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初期打着「耕者有其田」的旗號，發動了旨在消滅地主階級的土地改革運動，挑起無田的農民鬥爭有田的農民，全面掠奪地主的土地和財產，謀財害命。

1950 年6月30日《人民日報》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同日，《人民日報》還發表社論，宣稱土改「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是「中國人民對於殘餘的封建制度所發動的一場最猛烈的經濟的政治的戰爭」。在《人民日報》的號召下，「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土改運動在全國興起。有史料記載，土改中大規模地處決被中共強行劃分爲「地主階級的成員」有200萬人之多。

土改運動是消滅地主階級。而對於富農，這部至1987年才停止實施的「土地改革法」中規定對富農經濟是採取保存的政策。但是沒過四年，中共就易弦更張，改變了原來的階級路線，重新劃分階級隊伍，把富農劃作敵對階級予以消滅。《人民日報》對於中共這一立場轉變，立即輿論跟進爲中共造勢。挖掘出了許多合作化過程中富農分子破壞合作化的許多「反動」言行。如1955年5月12日《人民日報》報導了河北省涿縣松林店鄉富農破壞合作化運動的「反動行爲」後，大搞階級鬥爭的現象氾濫至全國。從此與地主一樣，富農也被打入敵對階級的行列，富農經濟也被消滅了。

實際上，土地改革在中共建政以前在其控制區就已經實行，中共正是從那些得到土地實惠的農民那裏獲得了支持，獲得了大量民工支援戰爭，獲得了大量的糧食和各種軍需物品資源，更獲得了大量壯丁擴充了中共武裝力量，最終實現了奪取政權的目的。（1945年，中共正規軍120萬人，民兵約260萬到300萬人，到1949年中共正規軍達到400萬人，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農民）。中共建政以後又把土地改革擴展至全國，得到土地的農民認爲中共會讓他們過上好一點的生活。但是中共在把富人的財產掠奪殆盡之後，廣大農民就成爲了中共掠奪的當然對象。爲了從制度上保證更高效的掠奪，中共確定了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之別。從此，中共賴以起家的、爲了中共奪取政權勝利而犧牲了父母或兄弟姊妹或兒女的億萬中國農民，一夜間就成爲了中共剛剛建立的「年輕的人民共和國」的二等公民。在農民分得土地未到兩年，中共就迫不及待的搞起農業合作化運動。農民不得不交出分得的土地，又迴歸兩手空空。而《人民日報》配合中共大肆宣揚合作化是「使全體農民走上幸福生活的唯一道路」，在欺騙和專政壓力之下，把全國農民強迫走上了這個「唯一道路」。

中國農民二等公民的地位，在中共實行的各種對農民的政策中顯露無遺：1953年10月，毛澤東說：要打一仗。一面對付出糧的，一面對付吃糧的。「對付出糧的」政策出臺了。據說陳雲向政治局提交了解決糧食危機的八種辦法，政治局挑選了最嚴厲的「統購統銷。」該政策的核心是，關閉糧食市場，政府行使糧食專買專賣權，農民必須按政府覈准的數量、價格、品種將糧食交給國家，賣給國家，災荒年歉收也不得減免、如果交完不夠吃，由政府覈准後「返銷。」前者叫「公購糧」，後者叫「返銷糧」，再後來又搞了一個「超產超購」政策，有的地方包括陝西美其名曰：「愛國糧」。其核心是，不「超產」也「超購」，以彌補「公購糧」之不足。總之，想方設法地從農民的手裏多拿些糧食。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強行徵購，農民在欠收年景，甚至被迫把口糧、種子糧都交出去來完成中共的統購任務。全國範圍內農民被餓死和因交不出糧食被逼自殺的事不斷髮生。其中甘肅省的「反革命集團案」，判刑1503人，死在監獄的333人。無糧可交的農民成了隱瞞糧食的反革命分子。而中共如此兇殘的暴政，正是在《人民日報》的推波助瀾中實施的。

《人民日報》1954年12月17日，第1版《我國在糧食戰線上取得偉大勝利，商品糧食供求關係的緊張局勢已經改變》
《人民日報》1955年7月22日，第3版《關於糧食的統購統銷問題》。
《人民日報》1956年10且7日，第1版《國務院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糧食統購統銷的規定》
　　
五十年代，以《人民日報》爲首的中共宣傳體系，狂熱鼓吹「農業合作化」，使數億農民陷入飢餓貧窮。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人民日報》又以無比的狂熱，煽動全中國民衆「大躍進」，最終導致慘絕人寰的三千萬人以上病餓而死的「三年大饑荒」悲劇。

