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七日，兩天之後，在上海我任教的大學（當時名爲華東化工學院，現名華東理工大學）接到北京三個衙門（國家教委、中組部、中宣部）聯合下達的文件，指名不准我出國。然而，抱歉得很，在下我剛剛離國兩天，難以返校恭敬從命了。
原本我的訪學計劃僅是半年。但是，歸途已斷......。
自那時至今，十七年了。沒有料到，我再也沒有踏上返鄉之路。「從此故土變異國」。
回望前塵。六四前，從1987年末到1989年，我從復旦大學應邀去華化創辦並主持了一個文化研究所，兼主編《思想家》雜誌。
1989年3月14日，我在北京舉辦《思想家》雜誌創刊座談會，因國安騷擾破壞，釀成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在這次半座談半流產的「會議」上，戴晴、蘇煒等拉上我，徵集了1989年第三次知識界簽名上書活動，即43位人文社科學者的聯署活動。同時，戴晴也把她千辛萬苦印成的關於反對三峽建壩的書連同我們的《思想家》創刊號一同派發了出去。
4月15日胡耀邦先生突然去世，北京學運轟然而起，我急急派遣所裏兩位研究人員駐紮北京，就地觀察，隨時聯絡。同時我自己也在上海市內，連同幾位學界同仁，四處張羅，徵集簽名，同時支持北京與上海的年輕學生們與當局的對話訴求。因此，原已定好的4月30日應波士頓學院之邀赴美訪問的計劃，因學運之故，也因一所美國大學的代表團五月份要來文化所訪問之故，推遲到了6月5日。
6月4日晚，本所同仁聚會我家爲我次日赴美送行，校長陳敏恆先生亦在座。酒酣耳熱之夜，有人急遽而至，手持一份由香港電視節目轉錄下來的錄像帶，播放出來，竟是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共野戰軍屠城影像！槍聲響處，血流漂杵……
六四，作爲一個驀然的轉折點，決定性地改變了我一生的軌跡。
自6月5日飛離那血腥之死地後，一系列事變接踵而至，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1989年6月8日，應《波士頓環球報》採訪，痛陳六四慘案。
1989 年7月13日，應剛逃離虎口的嚴家祺、吾爾開希等人之邀，我們前往巴黎參加爲期一週的海外學人共商中國國是會議，見識了法國人當年的羅曼蒂克。他們拒絕邀請中國政府代表參加7月14日的200週年法國國慶觀禮，而把我們這批流亡者請上了貴賓席。最令人涕淚難禁者，是典禮的第一方陣隊伍竟是由中國人組成，他們簇擁着三個巨大的中國鼓，上面赫然大書六個漢字：「自由平等博愛」……全場起立，掌聲、泣聲交混迴響，久久難息（當年那些熱血法國人而今安在哉？）。
1990年1月，應邀去普林斯頓大學任訪問學者，參加《中國學社》研究項目，主筆《民主中國》雜誌。
1996年底，應邀主持自由亞洲電臺《中國透視》節目至今。
2002年初，參與籌辦中國信息中心，主編《觀察》網刊至今。
……
諸「罪」種種，我遂成了故國的「不可接觸者」，被拒之國門以外，至今，也整整十七年了。
我曾經千百次地想像過有朝一日歸國時的情景心境，總是不得要領，難以拼出一幅具體的圖像。但是不期然的，腦海中卻突然冒出劉禹錫那首略蘊滄桑的七絕來：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物異人非，不復當年。昔日友朋，有彈冠相慶者，有門生遍天下者，有坐擁豪宅者，也有落寞寡合者。人各有運，各得其所，我無意也無權去物議臧否。只是，當有人問我，你不悔嗎？我很詫異發現自己情緒竟是波瀾不興，心境很淡地回了兩個字：絕不。
遺憾自然是有的，並且很深，不足爲外人道。最痛者，是父母雙親在這段時間相繼離世，不孝子我未能奔喪萬里，扶棺哭靈，捧一抔之土，築室守墓。雙親生前之暮年，我亦未能敬茶送飯，侍奉湯藥。這是我身爲人子最難釋懷之處。然兩老深明大義，多次捎來信息嚴厲阻我探視之妄念。彼情彼言，沒齒難忘。我只能叩首東拜，接領教誨，涕淚交流。
我自然明白詢問者之好意，因爲的確有人曾直率地指我的選擇「不划算」。意謂你本有一個相當好的基地和位置，倘若不要過於執拗，就將如何如何，云云。
我自問並非自命清高淡泊名利的化外之人，也不是無視身外之物不食人間煙火。既生爲常人，七情六慾自然難於超脫，親情鄉情亦時時縈繞於懷。然而，沒有辦法的是，有些人倫的底線是絕然不可逾越的。我不能騙自己。我無法假裝沒有看見野戰軍在大街上濫殺無辜，還要仰人鼻息，假模假式地舉手擁護；或者製造一套理論說辭來安頓自己的良知，自欺欺人，換取靈魂的片刻安寧。
我更加無法割捨的，是靈魂的真正寧靜，是心靈無塵無埃無愧的坦蕩，是人之所以爲人的尊嚴、良知與自由。
我無法長久維繫一個分裂的人格，時時活在一幅面具背後，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我無法長久地被框定於欽定的「語言和語法」內，用一種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方式，撰寫一篇又一篇的裝腔作勢的「學術」論文和一部又一部言不由衷的「理論」專著，成爲人見人愛不知所云的「學術權威」和「青年導師」，製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學術垃圾。
我更無法忍受的，是無時無刻無處不在襲人耳目的謊言宣傳，那類小兒科式的愚民音像文字，鋪天蓋地而來，日日轟炸，使你無可逃遁於天地之間。那是對人的心靈和智力的雙重侮辱。
……
簡言之，在我心中，雖然已經過去了十七年，但六四事件並未結束。它還沒有進入歷史，它還在等待正義。它甚至還未曾被事件發生國的人們公開談論，公開評判，甚至事件中死傷的確切人數至今還籠罩在沉沉黑幕之中。論及六四，很多人依然熱血沸騰，有些人依然諱莫如深。它依然是當代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當代政治中的一根基本槓桿。它仍然在等待「最後的審判」。1989——仍舊是活着的現實。
質言之，只要六四事件還未獲得公正審判，只要正義未張，一黨壟斷未亡，我對那片紙醉金迷的「人間樂土」就了無興致。那不是我的故鄉。
據說，北京當局最近非常關心國人道德，欲在中國推行正確的「榮辱觀」，倡導「八榮八恥」。我只能直捷地說，免了吧，何須用如此複雜繁瑣難於記憶的字句。什麼是恥？六四，就是最大的恥，最大的罪。而六四的亡靈就是中國之榮。你們有了這一「榮辱觀」，就一通百通了。
中國老話雲：知恥近乎勇。特此鄭重錄下，並轉贈中南海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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