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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人民報3月4日報導）3月4日早晨，高智晟律師在前往辦公室進行每週六的絕食途中，遭到三名中共跟蹤特務的糾纏。對方故意製造肢體衝突，藉機對高律師實施暴力襲擊，並搶走了高律師與外界聯繫時使用的小靈通電話。 中共特務暴力行爲，引發衆怒，圍觀民衆紛紛指責。特務見勢不妙，叫來朝陽區小關派出所警察將高智晟帶走。 據大紀元記者趙子法報導，消息傳出，國際譁然，海內外各界衆多民衆不停的打電話給高智晟律師，希望之聲、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加拿大廣播電臺、大紀元、日本的共同社、產經新聞等世界媒體也紛紛的採訪了高智晟。不停打來的電話使得高智晟的手機發熱，民衆和記者紛紛的擔心和關注令高智晟感動。 今天週六的接力維權絕食，有全國24省市和臺灣的民衆向高智晟律師報名表示參加。 下午，高智晟律師在辦公室向記者講述了事情經過： 「這兩天他們針對我的一系列的暴力和恐嚇行爲，我想這是系列策劃當中的一部分。今天我下樓，象往日一樣的去上班，顯然這種規律被對方打破了。突然，他們的一個大個子闖到我的前面把我擋住，擋住以後，說我手中的攝象機攝他，而事實上他心裏非常清楚，我連攝像機蓋都沒有打開。這一點到派出所以後，已經被派出所證實了。到派出所以後，派出所把攝象機徹底打開看了，我們連電池都沒有開，電池開關沒有開，更沒有所謂的攝他的問題。 而他說你攝我了，你和我交涉。他一邊說，左胳膊迅速的伸到我的右胳膊下面，右手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準備用力的把我的手背到後面去，這種情況下，我跟這個大個子發生了肢體衝突。由於他的左胳膊伸到我的右胳膊下面，恰恰我也伸到他的右胳膊下面，雙方就這樣叫着勁，我的左手上還拿着攝象機，左手還拿着一個文件袋，在院子裏面有十幾分鍾，進行了大概幾十個回合較量。這種情況下他看到沒辦法制服我，因爲圍觀的人越來越多，圍着的其他的祕密警察看着不行了，就又上來兩個人，這種情況下，他們三個人開始用暴力對抗我，雙方的這種你來我往團在一起。 在上來的這兩個人當中，有一個我們最厭惡的一位，他就是跟我們家時間最長的、也是形象最惡劣的一位。他是第一天跟着我女兒的，另外那次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官員諾瓦克來，大鬧飯堂的也就是他。今天他一來以後，我就跟他講，你今天的心態就是把我個人作爲你個人的仇敵來對待了。他牙關咬的緊緊的跟我說話，幾次拳頭準備照我的面臉上打來，都被周圍的老百姓給堵住。堵住以後，他個子小，從人羣中鑽過來以後，從正面把我的脖子喉嚨一卡，猛的往後推，另外兩個人配合著，這樣我就快速的倒退，倒退到了牆根前以後，他們三個人把我壓住，把我給制服，拿走我的包，擋住其他人的視線，就翻我的包，把我的小靈通和一個卡給搶走了。搶走以後呢，一直跟我的那個大個子，我始終拽着緊緊的不放手，他們三個人默契的配合了好幾次，都沒法脫身。在沒法脫身的情況下，周圍老百姓就開始指責他們，有人就義憤的說你們每天開着無牌照的車在這周圍晃盪，都好幾個月了，你們到底是做什麼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看沒辦法脫身了，他們就趕緊打電話報警。我也希望他們報警，我現在沒辦法打電話報警，因爲我們這樣僵持，僵持到什麼時候去。 在這種情況下，警察來了，就要把我給帶走，我給警察強調，對方在光天化日之下，使用暴力搶劫了我的小靈通，搶劫了我的手機卡，而被搶劫的財產就在他們的手上，他們是犯罪嫌疑人，應該把他們帶走，而把我的手機還我，把搶我的東西還我。警察說：好，好。而他嘴上說好，還是把我給強行帶走了。就這麼一個過程，到了派出所以後，關上門來的時候，派出所上下對我非常的客氣，他們說他們也沒有辦法，只能看看能不能把我的小靈通給我要回來，其它他們沒有辦法。」 當記者問到那些製造事端的特務有沒有給帶到派出所時，高智晟說，「沒有。」因爲派出所離我家就200米，再清楚不過對方是幹什麼的了，連周圍的居民都知道他們是做什麼的，而且派出所的一警區警長就住在我的樓下。 高智晟律師還表示，我可以確切的判斷，我目前的情況絕對受到了中共最高層的干預和控制，所以這些迫害我的人才到了如此歇斯底里的地步。你不讓我抓，我也絕不能讓你好受。這些特務的應對手段卑鄙陰暗。 當記者問到中共高層決定不抓你是出於什麼考慮時，高智晟說，他們的考慮是很複雜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絕不是爲民衆考慮，他們知道我的背後站着許許多多老百姓，他們不願意留下罵名。 記者問，中共高層對國際社會、尤其美國政府來的壓力，您怎麼看呢？ 高智晟說，簡單從政治上判斷，雙方在桌子下的「商談」已完，從而不得不把這個問題表面化和分歧公開化。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多方面，至少美國國務院的關注使得這個問題本身的重量增加了，也使得國界媒體關注的頻率更高了。 當記者問高智晟這對以後局勢的變化會起到什麼樣的影響時，高智晟表示，暫時我個人的命運發生根本性改變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從當局繼續拖延司法部的複議情況上看，中共高層不打算恢復我的律師事務所，他們要恢復，就不會拖到最後，因爲到了3月18日就到了最後的期限了。 高智晟最後強調指出，當局以爲關閉我的律師事務所以後，把我個人的作爲已經限制的很小了，而事實上不是這樣的。其實這使得我「對他們的殺傷力更大了，我由原來的一個法律技術人變成了一個法律政治人物，因爲它把我從過去持續的和地方腐敗勢力的鬥爭中徹底解除出來了，專門和暴政專制進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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