誘逼迫害王明駭人聽聞──大奸毛澤東
 
史實
 
2008-2-23
 
【人民報消息】毛澤東被中共吹噓成人民的“大救星”,在公眾面前,毛本人也一向以“人民領袖”自居,但隨著越來越多內幕資料的公諸於世,人們發現,真實的毛澤東其實根本不是什麼人民的“救星”和“領袖”,而是一個毫無道德良知,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的罕見的大奸。這一點,在當年“延安整風”時他對自己的政治對手王明的誘逼、脅迫和迫害中表現的十分明顯。

“延安整風”被中共描畫為“一場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實際上不過是毛澤東蓄意發動的一場意在奪取中共最高權力,確立其在黨內獨裁地位的權力鬥爭,而這場鬥爭的主要對象,則是有共產國際和蘇共為其撐腰的“留蘇派”首領王明。毛澤東與王明之間的鬥爭雖然是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但也充分證明了毛澤東是一個十足的無原則、無良心、無道德和無羞恥的政治流氓。就像王明評價的那樣,“毛澤東是極端自私的野心家,無論過去和現在總是把自己的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一、誘逼

大奸都是巨騙。“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對王明的誘逼將他的騙子面目表現的可謂淋漓盡致。正如當年在延安的一些有正義感的中共幹部評價的那樣:“毛澤東是個大政治騙子。他在‘整風’過程中所說和所做的一切,就是一場騙局。”

1941年10月,毛澤東私下和王明進行了一次涉及“延安整風運動”的談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直言不諱的告訴王明他打算怎樣歪曲真相,篡改事實,將王明的功勞居為己有,把自己塑造成中共黨內一貫正確的代表,從而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寫成他個人的歷史。

據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回憶,1944年4月1日下午4時,毛澤東坐在他的床邊,和藹的說:“王明同志!你在整風正式開始以前早就生病了。因此我沒有來得及同你談談有關整風運動的一些問題。今天我來,想談談心?

首先,為什麼需要整風?整風運動的最重要的目地就是創造條件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寫成我個人的歷史。究竟用什麼辦法才能達到這個目地呢?必須創立毛澤東主義,那麼,又怎能做到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寫成毛澤東個人的歷史呢?”

毛澤東繼續說:“中國共產黨始終遵循列寧主義。早在中國革命發展的初期,列寧和斯大林就幫助我們解決了一系列的理論問題、制定了政治路線。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便處在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下。聯共(布)和蘇聯政府曾給予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以全面的援助。這一切都是歷史事實。”

“可是,如果承認這些事實,那又怎麼能夠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寫成毛澤東個人的歷史呢?怎麼辦?”毛澤東自問自答:“我決定進行整風運動,不承認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蘇聯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和中國革命史中的作用。我們可以說,列寧主義不適用於指導中國革命,列寧和斯大林關於關於中國革命的所有意見都是錯誤的,共產國際的意見都是錯誤的,蘇聯沒有援助過中國共產黨,即使有時多少給點援助,那也是不僅無益,而且有害。我們不承認瞿秋白在反對陳獨秀主義中的功勞;相反,我們宣布他的行為是錯誤的。我們不承認你在反對立三路線鬥爭中的功勞;相反,我們認為你的路線比李立三的路線更左。我們不承認你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功勞,而宣布你提出了錯誤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同時我們會說,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方面始終遵循毛澤東主義。近二十四年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全部成就,都是毛澤東領導的結果;中國共產黨某些領導人在不同時期所犯的多次錯誤,都被毛澤東糾正了。

唉,整風運動進行這麼久了,而我對這些問題的意見,仍然遇到幹部的強烈反對。”

毛澤東繼續說:“究竟怎麼辦?對此我想了很多,但是沒有找到好辦法。雖然這涉及對列寧主義、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態度,但現在事情也不那麼複雜了。因為共產國際已經解散,再也沒有人強迫我們一定要承認列寧、共產國際和蘇聯了。對於瞿秋白,一切都好辦,因為他已經死了。‘八七會議’之後不久,他犯了盲動主義的錯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為此批評了他,所以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他沒有被選為總書記。在1930年的三中全會上他又犯了錯誤——對立三路線搞調和主義。因此,他在黨內的影響已經不大了。

