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議員預見中共很快崩潰 (多圖)
 
2005-8-3
 



7月22日上午在華盛頓DC國家記者俱樂部的正廳
舉行的國際英文研討會“近看中國:九評引發退黨大潮”

【人民報消息】瑞典議會議員、瑞典外交委員會、瑞典駐歐洲委員會瑞典代表團成員葛然-林布拉德在美國華盛頓DC國家記者俱樂部的正廳 (Ballroom, National Press Club)舉行的國際英文研討會“近看中國:九評引發退黨大潮”上發表書面演講。以下是書面發言的全文。

首先讓我祝賀全體在座──為了民主人權和個體的自由, 和反對共產主義、專制, 和違犯基本人權的獨裁。並且讓我告訴您, 今天我很驕傲被邀請作為發言人,然而抱歉我不能親自出席。

對共產主義罪行有公開研討的緊急需要


瑞典議會議員葛然-林布拉德
作為對歐洲理事會的報告─《國際譴責共產主義罪行必要性》── 的起草人, 我認為不僅譴責共產主義過去的罪行非常重要, 而且總體上繼續譴責共產主義國家現今持續的犯罪也萬分的重要。

到目前為止,歐洲理事會及其他國際政府間的組織都沒有承擔對共產主義專制的總體評估任務,也沒有嚴肅地討論以共產主義的名稱所犯的罪惡,並予以公開譴責。

的確,雖然了解它很困難,但是我們在這一點上有分歧,過去是現在也是: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是無孔不入的恐怖之源,群體性的人權犯罪,成百萬計的個體死亡,和整個國家的困境。另一方面,在某某世紀的另一個極權政權,即納粹,被予以調查,國際上受到譴責,作惡者被審判;然而,以共產主義的名義犯下的相似罪行從未被調查,亦未受到任何國際譴責。

缺乏國際譴責也許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當今世界仍然存在著共產主義專制國家。維護與這些國家友好關係的願望也許使某些政客不願面對這個困難的主題。

此外,許多今天活躍的政客曾以不同方式支援過前共產黨政權。很明顯,他們不喜歡應付責任這個問題。許多歐洲國家未正式譴責共產主義罪行。最後亦是重要的,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不同的元素譬如所謂的平等或社會正義仍然誘惑許多政客。

但是,我認為,對共產主義的罪行有公開研討的緊急需要,並在國際上對他們的罪行進行譴責。這事不能再拖下去了,有如下幾個原因:

共產政權仍活躍在世界一些國家

首先,作為常識,我們應該很清楚這一點:所有犯罪都應受譴責,包括那些以意識形態的幌子,稱讚最可敬的理想,象平等和正義等而犯下的罪行。此原則沒有例外。這對共產主義專制沒有切身經驗的年輕一代來講,就特別重要。過去國際社會對共產主義的明確定位可以作為他們未來行動的參照。

第二,只要共產主義專制的受害者或他們的家人還活著,在道義上應該對他們的苦難予以補償。

最後但也是重要的,共產黨政權仍然活躍在世界上的一些國家,並且以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為名義的犯罪仍繼續發生。

以我所見,歐洲理事會──作為代表人權的組織──沒有權利繼續冷漠和沉默,儘管涉及的那些國家不是歐洲理事會會員國。國際譴責將給在這些國家內部的反對力量更多的可信度和論據,也許能促進一些正面的發展。這是歐洲──作為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搖籃──能夠為這些國家可做的最起碼貢獻。

歐洲對中國人有一種特殊的責任

無庸置疑,歐洲對中國人民有一種特殊的責任,因為中國曾遭受歐洲殖民主義的統治及日本的侵略和占領。並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中國人民又經受了國共兩黨內戰的創傷。那次內戰造成由毛澤東率領的殘暴共產政權上臺。

共產主義政權可由一些特點來定義,特別包括一個唯一的,人數眾多的,奉行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黨來統治。權力集中在一小撮黨的領導手中,他們既不對法律負責,也不受法律的約束。

黨對國家的控制達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兩者的界限都分不清了。此外,它擴展對人民大眾的控制至日常生活的每個方面,達到一個史無前例的水平。

