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破壞民族文化罪證之一
 
作者:方醒
 
2005年2月20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中共用暴力奪取政權後還不到兩年,就在全國掀起了一場對知識份子迫害的政治運動,這就是對乞討辦學的武訓的大批判。「它從批電影《武訓傳》開端,橫掃整個思想文化界,深入文化界的各個部門,持續將近一年。」(見<風雨蒼黃《武訓傳》 >· 嚴秀)

我在唸中學時,曾讀過《武訓傳》的文章,武訓乞討辦學之舉令我深受感動,對武訓那種無私的奉獻精神,我十分敬佩。因此那時我對武訓十分崇拜。

武訓是山東堂邑人,生於清朝末年(1838-1896),出身貧寒,沒有上過學。因爲他沒文化,不識字,常常被人歧視、欺騙和欺壓,吃了不少苦,遭了許多罪。武訓成年之後,有感於自身沒文化的遭遇,認爲窮苦人要想擺脫貧困,過好日子,不受他人欺凌,必須要有文化,有知識,才能自救,因而他萌發了辦學意圖,要讓窮人家孩子能夠入學讀書。然而要辦學就必須籌集資金,對於一個窮苦人來說,這是一件十分艱鉅之事。於是他四方奔走,向富人求乞施捨,籌集資金,興辦義學。在向人求乞施捨的過程中,同樣也遭到一些人的白眼和鄙棄,但他並不因此而灰心泄氣,始終不渝的堅持着。他這種捨己爲人的奉獻精神,堅韌不拔的奮鬥風格,摯誠純樸的情意,令他人爲之感動,許多富人和其他勞苦人民,紛紛伸出支援之手,解囊相助。經過他畢生的努力,終於辦起了三所義學,使許多窮苦人家的孩子能夠免費入學讀書。

對武訓乞討辦學之舉,歷屆政權無不予以嘉勉和褒獎,清政府賜以「義學政」的稱號和「樂善好施」的匾額,還賜以最高榮譽的獎賞--黃馬褂。民國政府對其也是一直推崇和表彰的。1943年至1949年,中共冀南行署還設立過武訓縣。政界要人、社會名流和文人學者如蔣介石、陳思源、戴季陶、蔡元培、李公樸、陶行知、馮玉祥、張學良、郭沫若、郁達夫、藏克家等人,對武訓和他興辦義學之舉都是十分稱讚和推崇的。知識界視其爲平民教育的先驅楷模,廣大民衆奉其爲武聖人,併爲其興祠立像,崇拜至極。特別是陶行知先生,還以武訓爲榜樣,創辦育才學校。社會上普遍認爲,武訓走的是教育救國的路,興學反映了下層農民樸素的改良主義意願,他是改良主義中的平民改革派,繼承和發揚了仁者愛人的思想,對社會下層表現出強烈的同情心和博愛精神。總之,武訓無論在哪個階層,都是被尊敬和推崇的。

電影著名編導孫渝先生,受陶行知先生之託,創編電影《武訓傳》,從1943年開始創編,後因受時局和身體健康的影響,中間有所停頓。1947年,孫渝先生從美國回國之後,爲完成這一委託,繼續收集材料,多方徵集意見,並三易其稿,終於在1949 年完成創稿並由趙丹、黃宗英等電影名流主演,由私營的崑崙製片廠拍攝,於1950年12月,在中南海小禮堂試映,當時朱德、周恩來等一百多名政要到場觀看,影片得到一致好評,特別是朱德讚譽猶佳,親自和孫渝握手,表揚他作了一件非常有教育意義的好事。之後電影《武訓傳》在全國各地公映,得到了廣大觀衆好評,賣票率極高,被《大衆電影》雜誌評選爲十佳影片之一。

其實,在電影《武訓傳》中,雖然保持了武訓精神的主流方面,但編導在三易其稿中,因受政治諸方面因素的影響和限制,在歷史事實的情節中,還是作了許多改動,以滿足政治的要求。然而即使是這樣一部電影,在全國放映數月之後,卻也掀起了一場全國性的思想大批判的政治運動。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題爲「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毛在社論中認爲:《武訓傳》貶低了農民革命的作用,「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爲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不是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封建統治者,而是象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統治者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哪裏去了呢?」

社論雖然文章不長,可殺氣騰騰,字字見血,火藥氣味極濃,掀起了中共執政以來第一場全國規模的政治運動。在社論的指引下一些極左文人,如所謂的「革命理論家」周揚、何其芳等紛紛披掛上馬,大寫批判文章,短短十天中,在報章上發表的批判文章多達百餘篇,繼之多達八百餘篇,立刻在文化界中,掀起了狂風惡浪,而且波及全民,原先推崇過武訓精神的人,無不站出來檢討自己,連周恩來也未例外。還有些人如郭沫若等,拿起筆來,反戈一擊,大寫批判文章。

