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我以爲胡佳被圍困，跟蹤期間的安全係數要比我大得多。與跟蹤、圍困我的那羣始終「身份不明」者相比，圍困、跟蹤、到後來軟禁他的人，都是堂堂的着警服的「人民」警察。

記得今年元月20日，我下樓打開車門準備啓程回陝北，胡佳微笑着出現在送行的人羣中，他身邊的兩名著警服但未戴警帽的警察面無表情地緊追其左右。我還和他逗着樂說：「你有沒有看出哥哥眼裏的□慕神色，你跟前的這可是地道的正品，而哥哥四周卻是圍滿了雜貨。」兩人開懷大笑。

胡佳個頭不高，說話、處事之成熟及謙和之勢在同齡人中少見。

我與他第一見面是在2004年的下半年，紐約時報駐京記者對我的第一次專訪即是通過他來找到我的。在港澳中心一樓大廳裏，兩個早已互知對方名的人的手第一次緊緊地握在一起，展開了我們個人持久交往關係的長卷。

謙卑及柔服鮮明的個性表面下，是他那顆關愛他人的更加柔軟的心。一顆持續地愛着他人的心，滋榮着他對中國愛滋病患者羣體的恆久關注的堅忍、堅毅，更滋榮着外部世界對中國愛滋病患者的羣體生存現狀關愛的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也滋榮着中國社會關注並遏止愛滋病病勢成放任及無遮攔漫延的惡勢。一定程度上講，沒有類胡佳及高耀潔者，就沒有今天中國民間社會嚴峻面對愛滋病危勢的認識，若沒有胡佳他們，今天我們社會面對的觸目驚心則不單單是愛滋病患者的數量及其廣佈區域範圍的問題。

中國權力壟斷集團的冷血及猙獰面目，不僅表現在他們這次對被外部世界稱爲中國社會不可多得的良心人士胡佳的非法綁架上，中共政權和良心人士胡佳的「往來關係」，是有了些歷史的。從胡佳施行關注中國社會現實問題──愛滋病現狀之始，既是中共政權部門開始關注胡佳之時。以他們對生處極度惡劣生存狀況的愛滋病患者及其病勢漫延危勢的持久、令人絕望的殘忍及冷默截然不同的是，中共政權對關注愛滋病問題的胡佳的關注熱情可謂極高且周致。中國河南的警察沒有幾個人知道每個具體愛滋病患者同胞的姓名，可他們卻沒有幾個人不知道胡佳的名字。胡佳使河南警察有一些煩惱，當然他們的煩惱不是源於對愛滋病問題的本身，但這個煩惱卻與愛滋病問題有關，源於當地「領導同志」對於「穩定」升官局面的需要，天下警察是一家，這個價值在中國表現尤甚，河南警察的苦惱迅速變成了北京同行的苦惱，尤以河南省的「領導同志」變成了黨國領導人後，胡佳則見勢升格成了中共政權的公開敵人。每逢他們認定的敏感日，胡佳必被軟禁乃至非法關押。這次失蹤是胡佳多年以來無數次被中共政權下流綁架其中的一次，而這次與以往不同的危險則在於，這次是祕密綁架，卻至今已11天仍默不認帳。胡佳過段時間若能活着出現，大不了全世界都罵我們無賴，反正全世界都知道我們是徹頭徹尾的流氓無賴，但萬一手下的弟兄們沒小心出了差錯，胡佳再也無法活着出現的話，那中共政權在這個事件上連無賴都算不上了──有什麼證據證明他是我們綁架的呢？

胡佳的失蹤令人不安及心急，而他的新婚妻子的無限期絕食危情更令人心急如焚。

我們關注胡佳失蹤的現象並不單單只是出於愛胡佳個體，儘管胡佳是值得每個有良知的中國人去愛他的。我們關切胡佳的失蹤現象，也是關切每個中國人生命及自由安全的現狀，因爲近年以來，胡佳失蹤的模式在中國遍地開花，明顯可被視做是中共政權新近精心策劃出的對付類胡佳般的不愛中共的中國人的新模式。中共政權選擇這種模式的心理生存條件是，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不愛中共的人愈來愈多了，且漫延勢極快！傳統的諸如擾亂社會秩序之名致罪的過程慢且煩瑣，另一方面，即便是經過令人煩惱的程序「判刑」後，照樣無法避免文明社會的譴責及批判。非法及不道德的行徑橫做豎做都一樣被罵！於是乎，流氓撕下了最後的一層面紗，乾脆用全黑社會化的手段，旁人愛怎麼說隨他說去，反正我們控制了整個國家，我們就這麼幹。

流氓撕下最後一層面紗時，表明中國社會也進入了最危險的時代。胡佳被綁架的模式，在他失蹤之前既已發生在中國公民嚴正學、齊志勇身上，胡佳被綁架的同一天，中國公民溫海波、歐陽小戎、馬文都被同時綁架，此後，胡佳模式迅速在中國大地漫延，湖南的餘志堅、貴州的廖雙圓、雲南的趙昕、上海的李劍虹、蔣美麗、莫珠潔、馬亞蓮……。

流氓撕下最後一層面紗時，也是他們漁死網破瘋狂心態發作的癲狂之時。這正是他們對自己邪惡前景失去信心的本能反映！這種失蹤胡佳的模式將成爲今年中共警察對付人民的全新模式，每個普通的中國人都有理由起而以和平的方式抗爭，以扼止中共警察這種對人類基本生存價值的粗暴踐踏行徑及全然蔑視的流氓心態！

關注胡佳的命運現在還具有了具體的、非常的急迫性，他的新婚妻子無限期絕食已進行了數日，關天人命存乎旦夕之危！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７日 在有特務及黑社會打手包圍的日子裏於北京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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