結社的權利是不存在的,政治多元論被拋棄,任何獨立及自我組織的企圖被嚴厲懲罰。另一方面,通過黨或它的次要或衛星組織途徑鼓勵甚而強迫大眾動員。

為了強制執行它對公眾領域的控制和防止任何不受控制的活動,這類共產黨政權擴展警察力量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建立線人網路和鼓勵背叛。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警察組成的規模和秘密線人的數目有所變化,但它總是遠遠超出了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數量。

大眾媒體被壟斷或者被國家控制。嚴密的預防審查被作為法則來實施。因此,知情權被踐踏,媒體自由是不存在的。

經濟的國有化是共產主義統治的一個永恒特點,來源於其意識形態對私有財產和個體經濟活動的限制。結果,公民是更易受害,只因國家是壟斷的雇主和唯一的收入來源。

這裏共產中國是個例外;中國領導設法把共產專制與自由市場經濟結合在一起。歐洲社會民主黨曾嘗試過相反的方式,即保留民主自由而經濟國有化,但未能成功。

加速中國共產黨的崩潰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實驗似乎取得成功,經濟逐年平均增長約9%。但背後是城市新富裕的資本家和在鄉下多數無產者之間越來越寬的差距。這個中國系統結合了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各自最壞的東西。它絕對沒有法治,沒有個人權利,沒有保證私有財產和所有權,並結合有完全原始的沒有法律限制的資本主義,也沒有反壟斷立法。

但是我堅信這自創的共產資本主義將加速中國共產黨的崩潰。

在其第一次開始出現的國家,即在俄國以後改名為蘇聯,共產黨的統治持續了80多年。在其他歐洲國家它是大約45年。在歐洲之外,共產黨統治在中國、北朝鮮和越南50多年,在古巴40多年,在老撾30多年。在當時蘇聯的影響下,共產黨在不同的非洲,亞洲和南美一些國家統治了一段時間。

在四大洲超過二十個國家,在某一時期,可稱其為共產黨或共產黨統治。除蘇聯和它的六個歐洲衛星國以外,共產國家的名單包括阿富汗、阿爾巴尼亞、安哥拉、比寧、柬埔寨,中國、剛果、古巴、衣索比亞、北朝鮮、老撾、蒙古、莫桑比克、越南、南也門,和南斯拉夫。在1989年之前,共產國家的人口占十億以上。

在不同的國家、文化和時期,共產黨的年限和地理擴展暗示了在共產統治實踐上的區別和修改。由於內部動態或回應國際形勢,共產主義政權漸漸演變。很難比較1930年的俄共,1960年的匈共,和1980年的波共。

但是,儘管變化,你可能清楚地確定歷史上的共產主義政權共同的特點,無論其國家、文化或時期。最顯著的特徵之一的就是明目張膽的侵犯人權。

從最初,共產黨統治就以大規模侵犯人權為特徵。為了攫取和維護權力,共產政權超出暗殺個人和地方大屠殺的範圍,把犯罪集成於統治系統。無庸置疑,在多數歐洲共產政權創立幾年以後,和在蘇聯和中國十幾年以後,恐怖失去了很多它最初的肆虐,並且侵犯人權變得較不明目張膽。但是,"恐怖記憶"在社會中充當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並且潛在的威脅替代了真正的暴行。此外,如果需要的話,共產政權會採取恐怖,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71年,1976年和1981年在波蘭,1989年在中國都說明了這一點。在不同國家,這個規則適用於所有歷史上和當前的共產政權。

某些記載共產犯罪檔案的解密

根據保守估計(確切的資料無法得到),共產政權殺害的人數按國家或地區劃分組成如下:

蘇聯:2千萬受害者
中國:6千5百萬
越南:1百萬
北朝鮮:2百萬
柬埔寨:2百萬
東歐:1百萬
拉丁美洲:15萬
非洲:1百70萬
阿富汗:1百50萬

這些數位包括各種各樣的情況:單個和集體處決,在集中營死亡,饑餓和驅逐出境的受害者。

以上引述的數位是有記載的,如果他們僅僅是估計的話,是因為有正當的理由懷疑這些數位應該是更高的。不幸地,對檔案有限的開放,特別是在俄國,不允許對確切的數位進行適當的驗證。

共產犯罪的重要特點是鎮壓一些階級類別的所有無辜成員,他們唯一的"罪行"是這些階級類別的成員。這樣,以意識形態的名義,共產政權謀殺了千百萬個富有的農民(富農
),貴族、資本家、哥薩克人、烏克蘭人和其他族群。