文革結束之後，中共由於處於自身經濟崩潰的邊緣，被迫採取了一系列緩解農民生活矛盾的政策，解散了「人民公社」。短暫的鬆綁令農民生活一度得到一些改善，但是根本制度未變，農民仍然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雖然中共政權出各種花樣文章明曰減負，實際上農民的負擔有增無減。從上至下到農村的基層政權腐敗叢生，農民失業失地十分嚴重，農民不得不羣起抗爭，近期的如太石村的罷免事件和汕尾的流血慘案。大量的失地農民大都成爲了無地可種異地謀生無社會保障的流民。

二、《人民日報》在工商改造運動中

共產黨爲了取消私有制，進行了全國工商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消滅民族資產階級。中共採用慢火煮青蛙的辦法，先是公私合營，然後再完全收歸國有。按照中共的說法，資產階級只能消滅、不能改造，在對資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殺人」與「誅心」並用。對於不服從者自然是殺掉，誅心則是非《人民日報》不能勝任。

在這場旨在剝奪城市裏富人財產的運動中，資本家、業主、商販被迫上交他們的資產。面對中共的暴政，那些對於自己財產被強行剝奪的人，當時有很多不堪屈辱走上了自殺的絕路。

如現在的青島國棉一廠和國棉三廠都是王先生家過去的產業。他說50年代工商改造運動中把廠子都給沒收了，共產黨把他爺爺抓去問：「把廠子交不交出來？不交立即拉出去槍斃！」。哪裏是人民日報鼓吹的什麼「和平贖買」，就是赤裸裸的搶劫！ （《紅潮謊言》）。

1956 年2月1日《人民日報》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報告一文卻是這樣配合中共，爲其大唱頌歌。「毛主席的指示像太陽一樣，照亮了全國工商業者前進的道路。全國工商業者莫不歡欣鼓舞，興奮萬狀，立即掀起了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熱潮。各城市在實現公私合營的時候，都捲入了無比的歡騰中，大街小巷，張燈結綵，歡天喜地，鑼鼓聲、鞭炮聲日夜接連不斷。……這次全國工商業者爭前恐後地要求改造、接受改造的積極性和許多動人的事例，也都是我們過去所不能夠想像到的」。

這種爲搶劫者叫好，大談被劫者如何高興被搶，《人民日報》強姦人心達到了何種恣意無恥的程度！是的，正如上文所說： 「這種奇蹟只有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才能產生，只有在優越的人民民主政權下才能出現」。

這場工商改造的幾十年後，私有制又回到了大陸，富人的財產也受到法律的保護了。唯一不同的是那些中共當權者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巧取豪奪人民財產爲己有，成爲了新時代的資產階級。歷史滑稽的轉了一個圈兒。只是圈裏的東西變了。

三、《人民日報》在反右運動中

爲了根除類似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那樣的人民在知識份子鼓動下向共產黨奪權的隱患，毛精心策劃了一個驚天的陰謀，利用整風發動羣衆對共產黨提出批評和建議，暗布羅網，引蛇出洞，以圖把對中共自認爲懷有二心的知識份子和各黨派人士就範，從此成爲中共的順民，或閉上嘴巴。
　　
在這一空前的大誘捕運動中，《人民日報》積極貫徹中共的思想，把人民一步一步誘入了陷阱。運動伊始，對於吃過中共整人運動苦頭的人們也還心存戒心。爲了使人們再度上鉤，《人民日報》透徹領會毛的用意，積極配合中共，極力勸說和誘導，從1957年5月2日起接連發表《爲什麼要整風》、《同羣衆共甘苦》和《爲什麼要用和風細雨的方法來整風》的社論，對於使反右運動的進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在人民日報的循循善誘下，終於使人們解除了戒心，陸陸續續的提出了許多建議。此時，用毛的話說，那些牛頭蛇神鬼子王八都出來了。5月15日毛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並下發至中共的高層，準備下手了，但是尚欠火候。5月18日中共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向其下屬說明了抓右派的部署，可是中共在其後仍甜言蜜語的鼓勵人民鳴放，金鉤釣魚。如河南省委書記潘復生直到24日還在公開號召鳴放，鼓勵人們把要說的話說完說透，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仍然將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的黨外頭面人物請去，誘導他們鳴放，後來這些人無一漏網。

