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淋淋的事实 啼笑皆非的故事
 
作者:慈安(吉林市)
 
2005-6-1
 
【人民报消息】茶余饭后,联系《九评》,谈到共产恶党杀人的暴行,血腥的历史,那真是令人历历在目,不寒而栗!

三叔和舅公

二爷二奶家两个儿子。大儿子(因家庭中排行老三,我们叫“三叔”)十二岁那年因逃避父母的包办婚姻在学校直接入伍偷偷走了。因年龄太小,被分到沈阳空军学校继续学习,一去十年杳无音信。

十年后已入了党,并晋升少校军官的三叔带着一叠叠奖状探家回来,说是经部队允许回来解除父母包办的婚姻问题。因二爷二奶执意不肯,懂情理又孝顺的三叔和苦等他十年的三婶从新恋爱,夫妻和好。之后三叔常探亲回家,三婶也数次去部队看望。三婶后来生个可爱的小妹妹“荣荣”,全家人幸福美满,和乐融融。

家里人哪里知道,全国杀人的政治运动接竿而起,大面积全方位铺张开来。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企事业到部队学校……名堂也多,什么“土改”、“工商改造”、 “三反”、“五反”、“四清运动”、“整党”等等等等一个接一个。部队也紧锣密鼓的开展什么“整党”、“肃反”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波及了很多人,就连在部队长大,共产党培养入党已是少校的三叔也难逃噩运。

三叔在部队受到诬陷、挨整,被定为“阶级异已分子”、“间谍、特务”、“反党分子”,欲将其送交军事法庭严惩。三叔始终拒不认罪,在认罪书上也拒绝签字,最后以允许他再探一次家为条件,达成协议。

最后这次探家是派两个“警卫员”“护送”回家,腰挎盒子枪的“警卫员”对二爷二奶作了特殊的“嘱咐”,引起二老的疑心和不安。观三叔面容异常消瘦,憔悴的脸上流露出忧愁悲苦的情绪,全家人欲感有大事,又问不出原因,急得二奶团团转,三婶婶偷着抹眼泪。有时家人偶尔看见院外或远处的树林边有陌生人(便衣“警卫员”)闪动的身影,更令全家人对此捉摸不透,忐忑不安。

归队那日凌晨三点,三叔收拾一下行装急忙就走了。四点多钟,一个“警卫员”进院招呼,当二奶说“已走多时”时,这个“警卫员”故意一拍大腿,喊了声“这可坏了”,拔腿就跑。二奶预感三叔此去凶多吉少,放声大哭。

很快,谣言传出,说三叔的问题严重,在部队已经定性: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反党分子”、“阶级异已分子”。说三叔和一个女兵“婚外恋”,这个“女军人” 是个“间谍特务”,已经“自杀”,三叔也是“间谍特务”,现在也“畏罪自杀;还说三叔偷听敌台,在家乡的“XX山”有与特务联系的“发报电台”。

部队指令当地政府组织家乡全大队社员以“阶级斗争为纲”,停止生产抓“敌特”。南山、北山、东山他们不确定,单单限定西边的这个所谓“有敌台”的“某某山”,部队派飞机配合在山的上空飞旋寻视,山下社员们手拉手拉网式兜山,扬言“抓不着活的也要见死尸”。

终于在这座山脚下路边的草丛中,搜到了三叔“自毙”的尸体。尸体旁扔了支家人不曾见过的“盒子枪”,终年27岁。

浩大的声势,铺天的谣言,人们冷若冰霜的“阶级斗争”的表情,残酷的现实。面对这一切,二奶家的人哭得悲悲切切,凄凄惨惨,死去活来……

之后,部队首长来二爷二奶家,郑重的宣布了“罪状”,又说了些“节哀自便”、“划清界限”之类的话,然后派警卫员买了棺材很快入葬,草草了事。

过了一段时间,三叔生前部队的好友偷偷的来看望二爷二奶,告诉了三叔含冤而死的真实原因……。原来一切都是移花接木,都是栽赃陷害。

结局:二爷急火攻心,不久于人世。二奶眼睛哭瞎了。三婶带着荣荣无限悲苦的离开了这个家。

三叔的含冤而死,使我又联想到婆婆曾讲过的舅公的故事。

舅公是参加“解放战争”历经“几大战役”屡立战功的部队军官。战争结束后,正当他想接舅母和孩子来部队生活时,舅母急病逝世,扔下了幼小的孩子,只得寄养他家。后来舅公结识了一位香港藉的姑娘,恋爱并结婚。婚后几年生了一男一女,全家和谐快乐幸福。

可好景不长,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部队的整党、肃反运动,上至军官下至兵卒,波及范围广,涉及的面积大。家庭出身查几代,亲属关系查几圈。尽管舅公“资历” 深,战功显赫,也难幸免。因受后舅母香港祖籍关系的牵扯,自然和“间谍”、“特务”能连上线。于是舅公成了“地地道道”的“阶级异已分子”、“判党分子” 被查处。先将舅公开除军藉,再将舅公一人遣送回农村老家(辽宁省清源县)。将舅母及二个孩子遣送回香港。