對於你,是最難辦的。你寫了一本反對立三路線的書。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都通過了反對立三路線的決議。這一切,人們都記得。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的問題,你寫了很多文章、報告及其他文件。你在制定抗日統一戰線政策方面的功勞,不僅在共產國際和兄弟黨中,甚至在國民黨及其他黨派中,都有人知道。這一政策,我們黨過去幾年執行了,現在正在執行,並且要一直執行到抗日戰爭結束。因而一旦有人向幹部說,王明沒有反對過立路線,一旦有人向他們說,王明與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無關或王明堅持錯誤的政策,那麼,幹部是很難接受這一切的。

不過,如果承認六屆四中全會的路線和你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是正確的,那麼,在我們黨二十四年的歷史中,你就占了十五年;這樣毛澤東主義又成了什麼?又怎樣能夠把我們黨的歷史寫成毛澤東個人的歷史呢?那該怎麼辦呢?

我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請你把你的功勞讓給我。你同意嗎?”

王明回答他說,“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和你的看法不一樣。否定列寧主義、否定共產國際和蘇聯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的人,不可能是共產黨員。我認為,每個共產黨員,不論他對黨和革命事業的貢獻大還是小,都不應當認為這是自己的功勞,而應當認為這是黨的、共產國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功勞。因此,當季米特洛夫、多列士及其他同志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對我說‘你對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貢獻,是對黨,對全體中國人民、對整個中華民族的一大功勞’的時候,我回答他們說:‘這不是我個人的功勞。這是黨、共產國際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功勞。”

“然而,既然你認為這是我的兩大功勞,卻又想讓我把它們‘讓’給你,那麼請問:‘究竟怎樣讓法呢?’”

毛澤東回答說:“你對反對立路線鬥爭的領導不算數。讓我們認為,反對立三路線的鬥爭是我領導的。我們就說,當時由我擔任政治委員的閩贛蘇區的紅軍,不支持立三路線。所以說,我領導了反對立三路線的鬥爭。你看怎麼樣?”

“你以為這樣解釋能說服幹部嗎?”王明反問毛澤東。“你任政治委員時的閩贛蘇區的紅軍攻打長沙,這時滿城都是紅軍,結果使紅軍受到了損失。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任弼時同志和王稼祥同志到瑞金專門召開了閩贛蘇區黨代表會議,在會上發言的人都公開的指出,第二次攻打長沙是‘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對這個問題,會議通過了相應的決議。你現在的解釋,幹部接受得了嗎?”
“是的,是的,”毛澤東低聲說。“但是別無他策。”

王明接著問毛澤東:“那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功勞又怎樣‘讓’給你呢?”

“你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功勞,我們同樣不去管他。這項政策,就算是我制定的。今後我們就確定下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開始於1935年12月27日,即我在瓦窯堡幹部會議上作關於統一戰線報告的那一天。”

王明問:“你這樣能使幹部信服嗎?我請你考慮以下事實:

第一,還在你做這個報告以前好幾年,黨就已經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了。”“中國共產黨通過和發表的所有這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文件,都是由我起草的。正如你剛才說過的,關於這一點,不僅黨內,而且國外都知道。”

“第二,大家都知道,就在你做報告的前兩天,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這一決議決定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並實現與此相應的綱領。這個決議,雖然由於政治局不完全了解國內外的新形勢而有一些嚴重的錯誤,但是政治局還是正式通過了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決議。大家知道,這個決議的基礎是張浩和劉長勝向政治局委員所作的情況報告。他們兩人是在我的請求下,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協助下派往瓦窯堡去的。他們所談的內容有: 1.1935年6月,我因起草《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草案,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上所作的報告與結束語;2.我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革命運動與共產黨的策略》中涉及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問題的那一部份。

第三,自從你在瓦窯堡幹部會議上做了報告,已經進入第九個年頭了,可是報告的原文沒有發表。誰知你那時報告了什麼?

因此,幹部怎樣能夠相信你現在對這個問題的聲明呢?”

