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方女士，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家庭背景好吗？”

方逸青：“我的母亲是正黄旗人，满清贵族的后代，我的祖父，父亲均留学于美国名校。祖父在抗日战争期间官居要职，与宋美龄共同管理麦克.阿瑟将军送来的美援，并管理全国的银行、金融业务。我的叔叔曾担任海外某反共组织的主席。我出身在一个有反共传统的家庭。”

记者：“既然您出身在一个有反共传统的国民党家庭，您怎么会被中共看中并为中共情报机构做事呢？”

方逸青：“说来话长。我并不知道我的家庭背景及我在上层社会交游广泛的人际关系早已被中共注意到。我一直在北美念书，经商和生活，虽然是炎黄子孙，但对中国大陆没有什么印象。我一直想亲眼看一下黄河，长江，想看看祖国的山水，故乡的百姓。后来中国开放了，我就迫不及待地踏进了国门。说起来很好笑，亲友们见到我时，问我知不知道江青、周恩来，我说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个人，叫毛泽东，我们管他叫“共匪”。亲友们都劝我不要把这话讲给别人听，免得惹麻烦。”

“我进入中国后，在坐车时发现路上没灯，很多民房都是泥土垒成的，人们穿的破破烂烂的，这与北美生活形成巨大反差，让我眼泪不由得流了下来，我真心实意的希望为故乡的老百姓生活好一点而做点事。”

“从我一踏入国土，中共方面就派了一些人来接待我，请我住高级宾馆，陪我游山玩水。所以慢慢的，我就与他们交起了朋友。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安全部派来的。

记者：“那么中共安全部的人从那时起叫您为他们服务吗？”

方逸青：“中共非常精明，他们从来不直说要我为他们提供情报。最初他们先帮我找到了屡受批斗，失散多年的小舅舅，尔后又与我大谈对中国的热爱，使我不知不觉中了他们的圈套，以为爱国就要爱党，爱党就是爱国。然后他们让他们派驻海外的一些人跟我交朋友，经常定期的请我吃饭，聊天，由于我交际很广，认识上层社会的很多人，他们就打听一些人的爱好，跟我聊台湾，聊金融，聊西方的情况。他们在我身上得到了许多他们想要的东西，可我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在为他们提供情报。有一年我去大陆时，他们特意安排我走一条特殊的免检通道经过海关，我竟以为人人都如此。1988年汉城举办奥运期间，中共方面的人向我表示，他们希望在奥运期间与台湾政府秘密接触，我就穿针引线，帮他们与台湾方面联系上，促成了台海两岸的秘密对话。后来我从国内的特级厨师中挑选了几个，在北美开了一家高级中国饭店，他们很高兴。因为来这儿吃饭的都是达官贵人，等于是我出钱出力为他们建了一个点。市长也曾在我的饭店宴请过中共来访的高官。

饭店开张不久之后，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从国内来的厨师和帮工们，总是在下午休息时开会，在一起学习一些材料。由于是简体字，我也看不懂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在学习什么红头文件之类的。由于这些厨师有矛盾，他们经常争吵，耽误上菜，或者在该加盐的时候放糖，红、白案的厨师彼此要对方的好看，渐渐的客人越来越少，我的生意维持不下去了，百般劝说那些厨师们无效，最后只好将饭店顶了出去。”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中共的邪恶的呢？”

方逸青：“我初步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是在1989年的6．4期间。那时我奔波于北京天津之间做生意。6月3日原本住在市中心北京饭店的我，忽然被几个安全部的陪同人员搬到了离市区较远的暨门饭店。当天晚上，他们又说今晚上咱们别看电视了，好好聊聊天吧，所以我也没看电视。夜间听到远处传来象炮竹一样的声响，我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都说没事。第二天他们半强迫半规劝地要我回天津，我就被他们开车送去北京火车站。一路上见到浓浓的黑烟，烧毁的军车及遍地的碎石，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到了火车站后，见到一位老教授和一位学生在哭泣，我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说，‘杀人了，这笔血债一定要偿还’。我后来很快去了香港，见到满街的报纸上都登着中共血淋淋地杀人照片，不由大吃一惊。我以为那几个陪同我的安全部人员也被蒙在鼓里了，就特意带着这些照片，又去北京找他们，给他们看。谁知他们若无其事地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完全不介意。我的心当时凉透了，没想到他们一直在欺骗我！更没想到自己在跟一帮没有人性的魔鬼打交道。从此我就疏远了他们。”

记者：“您对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有什么感想？”

方逸青：《九评共产党》一针见血，全面无漏地揭穿了中共假恶暴的本质。当我看第一评《评共产党是什么》，心情就很沉重，原来共产党的发家就是靠暴力和谎言。当我读到第七评《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我又想起了那些血淋淋的照片，那痛哭的老教授和学生，和那些若无其事的安全部官员。原来整个中共这么邪恶，才使得这些人完全丧失了人性。我很痛悔自己从前以为在“爱国”，实际干的却是为虎作伥的行为。我很高兴看到退党风潮席卷中国大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退党。只有中共解体，中国老百姓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和民主，中华民族才能重整自己的道德和文化。”

记者：“谢谢您接受采访。”

方逸青：“谢谢！”

[1]：出于安全考虑，采访对象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