火候已到。6月8日，中共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緊跟着便發表題爲《這是爲什麼？》的社論，開始收網，中共暴露出了真實面目。

反右運動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了，全國各地紛紛舉行「憤怒聲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的集會。按耐不住的人民日報不再斯文，終於赤膊上陣了。一連串的辱罵文章見諸報端：《章乃器吃了鹹肉罵火腿》、《右派大學生成了落湯雞》、《靈魂深處長了濃瘡的林希翎》、《爲資產階級叫嚎的貓頭鷹－－穆木天》、《章伯鈞－－一條帶保護色的毒蛇》。還有大批像諸如1957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不許右派利用人口問題進行政治陰謀》這樣的批判文章。其用詞之惡劣程度，無以復加，而給整個中華民族造成的歷史災難，現在已經沒有人敢否定了。

短短數十天，中共在全國從黨內、文藝界、新聞界、司法界等全面領域，挖出了三百多萬右派份子，接下去便是多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劇上演了。二十多年後，中共爲了挽救自己的「積重難返」的困境，被迫承認了反右的所謂「擴大化」。

中共在197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覆了統戰部上報的《關於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將其作爲1978年的第11號文件轉發全黨。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和曾經被劃爲右派後來予以平反的55萬人相對應的，是中央認定的5名右派份子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90餘名右派份子，總計不足百人。

什麼叫「擴大化」？就是定性、批判、處理本身都是對的，但就是標準掌握不夠準，讓一些人蒙冤了。可是，經過了二十多年的「鑑別」，99.99%都是被「擴大」進來的「右派」，這就好像，槍斃罪犯，10000個被槍斃者中有一個是真的罪犯，其他9999個都是無辜的。這在哪家的詞彙裏算是「擴大化」呢？！擴大了整整一萬倍！天底下最荒唐的事情都讓中共佔了。

四、《人民日報》在大躍進中
　　
「大躍進」這場運動帶給中國人民的是歷史的大倒退和大饑荒。大陸官方公佈非自然死亡人數是2158萬人。後來中共首腦自己也承認，大躍進的責任是「中央領導一半，《人民日報》一半」，引自《記者文學》一九八九年五月號陳峯的文章；「大躍進我們犯了錯誤，中央要負百分之五十的責任，《人民日報》要負百分之五十的責任」，「如果當時沒有《人民日報》瞎吹一氣，我們大躍進的錯誤就不會有後來的那麼大」。引自胡耀邦一九八五年五月十日北京中南海，與香港《百姓》雜誌社長陸鏗的談話。
　　
通過反右運動，很多知識份子被打成右派份子，工人、農民被打成「反社會主義分子」，整個社會處於恐怖的狀態中。爲了保護自己人們不再敢說真話，都在順從中共說假話。人民日報對大躍進浮誇風更是推波助瀾，達到了荒唐的地步。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1958年9月1日發表《徐水人民公社頌》，宣稱小麥畝產12萬斤，山藥畝產達120萬斤，一棵白菜重500斤。
　　
一方面是農業浮誇，另一方面農村也如火如荼地開展起大鍊鋼鐵運動，大部份農村壯勞力都去鍊鋼，莊稼爛在田裏無人收割，無人播種。1958年剛過，各地就發生嚴重的飢餓情況。以河南信陽地區爲例，官方公佈的是餓死五十萬。但各縣披露的數字是：截止1960年春，正陽縣餓死八萬多人，新蔡縣死亡近十萬。臨靠淮河的淮濱縣，僅在1960年一年裏就餓死九萬八千人，每四個人中死了一個！在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遂平縣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餓殍！
　　
五、《人民日報》在文革中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一手發動和領導的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災難的一場大劫難。《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便是這場浩劫的動員令。

1966 年6月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題爲 「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 的社論，挑起全國範圍的文攻武鬥。「鬥爭就是生活。你不鬥它，它就鬥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消滅它，它就消滅你。這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搏鬥」。在這場爲時十年的民族的劫難中，有多達773萬人死於非命。

