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要讲述近几年住在海外几个国家时，我亲身经历的中国大使馆对我的监控和恐吓的事实。

我是从1994年开始在中国修炼法轮功的学员。那时在国内某一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97年初，留学到韩国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法轮功在韩国的首都是个新鲜的气功功法——当时有一位韩国人在1996年访问中国时学了法轮功后，教了自己周围的人。1997年开始，我头一个以留学生的身份在汉城国立大学校园内给韩国人教法轮功。此后各地都有人纷纷开始学炼法轮功，到1999年学炼法轮功的韩国人增至几百人。韩国人因为对修炼有传统的文化背景，很快品尝到同化“真善忍”修炼的精髓。在首都和全国各地的不少公园里，能够看到和平宁静的炼功人，他们陶醉于法轮功——这个从中国传来的这个神奇的修炼功法中。

不过这个宁静维持了仅仅两年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镇压和诬陷的冲击。1999年7月20日，中共突然取缔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开始了全国性的逮捕和登记所有的修炼人，重演了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群体灭绝，只是希特勒的名字换成江泽民，纳粹换成共产恶党，还有场所和时间变了，其迫害程度前所未有，甚至更为下流、卑鄙、隐藏。

铺天盖地而来的镇压和接二连三的媒体一言堂招摇诬陷中，中国的邻国──韩国媒体照猫画虎的报导了中共官方的铺天盖地的诬陷法轮功的报导。我和妻子嚎啕大哭，忍受不了对法轮功的诬陷，因为法轮功救了我的一家。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才33岁的父亲被共产恶党杀害了，当时我才1岁，哥哥4岁。从此以后，我们一家3口人，经历了难言的社会歧视和政治歧视，还有生活的极度贫困中，受到心灵的创伤，得了不少疾病。母亲百病缠身，我的身体也极度虚弱，各种疾病常常折磨着我。但是法轮功“真善忍”修炼治愈了我和母亲的心灵创伤和身体上所有疾病。从此我们一家走向了按照“真善忍”为标准的法轮功修炼中。这么好的修炼功法被中共诬陷和镇压，我感觉到了又一次心灵的折磨和痛苦。我毫无犹豫的选择了和平抗争反迫害，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邪恶迫害。

一开始，突然心中升起了悲壮的想法，我是否也像我父亲一样，跟他同样的年龄被中共迫害而死？我反复思索了。法轮功给了我新的生命，我不修炼“真善忍”，就意味着完全按照中共的意愿走。难道在恐吓中不顾法轮功被中共诬陷和蒙冤，违心的只顾自己一时的安慰？这是万万不能！

从此我坚定信念开始了对媒体讲清法轮功真象。首先为了解除不知道法轮功真象的韩国人和媒体，给各大媒体记者，特别是刚开始报导法轮功的记者，向他们发送了大量的法轮功的真象材料。因为当时媒体记者对法轮功的报导，完全是一面倒的转载着中共的一言堂报导，根本没有听取法轮功学员的声音，所以根本谈不上公正报导。

每天晚上几乎没有睡觉，彻夜把中文资料翻译成韩文。第二天，韩国学员修改文章后，及时给记者们发电子邮件。还有镇压开始后的1999年 8月初，KBS电视台要采访法轮功学员，就在南山公园里集体炼功，公开演示功法，并介绍法轮功——他是和平的，是一门修炼“真善忍”的功法，绝非如中共谎言一样。

记者们了解到真象后，开始逐渐报导韩国国内法轮功学员的实际情况和公正的立场，也了解了在共产党国家的媒体是专制和压制百姓。还有半个世纪以来南北分段和共产北韩的暴行中，还有尝试了军制统治制度中，热爱民主的大部份韩国民众，多半是倒过来看被政府所压制的团体，认为那才是真正的民心。

可是被中共欺骗的韩国政府，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舆论攻势，蒙蔽着整个韩国民众，并归类为危险的组织，开始监听法轮功修炼者的电话和行踪，还有直接给法轮功修炼者打电话盘查他们的行踪。我因敢于对媒体曝光和揭露中共的谎言，从此被中共列上了“黑名单”。每次在法轮功的活动中，都被中国大使馆员恐吓和骚扰，还有中国大使馆经常向韩国政府、警察署及与法轮功有关联的机构施加压力，让他们取消一切有关法轮功的公开性活动，为的是怕迫害真象暴露。每一个法轮功负责人的电话都被窃听，还有用卫星定位来监控手提电话。

1999年9月4日，SBS电台在“想知道那个吗── 法轮功是神秘的气功还是新兴的宗教？”的报导中，节目制作人先定为法轮功是类似X教的前提下，采访法轮功学员后，把整个内容擅自删节编辑，在黄金时刻向整个韩国社会放映了对法轮功的歪曲报导。但是好在很多民众认为共产专制打压的都是好的，所以更多的人陆续给我们打电话询问法轮功，想了解法轮功法，还有不少人开始了修炼。

因为中国大使馆的长期骚扰，我换过几次手提电话。每次法轮功的和平游行活动和一些市内活动中，总是少不了戴眼镜的中国大使馆特务，拿着照相机和摄像机，逐一个法轮功学员拍摄下来，尤其是对大陆来的法轮功修炼人。

