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第一次难忘的事
 
作者:寒梅
 
2005-2-23
 
【人民报消息】如果要问我人生中经历的第一次难忘的事是什么,无疑1956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曾撕痛我的内心、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件事便跃然眼前。

那天放学,我无意的随着班上的几个小女生走进小镇街上一个剧场模样的地方。那时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做“斗争会”,只见台上有个女人,手里拿着棍子,正在恶狠狠的抽打另一个被绑着的女人,台下站满了人在看,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小孩,大家都不吱声。为什么打人?打人是不对的,大家为什么不制止那个凶恶的女人?被打的女人为什么不叫人救她?仔细一看,天哪,被打的女人竟是我们班上一个女生的妈妈,刚才,那个女生同我们一起进的剧场,现在她在哪儿?为什么不跑到台上去抱住妈妈,对那个凶恶的女人叫一声:“不许你打我妈妈!”会场静悄悄的,只有那个恶女人的呵斥(所谓批判)和棍子带着风的呼啸随着落到皮肉上实实在在的劈啪声,多痛啊,我的心都抽紧了,我想看这个恶女人什么时候打累了放下棍子,也许一个小时过去了,恶女人没有丝毫累的意思,我离开了会场。后来得知这位同学的妈妈已经挨过很多次这样的打了,今天也不是最后一次,什么时候会停止打她呢?不知道,正如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家庭、亲人也会在这五十多年中历经磨难,无法解脱梦魇一样。

其实灾难已落到我外公头上。我外公在大学学的是教育专业,年轻时想教育救国,在省城大学毕业后回到贫穷、落后的家乡开办教育事业,他受聘过教会中学校长,抗战时到农村躲日军轰炸,在农村办小学,免费招收农民孩子读书,我妈妈和舅妈都义务当教师,其后外公又到南京读金陵大学园艺专业,毕业后将国外的蔬果引种回家乡,种出的“洋柿子”(番茄)、“洋水果”(草莓)等在当地引起轰动,外公开明的思想、丰富的学识、正直善良的人品使他成为一方的名人,但五十年代却难逃厄运,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他被抓进劳改队“强制劳动改造”,在我看着别人的妈妈挨打时,我其实还不知道我那天天都看不见了的外公,其时正失去了人身自由,关押在一个很苦的地方从事着苦力劳动。紧接着反右,我姨爹因“右倾”被革去中学校长的职务,并降工资数级。跟着“三年自然灾害”来了,外婆因为饥饿严重缺乏营养而全身浮肿,她的儿女中不乏医生和护士,可却无能为力救她,能找到一点葡萄糖已是非常希罕了,记得还找到一点叫“赖安酸”的药片,据说里面含了类似“味精”的东西,外婆住进医院,双腿肿得发亮,最终曼延至肚子肿胀,可伶的药片也救不了她,外婆被饥饿夺去了生命。

这时,我的家庭也在父母离异中破裂。

父亲早年毕业于黄浦军校,抗日战争中在国民党军队转战南北。后在我家乡驻军时与我母亲结婚,解放前又任军部参谋的他脱离了国民党部队留在地方教书,但这段历史却使他和母亲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成为“运动员”,我们几个孩子也因“出身不好”在同龄人中备受歧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父母分手了,五个子女全都划给母亲管,最小的五妹抱养给别人,母亲不接受父亲一分钱的供养费,母亲也不允许我们同父亲有任何来往,因为见父亲,我被母亲痛打过多次,一次被打得手臂脱臼,棍子打断。至此再不敢见父亲,一次在街上,父亲追在我后面直叫我的小名,我不敢回头看,疯也似的往前去,心一阵阵发痛,任由泪水哗哗流……那一年,我十二岁。

母亲有了第二次婚姻,她与养父是在患难中相识。

养父是北方人,十几岁便参加革命,在解放战争中立过功、受过奖,是“根红苗正”的革命干部,但是他也难逃共产党内部斗争的厄运。与母亲相识正是他厄运当头,被打成反党集团,开除公职、党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的时候,那时母亲也恰好被她所任职的中学下放到农村劳动,苦难中,他们生发出炽热的爱情。

此后,省里下来工作组专门对反党集团案进行甄别,调查结果显示,所谓的反党集团,不过是地委书记想让自己的老婆当市委书记,而把当时的市委书记打成了反党集团。养父是市委干部也就成了集团成员,这帮人被迫害得非常惨,养父在其中还算幸运的,总算熬着活过来了。

养父回到市里官复原职,上任局局长,他和母亲开始商量结婚,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他的婚姻必须要党的批准。果然养父被严厉的告之:不能与伪军官的太太结婚,要党籍还是要老婆?若要老婆,不仅开除出党,革职为民,还要降工资两级,不能用共产党的钱养伪军官的孩子。养父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婚姻,放弃了仕途。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没过几年,文革开始了。

灾难首先落到我舅舅头上,我舅舅是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大学教师,因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大西北,举家离开条件优裕的南方大学迁往甘肃兰州,文革开始即被作为“白专”的典型被揪出来在大学里批斗、关牛棚,在被逼交代没有问题的问题中,在红卫兵狂热的批斗下,他选择了放弃生命,被发现在厕所中割腕自尽,丢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和美丽的妻子在大西北继续受苦。

随着文革的深入,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也加剧,我的养父又因反党集团之事而被投进监狱一关数年,工资全无,母亲也被批斗,我们几个子女,除了上山下乡当知青,没有任何出路,一旦下乡,我们的家庭出身便注定我们无法调回城,在那些年月里,生活看不见希望。

幼年,我常常想,台上那个挨打的女人,何时才能停止不再挨打,后来,我发现挨打的何止是她?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翻开家庭历史,都是伤痕累累,我是49年出生,是所谓“新中国”的同龄人,我和我的家庭在不断的被伤害中见证了“新中国”是怎样在党的“领导”下强大起来的,也深深明白了红旗是怎样被鲜血与生命染成的。今天,我要对这个共产邪灵说一声“不!”,我要冲上台去拖住我的妈妈,对那个恶女人说一声:“不许你打我的妈妈!”我要对台下围观的人喊:“打人是不对的!你们要制止呀!”大家都能站出来说一声:“不!”那个恶女人就只能钻到地缝里去!

相信大家都站出来说:“不!”的那一天很快会到来。

(大纪元【九评征文】 对邪灵说一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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