鬥爭在中共內部也異常慘烈，《人民日報》則永遠是站在最高當權者一邊，充當着幫兇的角色。對於那些權力鬥爭的失勢者，則無一不是落井下石。

文革晚期的一九七六年，北京發生了爲悼念周恩來的天安門事件。《人民日報》以「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爲題發表通訊和 「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 的社論，把參與的羣衆定性爲「一羣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其中這樣寫道：

「這夥反革命分子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吹捧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更加暴露了他們要在中國搞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

「在這幾天裏，這幫傢伙不僅寫反動詩詞，而且貼出反動傳單。他們爲鄧小平歌功頌德，妄圖推出鄧小平當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頭子納吉。他們胡說什麼：『由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鬥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全國人民大快人心』」。

然而，歷史剛剛轉了兩個年頭，隨着鄧小平掌握了中央實權，人民日報就改頭換面了。1978年12月21日，《人民日報》以兩個版面刊登了一萬七千字的特約評論員文章《人民萬歲——論天安門廣場革命羣衆運動》。1979年4月5日，該事件三週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了《發揚天安門的革命精神》的社論。爲當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叫好不休。

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伴隨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翻雲覆雨，《人民日報》隨時都可以變換立場。唯一不變的是不管臺上是誰，中共暴政依舊，《人民日報》也永遠是亦步亦趨。只要是主子，緊緊跟隨爲其搖旗吶喊就是了。

六、《人民日報》八九年屠城事件中
　　
歷史總是在重演。1989年中共鎮壓民主運動的天安門慘案與1976天安門事件如出一轍。

1989 年，北京學生藉着悼念胡耀邦逝世提出了反對腐敗、推進民主的口號。即使是在中共制下的法律條文之下，也完全是合法的。但是卻使中共當權者恐懼萬分，決意鎮壓。《人民日報》於4月26日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判定學潮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這一定性激起北京二十萬學生上街抗議，並得到北京以及全國其他城市廣大市民的聲援。正是這篇社論，蓄意激化矛盾，使學潮升級。爲軍隊開槍鎮壓制造條件。

當然，定性的只有當權者，《人民日報》則只是一個忠實的幫兇。
　　
七、《人民日報》與真善忍爲敵

鎮壓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民衆是中共本性使然，而《人民日報》煽風點火製造輿論則爲大規模迫害鎮壓制造了最合適的邪惡環境。從1999年6月21日 「崇尚科學破除迷信」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中，已經聽到了中共霍霍的磨刀聲。在鎮壓開始後的頭一個月裏，《人民日報》就刊登了三百多篇攻擊法輪功的文章。

1999年10月25日，中共邪首江澤民接受法國記者採訪時誣衊法輪功爲邪教，第二天《人民日報》就發表文章《「法輪功」就是X教》。人民日報作爲幫兇的角色不可謂不「盡職盡責」。

2001 年1月23日，中共導演的天安門自焚僞案，新華社在事發兩小時後就向全世界發佈了英語新聞。如此重大的命案，本該由司法部門偵查、甚至在法庭審判之後才有定論，北京的官方喉舌卻搶先進行了「輿論定罪」。新華社歷來每一篇報導都要經過上級的層層批准，對敏感新聞發稿都需要經過一稿、二稿，甚至五稿六稿。而這次對天安門自焚的報導卻一反常態，發稿非常快，似乎稿件提前寫好了一樣，連駐京外國記者都驚訝不已！其後在應大大炒作時又沒有了這方面的報導，直到1月 30日，宣傳工具CCTV經過一個星期的精心準備之後，才將事件在焦點訪談中又重放了一遍，並將自焚人數由原先報導的五人變爲七人。