這些罪行是強加的階級鬥爭理論的直接結果,是“消滅”那些對建立新社會無用的人的需要。

在二十年代晚期,在蘇聯,GPU(前捷克語),後來克格勃(KGB)引用了配額:每個區被迫提供"階級敵人的"一個固定的數目。數目由共產黨領導在中央決定。因而地方政府必須拘捕,驅逐和處決具體的人數;如果他們沒有做到,他們自己會受到迫害。

根據受害者的數位,最重要的共產黨罪行羅列以下:

把政治對手,未經審判或任意審判,單個處決和集體處決。

對示威和罷工進行血腥鎮壓。

1918-1922人質和戰俘殺害。缺乏檔案開放(並且缺乏許多處決的記載)使其不可能提供確切的數位,但受害者的數量是在數以萬計。

由於充公,約5百萬人遭受饑餓,特別是在1921-1923年的烏克蘭。不僅在蘇聯,幾個共產政權使用饑餓作為一個政治武器。

在1919年和1920年之間,滅絕30萬到50萬哥薩克人。

上萬人慘死在集中營。這裏,缺乏對檔案開放使研究不可能進行。

在1937-1938年,由於共產黨內部“清洗”,69萬人被判死刑和被執行。其他數以萬計的人被驅逐出境或被安置在集中營。總計,在1936年10月1日和1938年11月1日之間,大約1百5十6萬5千個人被拘捕,其中668305被處決。根據許多研究,這些數位被低估,當所有檔案開放後應該進一步核實。

在1929-1933年強制集體化期間,大肆暗殺約30000名富農。1930-1932另外2百萬被驅逐出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數以萬計的普通人在蘇聯被指控通“敵”並被處決。例如,1937年,大約144000人被拘捕,其中110000被處決,罪名是聯絡居住在蘇聯的波蘭公民。也是在1937年,42000人被執處決,因為與在蘇聯的德國工作者聯繫。

1932-1933年,在一項故意的國家政策後,6百萬烏克蘭人餓死;

1939-1941和1944-1945年,數十萬波蘭人、烏克蘭人、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愛沙尼亞人、摩爾達維亞人和比-阿拉伯半島的居民被刺殺和驅逐出境;

在1941年把Volga德國人,1943年把CrimeanTartars,1944年把車臣和Ingush人驅逐出境;

1975-1978年共產政權在柬埔寨驅逐出境和滅絕其人口的四分之一;

由於中國毛澤東和北朝鮮金日成的犯罪政策,共產政權製造了成百上千萬受害者。這裏再一次,由於缺乏文獻沒有精確資料;

眾多的受害者分布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在那些自稱共產黨和參照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國家。

早在1918年9月,由第一個共產主義政權建立的集中營已成為共產政權的一個最卑鄙無恥的標誌。1921年,已經有107個集中營,容納50000個被拘留者。集中營的極高死亡率可由在克朗士德特(Kronstadt)集中營的情況說明:在1921年3月,6500個被拘押者中,一年後只有1500人還話著。

1940年,被拘押者的數量共計到2百3十5萬人,容納在53個復合集中營、425個特別殖民地、50個未成年殖民地和90個新建監房。

在整個40年代,任何時候平均有2百50萬人被拘留在集中營。考慮到集中營的高死亡率,實際被拘押在集中營的人數會更高。

總計,在1930年和1953年之間,有1千5百萬到2千萬的人曾關押在集中營。

集中營並且被引進到其他的共產國家,著名的有中國,北朝鮮,柬埔寨和越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蘇聯軍隊入侵幾個國家之後,大規模恐怖、拘捕、驅逐出境和暗殺系統的跟進。在這些國家之中,受影響最大的是波蘭(1939年,估計440000人被害,包括1944-45波蘭戰俘軍官在卡亭Katyn被集體屠殺),愛沙尼亞(175000人被害,包括800名官員的被暗殺,共計占整體人口的17.5%),立陶宛,拉脫維亞(119000人被害),比-阿拉伯半島和北Bukovina。

特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全民族的驅逐出境是一個通常的政治措施。1940-41年,大約330000名居住在蘇軍占領區域內的波蘭公民被驅逐到東蘇聯,主要到Kasachstan。在1941年秋天900000德國人從Volga地區被驅離;1943年12月93000Kalmouks被驅逐;在1944年2月521000Chechen和Ingushetian人被驅逐;1944年180000CrimeanTartars被驅趕。單列是不完全的,沒有提及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愛沙尼亞人、希□人、保加利亞人、克里米亞的亞美尼亞人,Meshketian土耳其人,和高加索的庫爾德人.。

