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

【人民报消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最彻底的识破共产党的本质的，就是“九评”。在此之前，第一个初步识破共产党之邪恶的，当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先生。在俄国爆发共产暴乱时，有相当一部分不明真象者被俄共诱惑，激进者更是跃跃欲试，为弄清楚共产党到底是什么，蒋介石在孙中山的催促下，亲赴苏俄考察共产党的本质，才得到了“共产革命不适合于中国”的著名论断。以斗争为哲学的共产党，其本质之一就是恶，因此共产党给中国人的一切善的天花乱坠的允诺就都是骗人的谎言。可惜当时的国人像蒋中正先生这样洞悉共产党是什么的并不太多，才致使中共窃取大陆，使国人受半个多世纪的欺诈与蹂躏。今天，在中共即将灭亡前夕，特地发表蒋介石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湖南长沙的讲演：“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节选)，看一看历史上的中国人是怎样识破共产党的。

中正与湖南人民暌违久了，今日到这个欢迎大会，与湖南人民握手言欢，中心欣悦，不可以言语形容。湖南人民最富有革命性，在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历史中具有无限光荣，这是值得我们佩慰的。今日特就此机会，将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向湖南人民说一说。

湖南人民受共产党的残杀压迫和剥削，到现在想起来，恐怕还有余怖。回忆十五六年之交，共产党盘据湖南的时候，不仅是到处罢工罢市抗租，而且到处从事没收土地，没收工厂，没收商店，结果使湖南农民，没有田可耕，湖南工人，没有工可作，湖南商人，没有商业可以经营，民生凋敝，社会纷乱，使湖南人民，不仅不能安居乐业，而且单纯的生存，也无时不在危险状态之中。湖南共祸之所以这样蔓延，考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一般青年，没有认清共产革命的性质和方法，也没有认清共产革命，是不是适合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民族性，他们误以为适合于俄国的共产革命，也可以适用于中国。他们误认共产革命，可以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可以解放中国民族的压迫，思想上既有这种错误，所以行动就不免盲从。为完成国民革命计，为图谋人民利益计，为促进民族独立计，对于这种错误的思想，便不能不加以纠正。

总理曾经告诉我们，解决问题，要以事实做基础，这两句话虽然简单，但是乃是根据许多经验，许多考察，而得的结论，这即是革命的最高原则。一切革命的行动，都要根据这个原则去决定去推行，然后才不会错误，才会成功。因为要解决一个问题，要先把这个问题的性质、内容和背景，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去寻适当的方法，这个问题，才能得到完满的解决。俗语说得好，“对症下药”，在下药之前，先要把病看清楚才行，如果病源病象都没有看清，就随便下药，不仅不能医好，而且反要弄坏；这个道理也可以适于革命。革命要有主义，有方法，然而革命主义，和革命的方法，要根据特殊的环境来决定。一国所采取的革命主义和方法，不能完全适用于别国，因为适合甲国国情的革命主义和方法，不一定适合于乙国。因此，在甲国成功的革命主义和方法，在乙国难免失败。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知在中国行共产革命，不仅是无益而且有害。根据中国过去的历史和社会的环境，根据中国国际的地位和民族的特性，只有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是救民族，救人民的唯一出路。我现在先从理论上比较研究共产革命和国民革命的差别，再研究这两种革命，那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

先从革命的动机说，俄国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根本不同，俄国共产党革命的动机起于阶级争斗，起于恨。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是在求民族独立，就是求人类和平，是起于爱。所以民国十二年总理对苏俄代表越飞说：“俄国革命是由于恨人，我之所以从事革命是由于爱人”。这一句话很可以说明苏俄革命和中国革命动机上的差异。中国两百多年来受了满清的专制，人民痛苦已经是水深火热，近八十多年来又加上一重帝国主义的束缚，人民的痛苦，更加利害。　总理满眼充满了中国人民受压迫的事实，满耳充满了中国人民求生存的呼声，所以毅然决然担负起拯救民族的责任，领导人民实行革命。所以　总理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拯救全体人民，整个民族，不是在求本身的利益，这是因为他的革命，是由于爱。俄国人民因为受专制帝王的压迫和大地主的剥削，人民对于统治阶级充满了愤怒和怨恨，共产党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遂鼓动所谓无产阶级为本身的利益打倒其余各阶级，所以他们的革命是由于恨，以爱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既不许肆行屠杀，在革命的成功后，就可以实现和平。以恨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不仅在革命的过程中，会发挥残狠的行为，就是在革命成功后，社会也不能消灭仇视嫉恶的现象，革命的动机不同，革命的结果也当然两样，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不同的第一点。