接着“文革”运动开始。舅公在农村受尽了折磨,每天除了干繁重的农活儿外,还要和“地富反坏右”一起被挂牌子批斗、挨打,有时整夜不让睡觉,舅公实在受不了种种摧残,某日自杀身亡。

由此我又想到我同事的父亲,他也是文革时被迫害致死的。同事的母亲向我不止一次的哭诉她家的遭遇,她丈夫的惨死。再后来,她的精神似乎也不正常了,见人便问:“你说,那毛嗑杆儿(向日葵)能吊死人不?那浑身的伤分明是打死的,硬说是吊死的……“扔下五个孩子我怎么养活他(她)们哪”……喔喔,一阵大哭,泣不成声……。那哭声,凄苦悲切,叫人心颤。共产恶党杀人的政治运动,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

“一针见血”、“针针见血”

记得那年二姐来我家坐客,闲谈中提到了过去文化大革命时的一幕幕情景,彼此都感慨良深。

“文革”运动时二姐正是农村青年“红卫兵”(当时有一阵基干民兵都带“红卫兵”袖标),在大小队“革委会”的领导下,整天“忙”得很。白天生产劳动,晚上参加生产队的“批斗会”。被批斗的主要对象是“地富反坏右”和文革时被揪出的“走资派”。

这些被批斗、被专政的对象,每天早晨天一亮便排成一行,脖子挂着大牌子,站在“队部”门口迎接社会员们“出工”,然后由队长分配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儿。晚饭后又来到队部挂上牌子排成行站在场院里“低头认罪”,等候社会员们陆续来到开批斗会。

大队开批判会往往占用白天,全大队社会员全停产参加,“抓革命促生产”是当时农村口号,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第一位的。只有抓好了“阶级斗争”(革命)才能促进生产。所以不管农活儿再忙,“阶级斗争”的批判会是首要的,是必抓的。社员们听到广播通知,纷纷放下手里的农活儿,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开批判会前,“革委会”也作了充分准备。事先找来几个能说能写的“笔杆子”布置任务,再找几个嗓门大,能喊口号的。还有押解“坏人”的红卫兵(基于民兵)等等。如此这般作了较周密的安排。批斗的宗旨是:打击敌人要稳、准、狠,揭批“阶级敌人”要“一针见血”、“针针见血”。

批斗会开始了。“革委会”主任宣布后,台上台下口号声中,农民“红卫兵”押解各生产队聚拢一起的“地富反坏右”们走上台前,每人脖上挂着大牌子,上面写著名字和罪称。他们身后站着袖带鲜红标志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个个精神抖擞,怒目圆睁。有的挥武木棒,有的龀牙咧嘴。

“跪下,低头认罪”!口号声中,有的赶忙跪下,行动稍迟缓的,被踹了一脚,趴在地上,胸前的木牌也把脸戳坏了,牙也硌出了血。“叫他们抬头示众!”不知谁喊了一声,这些“被专政的阶级敌人”低垂的头猛的“抬起来”,这是被揪头发向后拽所起的效果。有人领着喊起了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接着批判发言开始了。发言者慷慨激昂,内容都是空洞式的、口号式的,词语堆积,什么罪恶滔天呀、罄竹难书哇,还有“可忍,孰不可忍” 啊等陈词。斗争气氛似乎达到了高潮。“革委会”主任指着一个半跪半坐的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吼到:这个地主婆过去欺压咱穷人,现在她态度不老实,你们看她那姿势,她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她闭眼目地是合计反攻倒算,我们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你们说:怎么办?台下喊着:“批倒斗臭,叫她永世不得翻身!”还有人喊:“别留客气,对敌人不能手软,要一针见血揭穿她的狼子野心!”,“对,一针见血,针针见血!”

这时冲上去几个“红卫兵”将老太太推倒,又踏上一只脚。老太太凄惨的哭叫。“革委会”领导人员又问:“这个地主婆喊冤叫屈不服批斗怎么办?”有人重复的喊:“不能手软,要一针见血,针针见血!”这时,台下有些人也附合的跟着喊出这句话。见时机成熟,“红卫兵”们拿出事先预备好的做活儿针,有的拿锥子,向老太太身上各部位乱扎乱刺。老太太一阵惨叫后,连疼带吓当场毙命……。

二姐回忆当时情景说:“那种惨景太可怕了”。二姐说,我当时是大队的基干民兵,还是青年红卫兵、共青团员,阶级斗争面前自然是冲锋在先。尽管开始不忍心下手扎,但是怕领导也怕其他人说我“立场不坚定,爱憎不鲜明”,“对敌斗争手软”,“划不清阶级界限”,所以当时心一横,也跟着猛扎起来。

二姐面带惭愧的样子接着说:“后来听说被扎死的地主婆一辈子吃斋念佛,不曾做过什么坏事,还是个肯施舍很不错的老太太呢!唉,我那时真着了魔,也不知哪儿来的那股狠劲儿!思想起来,我这一辈子身体不好,总闹毛病,跟这件事有直接关系,真是恶有恶报哇!”

