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用林详谈出走原因和领馆生活内幕(多图)
 
2005-7-11
 

陈用林与华人社区举行了首次座谈


【人民报消息】(大纪元记者骆亚、梁宇7月11日悉尼报导)陈用林7月10日在悉尼的一家俱乐部与华人社区举行了首次座谈,根据亲身的经历,向在场的人讲述中共是如何在华人社区渗透和控制的,举座震惊。他也坦言自他出走之后,华人社区有部分人对他的行为不理解,他希望彼此有个交流增进理解,特别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华人社区的朋友对中共的本质有所认识。

他表示,他在总领馆工作四年期间,华人社区除了异见人士和法轮功学员对中共的揭露和批评比较多之外,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和意见,听到的都是对中共高唱赞歌,他认为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在澳大利亚的自由民主的社会里,华人朋友享受这种民主自由的权利。他说,我们敢于对赫华德政府进行抗议和痛骂,而对共产党所做的很多违背人性的事却没有胆子提。

陈用林认为这种对中共的惧怕,源于中共的洗脑,中国人从小学开始就受到洗脑。陈用林还说,好多人只看到中国的表面繁华,他们希望从中共那儿赚取一些外汇,他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原则、放弃民主自由、人权的基本理念。我们不能像猪、狗一样活着,我们要活得像人”。他表示这就是他为什么要离开中共、要出来揭露它、剥掉它的外衣,让人们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和制度。

陈用林与在座的华人朋友分享了他出走以后的一段特殊经历和感想。他表示从出走一直到拿到签证,总共历时43天,感叹出逃竟是如此的艰难。5月26日在递交庇护申请时候,当时移民局立刻就跟中共总领馆沟通,导致澳大利亚政府第二天就拒绝了他的政治庇护申请。他说:“根据我的推断,当天中共驻坎培拉大使馆已经向澳洲外交部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就如傅莹前二天所说的,如果你给陈用林签证的话,那么就像打开洪水闸门,你澳大利亚要不要?第二方面如果你接受陈用林,那么我们二国关系将受到重大损害,那么这个自由贸易协定你还要不要?要不要把澳大利亚作为资源和能源供应基地?这是澳州政府最关心的经济利益问题。因此中共的压力直接就导致了澳方第二天就作出决定拒绝我的政治庇护,根本没有给我见面申辩的机会。”

他当时在郊区暂住,受到总领馆和中共特务的追捕,他不得不转移地方。他说:“在6月3日的时候,我联系朋友想要开新闻发布会,从而得知在马丁广场有个六四纪念集会。所以我就在那天的集会上出现,揭露中共的丑行,使得中共恼羞成怒,甚至扬言要不惜一切代价百分之百把我送回去,还给我的朋友打恐吓电话。幸而,澳洲广大人民和全世界有良心的人没有被中共蒙骗,他们及时给予我支持,坚定了我追求自由的信心。”


期盼所有中国人都能够过上“人”的日子
7月8日下午,澳洲政府给了他永久保护签证。他认为这说明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在澳洲是深入人心的,中共想把澳洲纳入“大周边”势力范围的图谋是白费力气。他说:“我很高兴从现在开始能够跟大家一样能够呼吸澳洲民主、自由的空气。所以我今天想说什么就说,想做什么就做,中共不能在控制我,这才是做人的感觉。我期盼所有中国人都能够过上“人”的日子。”

出逃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

首先摆脱中共对精神控制和良心迫害

这方面包括他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这在他心灵中留下深刻影响;“六四”期间他见证六四流血屠杀事件;在外交部工作期间他接受无情洗脑教育;在驻外任职特别是在悉尼工作期间他被迫做违背良心的事。他说:“许多人不理解,以为我们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其实驻外工作有如牢狱生活。大家看我们在外面很风光,穿着体面去参加酒会,与官员会面吃饭,不了解我们生活的人是无法理解的。”前几天傅莹说陈用林贪婪,作为一个年轻人,中共政府给了他那么多,给提了一秘,他怎么还不知足啊!陈用林说:“我不知足是因为我在领馆没有自由,我追求的是自由而不是财富。我要是贪婪钱财就应该学傅莹,走升官发财之路,一个腐败的中共官员收入岂是澳洲一般平民能比。”

他透露他们在领馆的生活,出门都要请示。他说:“我们是不允许有私人朋友的。我们在中领馆工作,有些人想跟我交朋友,有些是线人想跟我谈,谈完之后,我必须汇报,口头或者书面向领导汇报。我们在驻外使领馆生活,是没有个人的生活,出来就是为中共工作,不允许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有一天交了私人朋友,那就值得怀疑了。你有没有出卖中共的机密,有没有做对自己和家庭个人有利的事情。因此我们每次出来,去社团也是一样,都要至少二个人参加。二人可以互相监督,所以在社团活动中,大家看到一个人参加的恐怕很少。一个人要请示汇报,你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说了什么话,一般来说,讲什么都是事先准备好的。”

他出来之前,护照都要收起来的,中共对人的控制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他说:“我们在总领馆生活根本没有个人的隐私。所有人的房间他们都配有万能钥匙,领导和办公室的头目可以随时随地的开门进来。所有的信件放在一个盒子里,如果我去得晚了,领导想检查我的信,就拆了,就这么简单,我的信件被拆了无数次,他们从来不会跟人说对不起。我们不允许有私人朋友,拆了信,你又能怎么样哪?中共的这种体制内的生活是西方社会是不能理解的。