次就革命的性质说，苏俄的共产革命是阶级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全民革命。所以苏俄的共产革命在以所谓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本位。在共产党的眼中，除无产阶级之外，没有别的人民，除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社会利益。他们的主张，究竟是否能够真正的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现在姑且不论。然而以一般社会利益供牺牲，只图无产阶级的利益，却是共产革命的特性。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国民革命是以全社会全民族为本位的，除郤军阀官僚以及依附帝国主义者的买办阶级以外，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利益，都要同时实现，既不牺牲某一阶级的利益，也不只图某单一阶级的利益；至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当然毫不忽视。不过我们认为只有全民族得到解救，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有全社会利益得到实现，才能增进全民族的福祉。而且我们认为解救全民族，事实上就是解救无产阶级，实现全社会的利益，事实上便是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总而言之，共产革命是以单一阶级为本位，国民革命是以全民族全社会为本位，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不同的第二点。

最后就革命的方法来研究。苏俄共产革命不外两个方法：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革命的性质，既然是以阶级为本位，他们的革命方法，当然就是阶级斗争，他们把整个社会，画分做许多对立的阶级，他们以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所以阶级的意识，如不明显，他们要使之明显，阶级的冲突，如不激烈，他们要使之激烈。他们以为只有无产阶级打倒其余一切阶级，革命才能成功，这便是他们革命的一个方法。此外他们还要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以为要发展革命势力，非有伟大的民众拥护不可，而要得到民众拥护，非民众服从共产党指挥不可，所以他们常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使得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然后可用威迫利诱的方法，夺取民众，来做他们的奴隶，民众而可曰夺取，是其已不当民众为人类了，其居心可知矣。一方徒唱高调，以最远的将来的利益，引诱民众，使之为共产党效力，别方面又以政治力量，强迫民众，听其指挥。这便是共产革命的另一方法。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国民革命的性质，既然是以全民族全社会为本位，国民革命的方法，当然是联络全社会被压迫的人民，统一全民族革命的力量。详细说，就是只要服膺三民主义参加国民革命的人，不问他是属于那一阶级，都要统一在一个联合战线之下，在革命势力的内部，既不许有任何的对立，更不许有任何的冲突，其中全社会被压迫的人民，以充实革命的势力，便是国民革命的方法。至于国民革命，当然是要民众参加的，然而我们要民众参加，不是采夺取的手段，而是用感化和训练的方法。我们既不以各阶级的特殊利益为饵，而引诱其为我们的工具，更不以什么势力做威胁，强追民众服从。

苏俄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我们已从动机、性质和方法三方面来比较研究了，究竟那一种革命适合中国的国情，这是我们研究的第二个问题。

当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初，我个人是同情共产党的革命的，我当时以为俄国革命，在近代革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当时如有人攻击俄国革命，我必力与之争，即此一点，就可证明，我对共产党革命的态度，其始并无丝毫成见。所以俄国革命之初，我就决心亲赴苏俄实地考察；因为当时国内革命环境，不许我离开，所以没有实行。十一年陈炯明叛变，我赴难到粤，后来在由粤到港的船中，和我们　总理深谈了一夜。总理当即准许我照预定计划前往苏俄，切实考察。后来陈逆虽然逃窜，广州虽然克服，而杨希闵刘震寰飞扬跋扈，日益嚣张。当时革命环境，恶劣万分，我更觉得中国革命若不改弦更张，另辟新路，决不容易成功。于是摆脱一切，决心赴俄。哪晓得到俄考察的结果，令我以前对于共产党革命的一切希望，全归泡影，就是考察以后觉得共产党所号召的目的，以共产党的方法，决不能达到。所以俄国共产革命，决不能算是成功；即使退一步说，他们的革命，可算成功，然而决不能适用于中国，所以回国以后，对于共产党加入本党的问题，曾对总理表示异议，这是很多同志所知道的。我对于苏俄革命的感想，可分两时期：从苏俄革命时起，到我赴俄之时止，为第一时期；赴俄之后到了现在，为第二时期。第一时期的感想是同情的。第二时期的感想是失望的！是反对的！这种变迁，乃是实地考察的结果。现在许多青年，因为没有实地考察，所以对于共产革命，不少盲从。

