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西元前626-649年）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有能力的皇帝，其爲後繼者留下這樣一句治理箴言：「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如果中國共產黨（CCP）能恪遵這些智慧名言，中國或許早就發展成一個透明的公民社會，並且至少可以省下用於建構全球最複雜精密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 Project）」網際網絡防火牆所需的八億美金。這項野心勃勃的工作，目前配備了約五萬名網絡警察，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監視中國境內人數僅次於美國的一億網民並控制網絡交通。然而目前的資料顯示，北京政府雖然採取如此驚人的監控措施，但仍瀕臨失去對信息及網民的掌控的危機，特別是針對某些政治以及社會議題的控制。

網際網絡與新聞檢查

衆所周知聯合國將五月三日定爲「全球新聞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2005年的世界新聞自由獎（UNESCO/Guillermo Cano press freedom prize）頒給了前「南方都市報（Southern Metropolitan Daily）」總編輯程益中（Cheng Yizhong），他的知名之處在於其敢於刊登部份非常敏感的文章，包括有關非典型肺炎（SARS）以及大學生孫志剛（Sun Zhigang）在廣州派出所內被嚴重毆打致死等報導。

程益中非比尋常的勇氣使他在2004年3月20日遭到逮捕，他在被拘留五個月後獲得自由，但與他同時被捕的的二名同事喻華峯（Yu Huafeng）以及李民英（Li Mingying），則被判刑入獄。中共當局阻止程益中出席聯合國在塞內加爾達卡舉辦的頒獎典禮，但程益中對這個獎項仍然發表了下列的看法：「我的心獲得安慰，但也同時感到悲傷。我們所做的，只不過是依循一般的原則，但不幸的是，我們卻因爲對此原則的堅持，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那麼今天中國新聞自由的實際狀況又是如何呢？根據記者無疆界（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公佈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中國排在令人悲哀的第138名，僅優於北韓。總部在紐約的權利監視團體「保護記者委員會（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最近將中國形容爲「全球頂尖的記者監獄」。

中共新聞出版總署（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GAPP）在其推動的「掃除色情以及打擊非法刊物」活動中，2004年及2005年禁止的報紙以及雜誌計169份，其中包括中國經濟（China Economy）、金融與科技（Finance and Technology）、中國與海外之法律體制（Chinese and Overseas Legal Systems）、現代科技與管理（ModernTeaching & Management）、全球醫療設備（World Medical Equipment）、中國電信（China Telecommunications）以及保衛人權（Defending Rights）。

外國記者的報導活動也遭到困難。紐約時報北京聯絡處的新聞助理趙巖（Zhao Yan）的遭拘禁，使得在中國的外國記者警覺到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共當局可以隨意地在任何時候逮捕記者，並送入派出所監禁；此外，GAPP最近發佈： 「爲了保衛中國定期刊物的出版秩序，非法的外文出版物將依法予以禁止。」

北京大學新聞學副教授焦國標，最近因其對檢查制度的坦率直言而被開除。在美國之音網站登載的一篇文章中，焦國標形容中共的檢查方式，就像是發臭了的石頭圍繞的「信息豬圈」，這些石頭將中國與外界隔離、將中國的新聞媒體與中國人民隔離。

一項最新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12％年齡在18歲以上的中國人，或超過一億的中國人民，都曾使用過網際網絡，85％的中國網民是男性，其中40％的年紀在21到25歲之間。此外，手機人口也達到了三億人。

網際網絡就像是這個中國歷史過渡時期的雙刃利劍，中共當局有意利用網際網絡提升經濟成長、競爭力以及塑造「知識經濟」，但另一方面又懼怕信息的自由流通所帶來的政治分歧，這樣的懼怕在這個獨裁政權來看是需要爲自己辯解的，特別是有鑑於最近烏克蘭發生的橘色革命，在此革命中網路論壇以及信息協助推翻了腐敗的政權。因此根據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網際網絡專家蕭強（Xiao Qiang）所說：「自2000年開始，中共警力已在700多個城市以及省份中建立網際網絡部門」也就沒什麼好驚奇的了。蕭強也證實自1994年開始「爲了控制網際網絡，中共已實施了37項法令規定」。

美國國務院一名官員在同一場公聽會中作證表示，在2004年，中共持續逼迫業者遵行其於 2003年訂定的「中國網際網路業界自律公約（Public Pledge on Self Discipline for China』s Internet Industry）」。有300家以上的業者已簽署該公約，包括知名的新浪公司與搜狐公司，以及國外的雅虎中國分公司。簽署者同意不散佈非法的信息、迷信或淫穢等內容，並且承諾避免創作、上載或散佈有可能影響中共政權安全及穩定的信息。