“是的,確實是這樣。但是除了如何迫使他們相信這一點之外,沒有別的辦法,” 毛澤東堅持說。“正因為如此,所以我今天才來談談心不過我還要考慮一下。也請你幫助我想個辦法。”

二、脅迫

謊言與強權是一對孿生姐妹,巨騙常常同時是暴君和陰謀家。

在私下談話中,毛澤東之所以敢於明目張膽的告訴王明他打算怎樣歪曲真相,篡改事實,從而把自己塑造成中共黨內一貫正確的代表,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寫成他個人的歷史,並直言不諱的誘迫王明與自己合作,是因為當時的毛澤東已控制了中共的整個權力系統,包括延安的警衛部隊,隨時可以置王明於死地。也正因為如此,當毛澤東對王明誘逼不成時,便直接以暴力相脅迫,逼迫對方就範。

早在前面所說的那次談話結束時,毛澤東就曾用隱含威脅的語氣告誡王明說:“今天不多談了。你有病,談話久了,會使你疲倦。但是我要提醒你注意:有關我們今天談話的內容,任何情況下你都不要向別人講。”

1948年12月18日在西柏坡住所,毛澤東同王明又進行了一次談話。據王明回憶,一開始,毛澤東被迫承認他反對列寧主義和提出“毛澤東主義”是不對的,並承認他發表由他捏造的關於王明的兩次“機會主義錯誤”的論斷是不對的。但在這之後,當王明用肯定的語氣對他說:“毛主席,你聽取別人的意見,並作自我批評,這是一個進步,我真誠的歡迎你的進步。”時,毛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突然滿臉通紅,敲了一下桌子,喊起來:“難道在1944年4月那次‘談心’時,我沒向你講清我的意思嗎?!要知道,如果承認列寧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如果承認你的六屆四中全會的路線和你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是正確的,那就不可能有任何毛澤東主義,不可能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寫成毛澤東個人的歷史。你今天所說的一切,都是在追求一個主要的目地:你至今不承認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唯一指導思想,你仍然還想恢復俄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共產黨內的統治地位。這是辦不到的!在七大通過的黨章《總綱》中,對這個問題有明確的規定。難道你可以不承認這些?!至於我們今天談話的內容你應該像太廟裡的金人那樣三緘其口,不能對任何人講!而一旦講了,那麼,哼,你知道,我是什麼都幹得出來的……。”

聽了毛澤東突然變卦的這番話,王明又跟他爭執起來。毛一再的解釋,他也不否認,在反對列寧主義並把兩次“機會主義路線”說成是王明的路線等問題上他是不對的;但是他一定要創立毛澤東主義,他一定要把中共的歷史寫成他個人的歷史。他只能從中選擇一種辦法;因為他沒有其他辦法,所以他就選擇了後一種辦法。

這之後,1949年3月16日下午5時,毛澤東帶來了博古、洛甫和楊尚昆(註:這三人當時都是毛澤東眼中的“留蘇派”)的 “交代”材料,要求王明也寫一份“罵三方人士的交代”材料,即要王明在“交代”應當罵自己、罵博古、洛甫、楊尚昆和其他人、罵俄國人。然後,毛澤東非常自鳴得意的向王明描述了他是怎樣迫使博古等人作出“交代”的。

原來,“搶救運動”開始後,延安即籠罩在毛澤東一手製造的恐怖氣氛中。正是在這種壓抑的恐怖氣氛中,毛澤東派李富春、彭真、高崗和林彪去找博古,要求他按照毛定的基調——“罵自己、罵王明、罵俄國人”——來進行“交代”。“罵俄國人,就是罵共產國際和蘇聯”。他們威脅博古說,如果他不同意,馬上就會被逮捕槍斃,而後在報紙上被宣布是反革命分子。但博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願寫這種 “交代”材料,為此痛哭了一整夜。最後,在眼看著就要被捆綁起來帶走時,博古才被迫就範了。對洛甫和楊尚昆,毛澤東也使用了同樣的威脅手段,強迫他們寫出了類似的罵自己、罵王明、罵俄國人的“交代”材料。

毛澤東講完這些後,叫喊著對王明說:“如果你不交代,我就要像對待博古那樣來對待你。”

三、下毒

“我是什麼都幹得出來的” 。毛澤東決非只是口頭上這麼說說,實際當中他也是這麼幹的!對王明下毒就是他這麼幹出來的一件駭人聽聞的事。

據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中考證,德國入侵蘇聯不久的1941年秋,毛召開一系列政治局會議,要所有過去反對過他的人,引起過他不快的人,都卑躬屈膝地譴責自已,唱他的頌歌。大多數人,如張聞天、博古,都乖乖照辦。周恩來當時在重慶。只有一個人拒絕從命,他就是王明。