我现在特本个人经验，再强调说明共产革命不适合于中国的理由如下：

第一，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中国几千年来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既不愿以卑污的手段对待别人，也不愿别人以卑污的手段对待自己，所以残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国决不能行使，至少不会为大多数人所赞许。而且以残酷的手段革命，没有不失败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迭次失败，使帝制复活，就是因为过于残酷，使社会全体，发生反感。这种残酷手段，适用于残酷的民族，都遭失败，哪里能适用于和平的中国民族。共产革命，既然采取残酷的卑污手段，当然受中国全国人民，至少亦要被大多数人民所反对。革命的行动，既然得不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就绝对不能采用，这是苏俄共产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第一点。

再从革命的性质说。共产革命，是阶级的，前面曾经说过；单一阶级的革命，在产业十分发达；阶级对立十分明显的帝国主义的国家，或者可以实行，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实行于中国。第一，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阶级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阶级也不过粗具阶级的雏形，阶级的对立，既不明显，阶级的利害，自然没有什么冲突，阶级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打倒别阶级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阶级的利益，打倒许多阶级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以社会全体的利益为前提而消灭阶级的区别，不应该以阶级的利益为前提，促成社会的分化。这是从中国的社会状况，说明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不适于中国。第二，在军阀已经打倒的现在，国内实在没有某一阶级十分压迫某一阶级的现象，只有整个民族，受帝国主义者压迫的事实。所以现在应该只有民族的利益，没有阶级的利益。如果以阶级为本位去革命，不仅民族的利益不能实现，阶级的利益也不能实现。因为整个的民族，都不能生存，栖息于民族内部的某一阶级，那里能够得到利益。印度朝鲜的无产阶级状况，就是明证。但是如果以民族为本位去革命，不仅民族的利益可以达到，民族中各阶级的利益，亦可以实现。因为整个民族，能够发荣滋长，民族内部的各阶级生活，当然可以增进。这是从中国民族的国际地位，说明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不适于中国。总而言之，无论就中国的社会状况或国际地位说，阶级革命，都没有在中国实行的余地。这是俄国共产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第二点。

最后从革命方法的研究。以阶级为本位的革命，不能适用于中国，前面也已经说过。那末，中国革命不能以阶级斗争为方法，乃是当然的结论。中国目前的唯一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然而要打倒帝国主义，一定要国家具有统一的实力，因此必使社会秩序安定，生产事业发达，则国家的实力，才能形成。阶级斗争，和武装暴动，足以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建设事业，乃是很明显的事。我们即使把杀人放火的暴动，暂置不论，只就罢工、怠工和抗租等举动而言，也会使社会秩序和生产事业发生莫大的影响，受莫大的障碍。所以为充实国家实力，以打倒帝国主义者计，不仅武装暴动的阶级斗争，绝对不能实行，就是罢工、怠工，和抗租等阶级斗争的行为也不能轻举妄动。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倒帝国主义，别方面又用暴动、罢工、抗租等方法，破坏社会秩序和生产事业，不仅是帝国主义不能打倒，而且使帝国主义者，有益加侵略之机会，这不是明白的矛盾行动吗？不待说，罢工是工人谋利益的武器，抗租是农人谋利益的手段。但是工人要知道，工人的利益，非到产业发达以后，不能实现。如果没有工厂收容工人，工人的单纯生活，都不能得到保障，那里能够改良。所以工人如果罢工、怠工，致妨碍产业的发展，乃是自杀。农民也要知道，如果地租过高，国民政府当然能以政治力量，加以制裁来减轻，不待农民的要求，更不须农民的还动。

总而言之，无论就打倒帝国主义说，或解放农工说，中国都不能采取阶级斗争。至于夺取民众，乃是以民众做工具，不是以民众做本位。以民众为工具，实在是残酷和卑污的行为，不适于宽厚和平的中国民族，前面都曾经说过了。综上所说，就是阶级斗争武装暴动和夺取民众等方法，在中国都不能实行，这便是苏俄共产革命不适于中国的第三点。
　　
共产革命不适于中国，根据上述，大概可以明了了，只要知道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情的人，大约不会再被共产党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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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先生在讲演中对共产革命如盲目偏激运用于中国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一切推断，从中共一九四九年以后祸乱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上来看，一切推断几乎都是准确的。一方面惊讶于蒋介石先生推断的准确，一方面又长叹一声：这种准确不也是中国人的悲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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