在2000年，中共設置了防火牆系統「金盾工程」──控制中國與全球網際網路連結的六個入口，中國的網路瀏覽者因此無法連上被禁止的網站，如英國廣播公司（BBC）與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或臺灣以及香港的敏感網站，以及取得與西藏、法輪功與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等被監控的內容。2003年中國二十萬家的網咖店，有一半在中共打擊網路信息自由流通的戰爭中被網絡警察關閉，另一半則被安裝了監控以及過濾軟件。

中共與網民

雖然中國境內所有的媒體（電視、廣播與報紙）都是國營，但新興的資訊監控戰場是網際網絡。位於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的郭良（Guo Liang）先生在2001年告訴保護記者委員會：「毛澤東說擁有權力的二個要件是：槍桿以及筆桿。中共有槍桿，但網際網絡現在成了筆桿。如果中共失去對網際網絡的控制，中共的權力將面臨挑戰。」

雖然中共不遺餘力地進行監控，但隨着網民的增加，網際網絡還是毫無疑問的擴大了中國境內信息與意見的自由流通。

從中共的觀點來看，網際網絡應作爲發展商業、知識轉移以及安定黨國體制宣傳的工具。然而網民傾向於將網際網絡當作是研究、人際溝通、商業機會以及自我表達的自由又快速的平臺。關鍵是，中共想要主宰網民接觸的信息與可以在網上表達的內容。

大衆在網絡上表達的心聲與意見，正逐漸發展成非正式的線上社會網絡，並孕育新興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對政策及社會變化的影響與日俱增。另一方面，中共已透過網絡警察利用網路監控社會脈動。據報導，在SARS危機期間，中共領導人胡錦濤曾瀏覽網際網絡，試圖藉以評估公衆情緒。

一個大衆不滿的特別聲浪發生在2004年秋天胡錦濤與溫家寶獲取權力成爲新領導人後不久。許多人希望新的領導人能帶來一個更自由與更開放的社會，但這樣的期待很快的在胡錦濤呼籲中共應學習北韓與古巴的意識型態與媒體控制後破滅。事實上，胡錦濤政權已收緊了對網際網絡的控制，並執行對坦率直言知識份子的鎮壓。

近來發生的事件顯示，手機通訊與網際網絡作爲中國社會改變的動力深具潛力。2003 年的SARS危機就是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案例。雖然北京成功的掩蓋這個致命的流行達五個月之久（2002年11月到2003年3月），但SARS這個詞還是透過網際網絡及SMS（即短訊服務short messaging services）傳到全中國，最後迫使中國官員承認這個流行的嚴重性，並且允諾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充分合作。

同樣地，前陣子中共爲了阻止日本進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而煽動的民族主義最後失控，也是因爲民衆在未經官方的同意下以網際網絡及手機企圖在上海組織反日抗議。中共隨後鎮壓抗議的組織者，並且在五一勞動節的長假中封鎖反日的網站及聊天室，以避免另一波的抗議潮。

另一項活躍的社會活動是線上論壇及聊天室，其容許討論廣泛的議題（政治敏感內容除外）。大學校園的網際網絡BBS站特別受到歡迎，因爲內容五花八門，導致 2005年3月網絡警察覺得必需管制BBS站。但是以非政治議題爲標題的新聊天室及線上論壇應運而生，且不久討論的內容免不了會冒險地觸及敏感地帶。此等在網際網絡上的「捉迷藏」遊戲，已讓中共當局很難壓下或關閉所有的線上公衆論壇。

有許多中國網民已能透過知名的動態網公司（Dynamic Internet Technology）以及無界網路 (UltraReach Internet) 提供的免費反檢查技術而進入遭中共禁止的海外網站。這些公司是位於美國的軟件公司，專精於突破中國的防火牆系統。不悅的網民不僅是個人，還包括在中國設立分公司的海外企業，雖然他們發現在進入海外網站遭到限制的情況下很難發展企業，但他們的抱怨到現在還是保持低調，藉以維護他們在中國的商業利益。這種情況也許會隨着時間改變。