新華社 2001年1月30日各大媒體報導稱：「……思影想說話，因氣管切開裝了插管，顯得費力，但發聲仍然清晰……」（在經過十幾句言語流暢思路清晰、諸如「天國是金子的」對話後），思影還說：「阿姨，我要唱歌。說着，思影竟輕聲哼了起來：『5月裏，端陽到，汨羅江上好熱鬧，好熱鬧……』這是思影最喜歡的一首兒歌《看龍船》。」「兒歌唱完了，思影也累了。她輕輕對護士說：『阿姨，我餓了。……』」這段文字看似逼真感人，但一個醫務工作者立刻能看出其中破綻百出。
　　
新華社報導說：「12歲的小姑娘劉思影全身燒傷面積達40%，頭、面部四度燒傷，雙眼瞼外翻，呼吸困難，顏面、雙手基本毀損。」焦點訪談中也播放了幾個醫生描述燒傷狀況，說氣管燒傷，需要切開喉管做手術。大家知道，人身上汽油着火，身體周圍的氣體溫度非常高，這時人呼吸吸入灼熱氣體，必然會燒傷舌頭、聲帶、氣管。但廣場上躺在地下的劉思影卻是聲音清脆，絲毫沒有聲帶、氣管受損的跡象，又剛好被電視臺記者錄下，這難道不蹊蹺嗎？衆所周知，氣管插管有三種方式：經口腔、經鼻腔及氣管切開插管。而前兩種方式都需經聲門進入氣管，患者是絕不可能發聲的。氣管切開插管的切口通常在第三和第四氣管環之間，在聲帶（發音器管）的下方，12歲的兒童患者在早期是難以開口說話的，因呼吸氣體主要是通過氣管插管與外界相通而很少或根本沒有氣流通過聲帶。而劉思影經過氣管切開手術後，僅僅在第四天就可以恢復講話能力，唱歌能力，語音清晰，底氣十足地與護士談論着「自焚去天國世界」、「做法王可以被人伺候」等與「法輪功」完全無關的荒誕的話，讓醫學專家都跌破眼鏡。難怪一位美國西醫大夫看完此報導後說，「氣管切開手術後，人是絕不可能在這麼短時間裏恢復講話能力的。新華社要麼在撒謊，要麼在創造醫學奇蹟。」

《人民日報》在自焚事件上自然帶頭炒作。此後，通過移花接木的辦法把殺父殺妻殺女兒殺乞丐這些罪名統統栽到不殺生的法輪功修煉人的頭上。造謠在不斷的升級, 也越來越離譜。絞盡腦汁羅織罪名，開始是被取締的「非法組織」，接着就是「邪教」，「被西方反動勢力操縱的叛國組織」「反革命組織」「反人民、反科學、反人類」「殺父殺母殺妻殺子」「自焚」「剖腹」「下毒」。。。。。。翻開《人民日報》，充滿血腥的罪名比比皆是。

《人民日報》機關算盡，但是卻無法一紙遮天。國際輿論開始置疑，世界上的正義人士也在質問：現在全世界有六、七十個國家裏千千萬萬人在修煉法輪功。單單在臺灣，就有大約四十萬左右的法輪大法修煉者。爲什麼《人民日報》上的一個個罪名，一個個所謂的惡性事件卻只是發生在中國大陸，發生在《人民日報》上，在海外任何一個國家裏爲什麼卻沒有一件發生？這究竟是爲什麼？！

結語

從《人民日報》早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鼓吹大躍進的荒唐文章以及爲歷次中共對人民的屠殺叫好的血腥社論到被《新聞記者》雜誌列入2003年中國十大假新聞之首的「廣東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大部份病人痊癒出院」 的掩蓋非典真相的報導，《人民日報》亦步亦趨始終緊緊跟隨着中共罪惡的腳步，一心一意做中共的幫兇。

中共作惡多端，今已爲廣大人民所唾棄。這個窮途末路，滅亡大限已到的惡魔行將就木，其幫兇就是自然的陪葬。無論《人民日報》多麼賣力傳播中共的歪理邪說、赤裸裸的文字叫罵、鼓吹中共的強姦民意的什麼幾個代表到推銷黑洞洞的槍口下的和諧社會，都無濟於事。《人民日報》的助紂爲虐更使得中共惡行昭彰，從而更加速了中共的滅亡。

《人民日報》作爲依附於中共的一個生命是可憐的。它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獨立的大腦，儘管歷史上其內也確曾有個別良知未眠的人試圖發出不同的聲音，但是都被中共無情的封殺。它只有甘心充當中共的家奴才能活下去。

《人民日報》的下場一定是可悲的。它作爲一個大型製造謊言的工廠，甘心與中共的暴力捆綁在一起，只能按照中共的意志行事。歷史上中共對人民犯下的所有罪行人民日報都難辭其咎。當今中國大陸反抗中共暴政風起雲湧，中共暴力鎮壓愈演愈烈，中共垮臺在即，當中國人民清算中共的時候，《人民日報》也必定受到人民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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