他说:“别以为中共的外交官很风光,很有地位,傅莹也说给了你年轻人这么多,你还不满足,这么贪婪。但我要自由,她一点也不给我。”他认为傅莹的这种说法跟中共在国内控制了人民的思想是一致的,79年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改善了,喂饱了就不要提反对意见,提反对意见就杀,这就是中共的逻辑思维。喂饱了你就好好睡觉,不要反抗,服从统治。他就是不堪忍受中共邪恶控制,走上脱离中共的道路。

出走的第二个原因 曾帮助法轮功学员

陈用林说:我在中共驻悉尼总领馆工作期间,曾帮助法轮功学员,接替我的人肯定会了解,让我突然担心回国后会受到严重迫害。


陈用林把中共的真实嘴脸告诉海外同胞!
陈用林揭露说,一般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政府认为是危险人员,护照延期是不给的,不但不给,还要没收护照。中共政策护照是国家财产,应当没收。中共的目的是制造法轮功学员生活各方面的困难,这就是迫害。

陈用林说,就像民运人士袁红冰先生刚到悉尼的时候,领馆的副总领事包括坎培拉的大使都去澳洲的外交部、移民局施加压力、交涉,让他们不要给袁红冰签证。它们藉口袁红冰是旅游签证,而中国每年都有很多的人来澳旅游,如果你给了袁红冰签证,那么这么多中国人,你澳洲受得了吗?这就跟前二天傅莹说澳州政府给我签证一样,打开洪水闸门一样的逻辑,威胁澳州政府,不要给袁红冰签证,无非是想给袁红冰的生活制造困难,不让他很快拿到身份、让他感到不安全、让他的心灵受到一定的折磨。这才是它的真正的目的。

陈用林表示接任他工作的人名叫高丽(谐音),曾经在她来澳之前,他们通过一次电话,她应该六月初来。陈用林说,如果她接任了我的工作的话,她就会很快发现我所做的一些事情,特别是法轮功原先有八百多人一份名单,其中包括大部分是只有人名,没有护照细节、没有出生年月,这种需要总领馆继续核实,我已经把这部分名单从总领馆电脑上删除了。如果这部分人现在去申请签证的话,应该不会遇到麻烦了。

陈用林说,我跟法轮功打交道,我同情他们是因为他们遵从真善忍,特别他们的真善我感觉特别明显。中共之所以觉得法轮功好控制、好打压,是因为法轮功很诚实。当他们到领馆取签证,问他们是不是法轮功,他们要么就会说是,要么就不回答,很容易辨认,他们不会说谎。

在2003年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办公室的副主任袁靖(谐音)来澳洲时告诉陈用林,国内法轮功有六万人还在受到迫害,其中三万关在监狱里和劳改营里,三万多被地方政府、区政府、街道监视居住和洗脑教育,这个数字使陈用林很震惊。

陈用林说,中共自称对一般法轮功学员采用团结、教育、转化的政策,所谓团结教育就是洗脑,就像教育中共内部的党员一样。从六四以来,进行了反自由化教育,针对的是民运,后来江的三讲、三个代表、胡锦涛的保先教育,从去年年底开始,在我出来之前,悉尼总领馆还让我写了一份总结报告:悉尼总领馆保先教育取得了重大进展,保先教育告一段落。下半年深入开展思想教育,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由此可看出中共的本质。

第三个原因是为了支持中国民主运动,推翻中共专制政权


脱离中共后露出轻松的笑容
文革的时候,陈用林的父亲因为写了一手好字,为无辜的村民写了一份诉状,当时村里的当权派就在他回家的半路上把他劫持后活活打死了,使陈用林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但他对自己父亲的死总不能明白。当他亲眼所见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开始对中共的本质有所认识。而当他此次出现在六四纪念集会上,就宣布跟中共彻底的决裂。随后他托朋友在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党。

他说:“有些人觉得文革只是中共某些领导人犯的错误,大家想一想,从49年以来,有八千万无辜生命被中共的残暴统治残害了,这个数字比二战死的人还多。中共的体制、中共搞的一系列运动,这不是偶然的。有些人觉得文革之后,中共开始反思了,开始搞改革开放了,它自己说是拨乱反正了,真的如此吗?看看89年六四,中共向无辜学生开枪,我有三个同学受伤,其中有一个是伤得很严重,差点死去。医生说他们用的是开花弹,这种在国际上都是禁用的子弹。”

陈用林认为现在的中共政权跟经济结合得越来越密切了,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它们的家族利益,实现真正的民主。他估计目前国内的这个形势,最后只有人民起来造反推翻它。

对有人问他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出走,而不是更早一些,他表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有家庭,跟许多人一样,在体制内能忍则忍,出走是被逼出来。在他亲耳听到 610负责人说国内有6万的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的行为,而且他又是亲自负责监督他们的活动,他的良心再也无法接受,他说:最后一段时间在总领馆的工作使我度日如年。特别是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后,他们搞的系列研讨会,上面要求我去了解情况,以便采取对付的政策,我采用拖延的办法,藉口忙于接待国内的访问团。陈用林说:“我的这些表现和举动,当我回中国后,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的,而且回去后我很可能被迫成为他们迫害人民的帮凶,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刽子手。而这个时候眼前是一条自由之路,也是最好摆脱中共的机会。这些都是促使我选择此时的原因,前后准备了2、3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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