王明一直在毛的股掌中過著小媳婦的日子。10月,他有幸看見季米特洛夫給毛的電報,裏面問了十五個嚴厲的問題,包括:中共準備採取什麼實際行動打擊日本,以阻止日本與德國夾攻蘇聯?手上有了莫斯科對毛不滿的證據,王明膽子壯了,抓住這個機會打算東山再起。政治局會議上,他拒絕表態說毛一貫正確,反而批評毛的抗日政策,說在這個問題上正確的不是毛,而是他。他要求跟毛在黨的大會上辯論,說他決心與毛爭論到底,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

毛本來計劃在政治局所有人都表態臣服後,召開已延遲多年的“七大”,名正言順地當黨的領袖。毛做事實上的中共領袖已近七年,但一直還沒有正式頭銜。王明這麼一鬧,毛的如意算盤便散了架。如果倔強的王明在“七大”上挑起論戰,辯論抗戰政策,輸的準是毛。毛不敢在這時開“七大”。

王明在1941年10月向毛挑戰之後,突然病倒了,直到第二年三月準備出院時,他仍不屈服,在醫院裏還做詩說:“自是凜然爭氣節,獨逢亂諂不低頭。”說毛 “一切為個人,其它都不管。”“反對蘇共和蘇聯、反對中國共產黨”甚至直點其名:“毛澤東製造毛澤東主義,建立個人黨內專制和個人軍事獨裁。”這樣一個敢於反抗的王明,出院後準會給毛帶來無窮的麻煩。毛決心除掉他。替毛下毒的是一位姓金的大夫。他最初跟紅十字會的醫療隊來延安,因為是婦產科和小兒科專家,共產黨把他留下了。王明住院後,他被派任主治大夫。他給王明下毒的事實,有1943年7月延安醫生會診總結(“對於王明同志病過去診斷與治療的總結”)白紙黑字為證。這份會診總結是中共捂得最嚴實的秘密之一。

會診總結說:3月初,王明病好轉,準備出院,但金要把他留在醫院裏, “金主任主張拔牙、割痔瘡、割扁桃腺”,這後兩個手術在當時的條件下都是“大手術”,“是危險的”。由於別的醫生反對而作罷。13日,王明出院那天,金大夫給他吃了一片藥,吃下去王明就出不了院了。會診總結說:“3月13服一片即頭暈,3月14服二片,即嘔吐頭暈、肝劇痛、脾腫大、心區痛”。金“3月15 日又叫病人吃一片”,“第二天的診斷就發現急性膽囊炎及肝炎,肝腫大”。

會診醫生始終沒從金那裏問出他給王明的是什麼藥。藥“是由金主任直接拿給王明同志的,沒有第三人證明,也沒有藥方。”“金主任的答覆是模糊的,一會說是Strept。cide,一會又說是Sulfamilamid,一會說是三片的,一會又說是五片的。藥是什麼形狀大小也都談不清楚”。但會診確定:“服此藥後病人的中毒症狀與某些其它藥品中毒症狀是相同的,例如砒制劑”。

王明滯留在醫院後,金大夫給他開大劑量的甘汞加小蘇打。這樣的配合是有名的禁忌品,因為它會產生升汞,使服用者汞中毒。會診總結列舉了王明一系列“汞中毒現象”,說金給王明吃的汞“超過極量”“足以引起數人中毒或致死”。

王明自然開始懷疑金了,停止了吃藥,否則他早死了。6月,金大夫不再給王明毒藥,原因是延安來了新的蘇聯聯絡員孫平。孫曾在東北工作過,說一口流利的中文,又跟好些中共領導認識。他的級別很高,是個將軍,報告直達斯大林。跟他同來的還有蘇軍情報局大夫阿洛夫,外加一個電臺報務員,直接給莫斯科發電報。

7月16日,孫平、阿洛夫向莫斯科報告,王明“治療九個月後瀕於死亡”。王明沒有告訴他們他懷疑自己被下毒,他既沒有證據,又身在毛的掌心裏。

1943 年初,王明病情惡化。延安的醫生們跟阿洛夫大夫一致建議送他到國民黨地區或者蘇聯去治病。毛拒絕放王明走。為了能去莫斯科,王明1月8日向孫平口授了一份直呈斯大林的長電,裏面列舉了毛“許多反蘇反共的罪行”,最後“請求是否可能派飛機接我去莫斯科治病,屆時我將向共產國際領導匯報毛澤東罪惡的詳情。”

王明的尖銳的話被孫平去掉些鋒芒後發往莫斯科,2月1日到了季米特洛夫手上。毛顯然得知王明的這封告狀電報,馬上也給季米特洛夫發了封電報,反告王明。儘管如此,季米特洛夫答覆王明說:“我們將派飛機接你來莫斯科。”