听了二姐的讲述,我当时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没想到二姐当年还做过这种不理智的恶事。共产恶党杀人,还教唆民众跟着杀人犯罪。可是也并不奇怪,因为共产邪灵搞的“假、恶、斗”的气焰就是这么凶残。过去历次运动害死人已达数千万之多,近些年杀人运动也有增无减。如1989年对待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也竟然用坦克压,用机枪突突。近刘六年来对修炼“真善忍”的好人,迫害更残酷,手段更歹毒,花样不断翻新,还隐瞒真象,欺骗世人,流氓手段全用上了。很多世人不明真象,认不透其邪恶本质和其残暴本性,对受迫害的人也麻木不仁。有的还跟随其干尽了坏事。当恶报到自己头上时后悔已晚。

跳楼之“喜”

丈夫同学(朋友)的父亲和丈夫的父亲是老同事,老朋友。“文革”时很多被揪出的“走资派”因挨打挨斗挺不过而“自杀”了。丈夫同学的父亲也被“揪”出来,罪名是“反军黑干将”挂上大牌子批斗。

那一天丈夫在街上走,看前边围了不少人,还有铜锣响,人声吵杂,好热闹。丈夫凑上前,当挤进人群中一看,原来人们围观的是被挂牌子批斗的“坏分子”。大木板牌子好大好重,系着细铁丝挂在被斗者的脖子上又嵌勒在肉里,往外浸着血,一滴一滴的向下淌。每个被斗者蓬头垢面,似乎多日不洗的黑乎乎的脸上夹杂着汗水加泪水冲出的一道道沟痕。他们并排站着,逐一敲铜锣说着。

一个熟悉的声音冲入丈夫的耳鼓。“我是反军黑干将,社会主义蛀虫,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也不吃。我这臭肉,遗臭万年。”尽管声音嘶哑,面容枯黄憔悴,也还是被丈夫认出来,他就是同学的父亲。他们样子太可怜了。只见他们的身后站着“红卫兵”,挥武着大木棒,哟喝着、骂着,不时的还来个“飞脚”。被斗的人员闭着眼睛低垂着头。该到谁说了,敲下铜锣,“抬头示众”尽量放大音量机械的重复自己的那几句“救命的”话。

观众们麻木的观望着。有的兴致勃勃评论几句,有的开心的取笑,有的再来点“拳脚”,以示自己旗帜鲜明,立场坚定。阶级觉悟高,斗争性强。

丈夫不忍看下去,挤出了人群。丈夫听他同学讲,当时审问其父家里是否藏有枪支,其父说:“没有”。“红卫兵”们拼命打他“你这反军黑干将,妄想推翻伟大的钢铁长城(军队),能没枪吗?说!”其父被打无耐,问:“什么枪?”“什么枪都行,说,有几支?”“五支”。于是“红卫兵”和公安人员来到他家,翻个底朝上,只找出了五支儿童玩具枪。其父为此又加罪名,说他态度不老实,想蒙混过关。实属“死心塌地”、“顽固不化”那一伙,只能是“死路一条”。对他的批斗更狠了,家也不准回了。

过些天听说其父跳楼了,没摔死,住院了。丈夫闻讯后赶到医院去探望。

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床头挂着他被斗时的大木牌子,床边站着几位监督的“红卫兵”。这回他的情绪一返常态,虽面颊消瘦,但精神饱满。见到我丈夫他特别高兴,喜出望外的讲述他跳楼之“喜 “。他说他跳楼很合算,虽然盆骨摔坏了不能动弹,但最起码不用整天被拽去“游街”了,那种天天站着或跪着,脖子挂大牌的滋味还不如躺着。这张床头就替我挂牌子了,牌子还替我挡门风多好。困了也能睡觉了。虽然这里他们(指“红卫兵”)也批斗我,但他们站着,我躺着,我不着那些个罪了……

老爷子说完“哈哈”大笑起来,丈夫的心里也宽慰了不少。当时几位“红卫兵”气得怒目圆睁,又虎假虎威的向他吼起来。这位“老爷子”安然闭上眼,嘴角挂着笑容,一会打起呼噜来……。

其父被批斗的消息很快传到丈夫同学下乡的农村,大队革委会马上做个大木牌给这位同学挂在脖子上拉去批斗。直到这位同学写出了“深刻认识”,划分了阶级立场与界限,声明与其父亲断绝父子关系方可罢休。

上述血淋淋的事实,啼笑皆非的故事是我耳闻目睹的事,绝非虚构。

《九评》中指出:“中共建政55年的历史是用鲜血和和谎言写就的历史,而那些鲜血背后的故事不但惨绝人寰,而且鲜为人知。

在中国五十多年来历次的政治运动及各种屠杀,被中共迫害死的人数竟达八千万之多。

“除了致死之外,还有多少人被致残,多少人得精神病,多少人被气死、吓死,郁郁而终,我们更不得而知。要知道,每一个人的死亡,对家庭成员来说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痛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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