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的处理手法折射出中共奥运前的政治焦虑，它的处理手法也有助于我们推测在奥运前中共如何处理类似的危机。

一、中共的三大确定性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中共统治危机四伏，这一点几乎已成为从中共高层到草根阶层的共识。这种危机中包含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譬如地震、洪水、干旱、瘟疫、沙尘暴、蝗虫等天灾危机，更多的则是确定性的危机，包括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1）、中共的社会危机

消息上网后，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下令镇压，诬蔑“六.二八”事件的参与者为暴徒，军警开枪打死三人，伤一百五十人，还有大约三百人被捕。

中共官方的说法相当荒谬，称李树芬为自杀，但自杀原因只有一句没头没尾的话——“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且中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李秀忠刚离开公安局就被暴徒打成重伤；中共更解释不了的是，如果是黑社会在煽动，那么到底为什么上万人在面对持枪的公安武警，还要相信“煽动”，冒着生命危险去对抗？莫非这上万人都突然想“被武警打死算了，如果打不死就好好活下去”，亦或他们认为武警会突然良心发现放下枪械，跑到一边“去做俯卧撑”？

在近年来类似的官民冲突中，我们看到一件小事就会动辄引发上万人的聚集和抗暴。参与这些事件的人其实对事件的真实情况未必十分清楚，甚至不排除传言有误（譬如这次就一度传出李秀忠送医不治死亡），而且他们常常与事件中的受害者素不相识，更无利益瓜葛。但是之所以他们愿意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冒着危险对抗官府，完全是出于每个人的经验和亲身经历而自然地相信中共欺人太甚。

如果这种事情只发生在瓮安一地，我们还可以说这是瓮安县委县政府的问题，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民众抗暴已经成为了一个全国普遍现象，这只能说明中国民间对政府的痛恨已经积累到了什么程度。如果还是冷兵器时代，人们早就揭竿而起了。

瓮安事件后，网上几乎一面倒的谴责政府（不仅仅是瓮安政府或贵州省政府）的声音，已经真实的反映出民意的向背。平均几分钟一起的抗暴事件，反映出中共社会危机已经病入膏肓。

（2）、中共的经济危机

过去中共在遇到社会危机的时候，常高喊“稳定大局”。潜台词则是，只有“稳定”才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换句话说，中共希望通过经济发展，让百姓忘却那些社会不公。

然而，今年中共霍然面临着空前的经济危机。

除了雪灾、洪水、地震等天灾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外，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在过去八个月中，中国股市已经下跌了58%，市值蒸发15万亿。以流通市值为 总市值三分之一测算，股民手里的股票总值跌去5万亿。等于一亿股民，每个人赔了50000元，超过一个人三年的人均收入。

中国人在银行的存款不过18万亿，其中包含许多人为养老、医疗、买房、子女教育等准备的钱。股市的暴跌洗劫了四分之一的银行存款，普通散户手里已经没有钱把大盘指数拉起，从而解套出逃；而作为政府来说，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5万亿元，也不可能把这些钱都投入股市去弥补民众的损失。

如果到大陆的网吧里去看看，股民们怨声载道，痛斥政府的腐败和胡乱作为。绝大多数人早已看出股市只不过是中共利用来洗劫百姓的地方。中国人辛苦劳动，以付出环境污染和健康为代价带来的经济增长，在中共的洗劫中损失惨重。

由于中共一党独裁，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无从谈起，社会公义无从维系，经济结构无法向知识密集或金融密集型转型。为维持经济虚高而圈地卖房，造成中国耕地锐减，许多地区无地可圈，暴力拆迁又引发严重民怨，中国的经济在上半年已经严重失血，下半年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形势只能更加恶劣。

也就是说，中共过去用经济发展来掩盖危机，包括骗得国际上的投资和支持。如今维系统治的这一重要支柱也正在垮塌。

（3）中共的政治危机

在中共所有的危机中，政治危机是最严重的危机。

在中共执政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年大饥荒的惨剧，饿殍遍野；文革时国民经济到达崩溃边缘；“六四”时百万人游行，要求民主化，要求严惩腐败，打倒“官 倒”，然而中共的统治却并未像今天这样岌岌可危。

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中共意识形态并未遭受挑战，“党文化”也帮助中共度过了难关。譬如三年大饥荒后的1962年，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林彪发言中提出“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一直到“六四”以后，尽管人们对中共存在诸多不满，但仍然把改良和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 上。

民众的思路从“如何解决问题”转换成“如何解决中共”，由此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精神觉醒运动——退党、退团、退队。

当这一运动兴起的时候，中共赖以生存的谎言无人再信；赖以维系统治的暴力也失去了用武之地。于是，中共眼睁睁地看着退党人数的增加，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告别中共而束手无策。

二、中共对危机的应对

如果我们以中共的三大危机为背景，就不难想像中共为何把奥运会看得如此重要。从社会危机层面看，中共认为一次成功的奥运会是凝聚民心的大好时机；从经济危机来看，中共曾爆炒“奥运经济”，为民众增添对经济基本面的信心；从政治危机来看，中共想利用邀请外国元首出席观礼伪造“万邦来贺”的场面，欺骗对中共还不能有清醒认识的外国人来增加自己的“执政合法性”。