驅逐出境並且影響到政治對手。自1920年以來,俄國的政治反對派被流放到Solovki島。1927年,在Solovki的集中營有13000名流放者,具有48個不同國籍。

在蘇聯和較小程度在其他歐洲國家,共產政權的極端暴力犯罪如大屠殺,種族滅絕、酷刑、奴工勞動,和其他形式大量的肉體恐怖持續直到斯大林死亡。

從50年代中期以來,在歐洲共產主義國家恐怖明顯減少,但對各種各樣的團體和個人的有選擇性的迫害繼續進行。它包括警察監視,拘捕,監禁,罰款,強制心理治療、各種各樣的對自由運動的限制,就業歧視而造成貧窮和職業排斥,公開羞辱和誹謗。斯大林後期歐洲共產政權利用了對可能迫害的普遍恐懼,至今仍有集體記憶。然而,長遠看來,過去恐怖的記憶逐漸減弱,對年輕一代的影響較少。

但是,即使在這些相對平靜的時期,如果需要的話,共產政權依然能做出大規模的暴力屠殺,如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或1956年,1968年,1970年和1981年在波蘭。

共產統治在蘇聯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崩潰促進了對某些記載共產犯罪檔案的解密。在90年代之前,這些檔案是完全不開放的。那裏發現的文件成為關於共產統治和政策制定機制的重要資訊來源,並補全共產系統運作的歷史知識。

結論

基本證實,共產黨政權犯罪的廣度不是環境的原因,而是處心積慮制定的政策的結果,在攫取政權前共產黨的奠基者已加以詳盡闡述。歷史上的共產黨領導從未掩藏他們的目標:即無產階級專政,鏟除政治對手和與新社會模型不相配的異己階級類別。

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無論在何時何地實施,是在歐洲或在別處也好,總是造成人民的恐怖、犯罪和大規模侵犯人權。當分析這個意識形態的實施後果,你無法忽略和20世紀另一思想體系,即納粹主義實施後果的相似性。雖然相互敵對,這兩個政體分享了許多共同的特點。

但是,當納粹思想體系和其政權的犯罪受到普通的譴責,至少半個世紀中,並且納粹的首領和許多兇犯被繩之以法,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其政權未遇到相應的對待。共產犯罪很少被依法起訴,並且許多作惡者未被繩之以法。在一些國家,共產黨仍然活躍,並且他們甚而未疏遠自己過去對共產犯罪政權的支援和合作。

共產黨的標誌被公開使用,並且民眾對共產黨所犯罪行是了解很少的。這一點是特別明顯,而納粹的罪行路人皆知。在許多國家對年輕世代的教育一定沒有幫助填補這個空白。

中國就是一個的例子


瑞典國會議員葛然-林布拉德參加六月份歐洲民眾
在瑞典斯特格爾摩舉辦的聲援中國民眾退黨大遊行。
特殊國家政治和經濟的利益影響到對一些活躍共產政權的批評程度。中國就是一個的例子。

我認為,在國際層面譴責共產意識形態和政權,不應該有進一步的過度延遲。這應該在歐洲理事會中議會層面和在政府間的部長委員會層面加以實施。

此外,大會應該建議部長委員會成立一個委員會,來全面調查關於共產黨在歐洲理事會會員國的犯罪。同時,應該敦促未那麼做的會員國在國家水平建立這樣的委員會。期望這些委員會與歐洲理事會委員會緊密合作。

歐洲理事會和國家委員會最終的工作目標是澄清事實和提出具體措施,著眼於快捷的法律公正和補償,和對受害者進行悼念。

委員會工作成功的必要條件是檔案的開放;因此,我敦促解密所有公眾不能進入的共產黨檔案。

最後但也是重要的,應該啟動公眾了解共產黨罪行的運動。

我認為這些行動將繼續研討共產主義的罪行。因此這將幫助在共產中國的民主力量。在當今現代社會技術,譬如衛星廣播、互聯網、手機、和日益增長的旅遊業和貿易的影響,從長遠看來剝奪人民的知情權和把人民與外界隔絕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預見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很快會崩潰。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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