有一次，1999年冬天，我们冒着大雪在宗庙公园里炼功，和平游行和办了真象展时，有一位韩国同修告诉我，有两个中国人拍摄法轮功真象展，让我去给他们用中文讲真象。我走过去，面带微笑，用中文问：你们想了解法轮功的真象吗，你们是哪里来的观光客？然后讲述真象。其中年纪比较大的人说，他是黑龙江来的，这时，另一个带眼睛的人拿着摄像机，极力对准我拍摄。我看出是个大使馆人员，就回避对准我的镜头，但是他一再跟踪拍摄。这两个人都是中国大使馆特务，后来又一直出现在我们的活动中，持续拍摄。有一次我问他：你拍摄干嘛？他说汇报给中国，这就是他们的“任务”。

2000年10月，在韩国举行的亚太地区高峰会议（ASEM）其间，当时的中国总理访韩前，韩国安全部和警察通过媒体发表煽动舆论说，法轮功学员可能在ASEM其间抗议闹事。目的是先引起舆论报导，先定罪，然后全面的对法轮功监控起来。实际背后操纵者是中共，是中共政府给韩国政府施加压力下进行的一次迫害。

在这种情况下， 2000年10月11日，我们在首尔开了第一次法轮功佛学会主办的记者招待会。当时我们连什么是记者招待会都不知道，记者们反过来教我们怎么举办记者招待会。我们向政府、媒体公开声明法轮功学员决不会闹事，而且表达我们的立场，让江××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样，中共在海外诬陷法轮功的阴谋破产，没有达到引起对法轮功的仇恨。反而我们得到了韩国警察的同情，他们主动维护法轮功学员的安全。

2002年因工作的关系，我离开了韩国，去了日本。2002年10月，为了让更多的在日韩国人了解法轮功真象，我在某一家韩文版生活情报杂志上发表了法轮功的介绍和被中共迫害的文章，同时发表了整页的法轮功公开传授说明会的通知和联络电话。

此后，有一天我在工作的时候，来了一个说中国延边朝鲜族方言的年轻女人的电话，她疯狂骂人。我说：“法轮功跟你有什么仇恨，假如被迫害死者是你的亲人，你能这样说吗？”她说：“受迫害你们干脆就不炼不行吗？”我再三讲述了，在家炼还是在外炼我们不在乎，但是在中国你在家里炼也要被抓。她无法说服我，就歇斯底里的破口大骂，边电话换给旁边的另一个男子说：“我说不过他，你跟他说。”那个男子说：“你有证据吗？”我说有。他说不过我理智的讲述真象，就转而恶狠狠的开始威胁，问我住在哪里，说要来找我。我说：“你来，我们可以面谈，我仔细的给你提供所有被迫害资料。”他觉得他到我这里来会吃亏，就说让我到他们住的新宿地铁站，威胁我说打死我。我问：“你能给我你的电话号码吗？我就去，没有电话号码我怎么找你？”他怕透露号码，就一再声嘶力竭的大喊“我要杀你”。他自己气的挂断电话后，又来了两次，只是反复说“我要杀你”。我告诉他，他要杀我也无法改变我的信念，并让他记住“善恶有报的天理”。我深切感受到中共这场史无前例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多么的嚣张、无耻，然而在正信面前，邪恶又是何等渺小和无耻，他们最怕暴露见不得人的流氓手段。

2004年4月，我来到美国。因为我住的城镇比较小，很多人不了解法轮功，所以我自然就成了这里的联系人，这样我的名字在网络上出现。我照常跟韩国、日本法轮功学员往来电话。

一开始，我觉得在我住的城镇，不像在韩国、日本那样感受到中共特务的威胁和骚扰的猖獗。但是2005年初的某一天凌晨3点，突然电话铃声叫醒了我。我拿起话筒，有一个男人问起你是某某吗？是炼法轮功的吧？我说是的。但一听起来，他的口音并非是标准的韩国语，是得到训练的口音，一听是中国大使馆的人。因为我在韩国生活了几年，能说标准的韩国语，还会方言，所以我能分辨出韩国人和中国人。他说自己想学法轮功，而且想在美国“开个修炼馆”。我知道他在骗人，炼法轮功的人没有一个开修炼馆收钱，是完全义务免费的。到如今，他们在迫害中根本没有了解过法轮功是什么样的功法，按照上面的指令，参与迫害。可悲呀！

我心中想，他在一直监视我，还弄到了我的联络电话。他们找到我这里来，能捞什么呢？是暗示我你们可以监视我，走到哪，跟到哪？他问起我在美国怎么跟其他韩国学员联系，韩国和美国之间怎么联络，还有在美国的韩人之间是怎么个联络方式等。他还说出其他州的修炼人的名字。哦，这不就是特务吗。想学法轮功的人怎么会问这些？其实他就在暗示，他把我的底细掌握得了如指掌。他还谈到，世界末日到了，东南亚地震海啸也来了，法轮功是否相信东南亚地震海啸是世界末日的开始，等等——这等于他明明白白的在告诉我他是特务，因为中共打压法轮功6年来，他们一直就是鼓吹这些谣言，然后栽赃法轮功。于是，我一再笑着而且用平静的口气对他解释：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有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的危险敢于揭露邪恶的迫害，体现“真善忍”的信念，除去邪恶的毒害，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生机。还有遍布在70多个国家的上亿的法轮功修炼人使人类的道德回升，有这么多好人，怎么会是有世界末日呢？

我生活的每个地方都能碰上中共魔掌的延伸。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海外的很多中共特务在我们周围，监视和骚扰法轮功修炼人，为的是让我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念，让这个世界被邪恶占据。他们怕阳光，最怕他们自己作为邪恶一员的身份和阴暗言行被暴露，所以，揭露他们的身份是制止他们行恶的最好的方法，他们也是被中共邪恶魔头利用的受毒害的人。不管他们的职业是如何特殊，他们也是需要了解真象的。

(明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