網際網絡及社會變化

如同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理查鮑姆（Richard Baum）教授所觀察的，要在中國形成西方式的民主，在短期內是不太容易，因爲中國社會經濟的巨大變遷並沒有政治制度與進程的深層改變與之配合。中共的政治改革無論來自領導階層或內部­--­如前總理趙紫陽的努力--­­都曾遇上制度上的巨大抗拒，並造成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的流血事件。來自基層或民間的壓力，需要表達的通路，而網際網絡已成爲相對安全且便利的途逕。

中國目前經歷的史無前例的經濟成長已造成一億多的流動農民，他們在城市中流浪，試圖找尋就業機會，並加入城市中千萬居民的失業行列，這些失業肇因於國營企業不敵更有效率與競爭力的私人部門。每日裏勞工的不安以及宗教迫害助長了異議聲浪的激增。外資直接注入以及國外技術的引進使中國在80及90年代免於政經失和，但若沒有最終的政治改革，恐不足以維持中國的長久安定。

雖然設有過濾與檢查制度，網際網絡還是提供了一個平臺，經此平臺不但可以學習其它文化的新觀念，而且可以討論及分享不同的意見。中共當局很少處理中國七億農民的不滿，但這不表示農民的需要不具公共利益。例如，一對夫妻，陳桂棣（Chen Guidi）與吳春桃（Wu Chuntao）花了三年的時間寫了一本書「中國農民：一項調查（Chinese Peasantry:A Survey）」，揭露中國鄉村的荒涼狀況。這本書在出版後的一個月內賣掉了十萬本以上，但不久被下架，而且書中提到的中共官員之一以誹謗之名控告這對夫妻。由於中共的禁止以及在德國獲頒一個知名的獎項，使得這本書更受到歡迎，並且在海外的網站以及透過安全的電子信箱廣爲流傳。結果，中共當局在更大的公衆壓力下開始處理農民的需求以及關切的事項。

中共的公安部已體認到社會不安呈現增加趨勢，這包括暴亂、種族衝突、集體請願、集會、抗議、罷工與阻礙交通等；由1999年的三萬二千件至2002年五萬件、2003年五萬八千件，到2004年的七萬四千多件。有效組織抗議羣衆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科技提供的高效率溝通，例如手機以及網際網絡。隨着2008年夏季奧運的迫近，中共當局預期，這些暴動將會因爲要讓國際見證抗議人的不滿而更爲增加。中共嚴格地控制線上信息，也可能引起國際媒體以及其他首次造訪限制系統的訪客的強烈抗議。

近來一個知名的海外網際網絡活動是獨立的海外中文媒體《大紀元時報》於2004年年底在其網站上發表「九評共產黨」。這九篇詳細說明共產黨鎮壓與欺騙行爲的文章，已找到透過網際網絡與電子郵件進入中國的途徑。《大紀元時報》也發起一項運動，敦促中共黨員脫離共產黨，目前已有近八百萬人宣佈退黨。

其中有四十六名資深官員宣佈退黨，如孟偉哉（Meng Weizai），前中央宣傳部藝術與文學局局長。中共隨後在去年一月廿四日展開「維護中共利益（Maintain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CCP）」的活動，要求所有黨員在未來的一年半內至少要研習共產黨理論四十小時。根據哈佛法學院柏克門網際網絡與社會中心（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公佈的一項報告顯示，九評共產黨是中國境內禁止網頁的首要對象。依最近的一次逮捕顯示，現在在中國擁有九評共產黨，已構成犯罪行爲，將因此遭到逮捕及監禁。

結論

只有在一個法治的開放公民社會中，透明才可能存在。在中國的一億網民，現在悄悄地參予對抗中共控制網絡空間的艱苦戰爭。隨着每年以30％成長的網民人口，中共將會發現反對它控制網際網絡的聲浪也是呈現這個類似的成長趨勢。

許多學者相信，對信息的操控，是中共維持認同以及生存的關鍵因素，如果沒有媒體監控及檢查，中共將很快地消失。這是因爲一旦中國人民及全球仔細地檢視中共過去的醜事，以及其爲維護自身利益而傷害中國人民至怎樣的程度時，中共的存在將會受到嚴重質疑。因此，網際網絡這個中性的通訊技術已成爲全球化時代中引發社會變化的強勁動力，在現今中國的各個層面觸發一場安靜的革命。

唐太宗曾形容他的子民好比是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一個繁榮富庶的中國，需要的是透明的公民社會，人民可以自由地行使良知、表達、結社等自由的權利。如果中國的領導人希望維護國家利益以及保有他們的地位，他們應該傾聽人民的心聲，並允許盼望已久的政治改革能與經濟成長並駕其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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