俾正義得以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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