2月12日,金大夫又一次給王明開致命的甘汞加小蘇打。一星期後,他給王明開單寧酸灌腸,開的濃度高到“有嚴重危險” (據會診總結)。王明既沒有吃藥也沒有灌腸,將處方留了起來。

毛感到危機在即,採取緊急措施。3月20日,他秘密召開排除王明在外的政治局會議,把自己正式任命為政治局兼書記處主席。決議給毛絕對權力,說中央的任何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王明被趕出書記處。

毛就這樣第一次當上了中共主席。然而,他當得鬼鬼祟祟,沒有向全黨宣布,也對莫斯科保密。這件大事在毛一生中都是國家機密,知道的人寥寥無幾。

3月22日,王明第一次告訴俄國人他被下毒。他把金大夫開的處方交給阿洛大大夫,孫平隨即電報莫斯科。莫斯科馬上回電說處方“導致慢性中毒”,“嚴重時死亡”。王明這時又把處方給延安的醫療負責人傅連暲看,這樣有了會診。

毛澤東的伎倆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他不便阻止會診,就利用它為自己服務:會診期間,王明是不可以離開延安的。

毛也早預備下了替罪羊,就是金大夫。孫平記載道:3月28日,江青“突然來拜訪我”,“她長篇大論地對我談金大夫如何不可靠,說他也許是個特務”。

56年後,在北京城一幢幹篇一律的水泥樓房裏,當年延安會診的15個醫生中唯一活著的Y大夫接受了張戎夫婦的採訪。這是1999年,大夫高齡87歲,但頭腦仍然敏捷,動作毫無老態。他靜靜地端坐著等他們擺弄好錄音機,然後莊重地開始他顯然準備好的為歷史留下記錄的敘述。

會診決定一作出,Y大夫就領到任務去觀察王明的病情。他說:我在王明家裏住了一個月,住在他隔壁房間的書房,我為他熬了一個月的尿。拿很薄的金片子丟進尿裏,再夾出來,放在顯微鏡下看,看金片如果有紅的顏色,那就是汞沾在上面,說明尿裏有汞。”“裏面有幾次陽性。他是慢性中毒。” Y大夫把他的發現報告給上級。若干星期沒有下文。

6月30日,會診終於開始。7月20日結論作出:金大夫給王明吃了毒藥。金本人也在結論上簽了字。他在旁邊打括號寫道:“其中數點另外聲明。”但他從未發表任何聲明。一次開會時,當著一屋子醫生,大夫親眼看見金“跪在孟慶樹(王明的夫人)面前,哭了很久,又哭又求,求諒解他,說他是錯了,但不是故意。”王明夫婦和醫生們都知道,金身上常揣著國民黨軍隊編的小辭典,叫《軍醫必攜》,裏面明明寫著甘汞不能跟小蘇打配用,而且金還在下面用紅筆畫了線。Y大夫質問他說:“你看你那裏面都有寫著,禁忌藥,危害又大,你還劃了杠子!”金啞口無言。

金不但沒有受懲罰,反而被保護在棗園,跟特工人員吃、住在一起。他繼續做毛跟其它中共領導人的醫生。江青的流產和結紮手術是他做的。中共掌權後,他當上了北京醫院院長,負責給中共領導人和他們的家人看病。毛的大兒媳婦患闌尾炎送進北京醫院,做手術要家人簽字,岸英不在場,是金代簽的。這一切都說明,毒害王明根本不可能是金個人的決定,或醫術問題。

5年後的1948年,毛準備訪問蘇聯,那時他與斯大林矛盾又起,怕王明趁他不在時作亂,於是又一次對王明下手。王明因便秘需要灌腸,一名醫生就給他開了給尿缸子消毒的、會燒壞腸子的“來舒 (Lys01)]。王明痛得大叫,給他灌腸的妻子立刻停止,他才僥幸活了下來。當時的結論說這是“醫療事故·”,可是這樣的事故從來沒有出現在中共其它領導人身上,更不用說一而再,再而三發生。那個開“來舒”處方的大夫以後一直是毛的主要醫生之一,官至衛生部副部長。

四、人生觀

毛澤東對王明的誘逼、脅迫和迫害並非特例,而是他在黨內權力鬥爭的慣用手段。而他之所以會使出如此卑鄙、陰險和殘忍的手段,乃是由他的人生觀決定的。別看毛澤東在公開場合總是冠冕堂皇的提倡“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集體主義精神”,背地裏他自己其實是一個特別典型的個人至上,“毫不利人,專門利己”的極端個人主義者。