为此，中共在奥运会前不遗余力地营造“盛世”“和谐”的气氛，同时多次在无关大局的问题上对民众或国际舆论让步，希望能够缓解民怨，转移视线；同时，对一 切中共认为可能危及其奥运脸面的事件，采取最迅速的手段强力镇压，避免事件的进一步扩大。

（1）、中共还能做哪些让步

这次瓮安事件，反映出的不仅是社会危机，更反映出中共处理危机的新的模式，即除了镇压之外，中共还处理了瓮安县委、县政府和公安局长等官员，希望能够平息民怨。

过去中共不这样做的原因就是怕对其它地区的民众产生示范效应。很多拆迁户、失地农民、失业工人、农民工等在中共的压迫下几乎走投无路，许多恶性暴力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正是民众因活不下去而豁出来拚命的结果。

此次中共处理瓮安事件释放出了一个它不愿意释放的信息，就是如果民众拚死抗争，地方官员也会受到惩处。这对于那些被逼到绝境的人反而起到了鼓励抗争的作用。

因此我认为“瓮安事件”的处理官员模式，中共不会多加使用。而迅速采取暴力镇压民众的模式则会继续延续到中共死亡为止。

“正龙拍虎”一事，则是中共应对社会危机的另一种手段——“转移视线”。在网民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事隔将近九个月，中共突然逮捕周正龙。鉴定“虎照”真假 根本无需九个月。中共选择这个时机逮捕周正龙，并对陕西省包括两名林业厅副厅长在内的十三名官员进行免职，无非是给民众造成一个错觉——中央还是禁止造假的，但下面的官吏和刁民是要干坏事的。由于此事民间呼声很高，又不涉及中共政权的根本问题，中共就给民众一个交待。

中共也准备让各级专员接待信访，试图通过口惠而实不至的接访来缓解访民的怨恨，但是绝不会大面积的解决实际问题。

四川地震后，中共降半旗，全国哀悼三天等，都是在压力下收买民心所为，前提则是不影响中共的统治。

如果在奥运前，中共处理了几个四川地震中暴露出的“豆腐渣工程”的承包商，以及相关的几个腐败政府官员，我们也不应感到奇怪，但中共绝无可能让人们反思其中制度性腐败的原因。

在奥运会之前，中共释放政治犯的可能性并非没有，但这个可能性相当小。一方面这取决于国内外的人权压力，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政治犯对中共有深刻的认识（如高智晟、胡佳、力虹、张林等），即使被释放出来中共也不会让他们说话。

与达赖喇嘛的特使会谈，也是中共缓解国际压力的重要做法。但是在会谈前两天，中共又在官方网站上狠批达赖喇嘛，显示出中共的谈判只是做做样子，并不真正要解决西藏的问题。即使中共做出什么重大让步的承诺，但是请放心，中共是绝无兑现的可能。

在经济层面，面对股市流通市值缩水五万亿，中共若投入资金刺激股市，资金量少了不起作用，投入多了，股民则会解套离开，股指不会迅速回升。且中共已经无力投入大量资金。

在奥运会前，中共也许还会通过利好政策的方式增强股民信心。7月1日，新华社再次播发“救市檄文”——《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但市场对这一政策性“利 好”并无响应。相信中国股市即使在奥运前有所反弹，但是不会持久。

（2）、哪些方面中共坚决不会让步

中共一直把法轮功视为最大威胁。奥运前，中共封锁网络的力量空前加强，对抗法轮功学员突破网络封锁的努力；在法拉盛挑动对法轮功的仇恨，损毁大纪元报纸； 在国内大量逮捕法轮功学员，并将其中一些人迫害致死；干扰希望之声的广播；利诱欧卫公司停播新唐人信号。

在其它涉及中共制度的问题上，中共也坚决不会让步。我曾提出过观察中共举办奥运会诚意的三个指标——“开放互联网、废除违宪的（劳教）恶法、释放被关押的 信仰人士”，因为这三件事，中共是一件也不敢做的。

结语：民众对中共的应对

中共不会让步的三个方面，却是中国走向自由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说，只要中共存在一天，自由、平等、正义就永远是我们遥不可及的梦想。

瓮安模式并不是一个好的模式，因为中共必然会暴力镇压，由此带来不必要的流血和损失。

我在6月17日发表的“中共看我的预言无奈地实现”中提到“‘传九评，促三退’的运动是在和时间赛跑，从浅层次上讲，就是我们能不能赶在社会矛盾爆发前解体中共，实现中国的和平转型，否则我们等来的就可能会是又一次流血的暴力冲突。”瓮安事件正在验证这一论断。

如前分析所示，中共有形的暴力对付不了无形的“精神觉醒”，因此“三退”才真正让中共束手无策。许多中共治下的问题都是中共的制度造成的，并受到中共制度的保护，因此寻求公正的本身就是挑战中共制度，必遭致中共的坚决镇压。只有“三退”解体中共，民众才有可能清算被中共制度保护的罪恶，俾正义得以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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