早在青年時代,毛澤東就確立了這種人生觀。

24歲時,毛澤東在德國哲學家泡爾生所著的《倫理學原理》的中譯本上曾作了大量批註。他在這些批註裏直言不諱的寫道,“道德之價值,必以他人之利害為其行為之動機,吾不以為然。”“吾人欲自盡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貴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可見,毛的道德等於完全的隨心所欲。

義務與責任毛概不承認,說,“吾人惟有對於自己之義務,無對於他人之義務也。”“吾只對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負責,非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吾概不負責焉。既往吾不知,未來吾不知,以與吾個人之現實無關也。”“吾自欲逐行也,向誰負責任?”

良心本是對人的衝動的一種心理約束。毛卻認為,“良心與衝動理應一致,乃調和的而非衝突的。”“二者原為一物,吾人各種之動作,固處處須衝動,處處系衝動之所驅,良心之明,亦處處承認之。”照這種觀點看來,“良心”只是為毛的“ 衝動”服務的工具。

泡爾生說,“毋殺人,毋盜竊,毋欺誣,皆良心中之無上之命令。”毛不以為然,說,“此等處吾不認為良心,認為人欲自衛其生而出於利害之觀念者。”照毛的 意思,人不幹這些壞事,只是出於個人利害考慮,要是幹了不受懲罰,那就要幹。

終其一生,毛澤東都沒有改變過這種極端個人主義的人生觀。王若水在《新發現的毛澤東》一書中提到的一件毛澤東的逸事,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事情是這樣:1975年8月的一個晚上,毛澤東在寓所看香港電影《雲中落繡鞋》。電影說的是這樣一個故事:某員外小姐失足跌進後花園的枯井,井下又黑又潮,空氣稀薄,小姐生命危在旦夕。員外貼出告示:誰能搭救,就將小姐許配為妻。兩個青年同時應征,商量好合作,一個下井,另一個在上面接應;救上來後,由小姐選擇一個結婚。下井的青年把氣息奄奄的小姐放入筐內,井上的青年拉繩,把小姐救上來了。井上的青年當即用一塊大石頭把井口蓋上,抱著小姐去見員外,聲稱小姐是自己一個人救上來的,於是得以和小姐成婚。誰知小姐上來時把一雙繡鞋落在井裏了,一日做夢,夢見天上飄落下她那雙失落的繡鞋。以後井下那位青年果然死裏逃生,以拾到的繡鞋作為搭救小姐的證物使真相大白,和小姐完婚,而那個邪惡的青年則被趕走了。

陪同毛澤東看這部電影的有張玉凰、孟慶雲等。毛看完後問她們,你們說說看,兩個救小姐的青年,哪個好些?

幾個女青年異口同聲的說,那個陷害別人、欺騙小姐的井上青年太壞了。然而毛澤東的看法卻是驚世駭俗的,他覺得井上那個青年更好些。

“那個井下青年對問題考慮太簡單,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應該想到井上的青年會使出這一招兒。他太蠢了,還是井下的青年聰明噢。”

張玉凰反對說,他太奸滑,不老實。毛爭辯說,“老實是無用的別名,這是魯迅先生的見解,我很同意。”

孟慶雲說,“那他也不應該為了的自己利益去害別人呀!”

毛堅持說,“就有一個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嗎?看來,他是太愛這個小姐了。這叫愛之心切,恨之心狠噢。相反相成。”

敘述完這件逸事後,王若水感慨說:“那些虔誠學習過‘老三篇’和《毛主席語錄》的人讀到這裏一定會感到震驚:毛澤東曾諄諄教導別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要做老實人,可是毛澤東的真實思想原來是這樣!”

毛澤東之所以會由衷的讚賞電影中那個陷害別人、欺騙小姐的井上青年,正因為他就是毛澤東自己一生的真實寫照。試想,這樣的一個毫無道德底線的奸猾之人,什麼樣的壞事幹不出來呢?!

進而言之,作為統治中共歷史最長的黨魁,毛澤東的這種大奸人品則再鮮明不過的體現了共產黨的邪惡本性。這樣的人,怎麼可能是人民的“救星”和“領袖”?!這樣的黨,怎麼可能是“代表的人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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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韻晚會巡迴演出,看了好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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