爲了證明社論的重要性、及時性和開展大批判的必要性,還專門組織了以江青爲首的16人的調查組,調查組經過數月調查,寫出了一篇完全是捏造、謊言、捕風捉影、歪曲事實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其結論是:武訓是一個以興學爲手段,被當時的反動政府賦予特權,爲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大地主。硬把一個貧苦農民說成大地主,把興學集資說成是爲個人致富,把一個從善積德之舉,說成是剝削危害他人,把一個無私奉獻的人,污衊成爲私爲我。這份「調查記」在《人民日報》上分日連載,並被印發至全國機關單位、學校、部隊,組織討論學習,把思想大批判推向高潮。這篇「調查記」欺騙了許許多多的人,也毒害了許許多多的人。就以我自己來說,在未批判之前,我對武訓是十分崇拜的,但參加學習「調查記」之後,我卻對「調查記」深信不疑,因爲我那時很天真、很盲目、也可以說很愚昧,絕不相信「中央」還會造假,還會耍流氓愚弄百姓,因此我對武訓的認識也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由崇拜而變爲鄙棄。現今看了大紀元社論《九評共產黨》之後,對照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的整人材料,如批劉少奇、彭德懷、林彪等,可知其造假材料,從來都是隨手可以拾來的,回想起來,我不也曾是被毒害者之一麼?

那麼中共爲何要開展這場政治運動呢?

中共黨文化的需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是中共黨文化的體現,中共是以暴力、鬥爭爲其學說的,所以「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而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是講仁、義、禮、智、信,講忠恕,講博愛,講善,這些和中共的黨文化恰恰相背逆,水火不容。而武訓精神,卻充分體現了我們民族文化精神,因此中共以批判電影《武訓傳》祭刀,首次開展這場大批判的政治運動。

中共是以暴力、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如果認可了武訓精神,這將使其政權的合理性受到質疑,周揚1951年8月8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反人民反歷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的文章,周揚邏輯的前提是:新中國是革命和武裝鬥爭的成果,如果強調改良主義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就等於質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因此,中共必須要反對武訓精神,絕盡其能的打棍子、扣帽子,污衊武訓是改良主義、投降主義、調和主義,喪失立場,污衊農民革命等等,從而確立它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合理性和正當性。

藉批判武訓及電影《武訓傳》,對廣大所謂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進行一次徹底的思想改造,用大批判的形式,用大規模的羣衆運動的方法,用打壓拉攏的手段,威脅、利誘廣大知識份子,讓其在運動中學習馬列主義,徹底摒棄舊有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重新樹立以馬克思主義爲基礎的共產主義思想,爲其駕馭,爲其驅使,爲其所用。

在掀起一場全國性的學習討論《武訓歷史調查記》,也是一場大規模的羣衆性洗腦運動,通過僞造歷史、謊言誘導來宣傳革命思想,批判改良主義,灌輸階級鬥爭意識,達到把廣大羣衆控制在其統治手中,鞏固其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牢牢樹立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跟其幹革命,搞鬥爭,才能徹底解放自己,除了革命,除了鬥爭,別無出路這個認識的目的。

這場政治運動持續了將近一年,極大的破壞了我們的民族文化,我們傳統文化中的好的、正的、美的,卻受到誹謗,受到排斥,並被暴力革命、武裝鬥爭、階級仇恨、泯滅人性等壞的、邪的、惡的取而代之,致使當前的中國社會出現了道德敗壞,世風日下,爲官者貪污腐化,有權者強搶豪奪,沒有道德約束,沒有法律管制,廣大人民無民主可言,無自由可談,生存在苦難中。同時,對知識界也是一場巨大災難,廣大知識份子,深受其害,思想受束縛,言論無自由,惶恐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特別是在電影界,產生一種「不求藝術有功,但求政治無過」的心理病態,著名電影演員趙丹,在其《地獄之門》中談到:我怎麼會走上公式化、概念化的路上來呢?……影片《武訓傳》受到全國性的大批判後,我在思想上逐步形成了幾個概念:1、藝術必須爲政治服務,因此,藝術本身沒有其它職能,藝術即政治;2、只能歌頌無產階級的英雄人物,不能歌頌其他階級的人物,對其他階級的人物,必須是批判性的。而無產階級英雄人物則必須是具有崇高思想境界、高尚的道德品質,不具有缺點和錯誤。如果稍微寫一點缺點和錯誤,就犯了立場、傾向性的原則錯誤;3、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烙印,因此一招一式,一舉一動,一顰一蹙都有階級的內容,因之一切人物的內部素質與外部形態,都只應該堡壘分明的表演,否則就混淆了階級的界限啦……。這充分反映了知識份子、藝術家們的苦惱、彷徨、疑惑、侷促不安的痛苦心態。

大批判雖只歷時一年,但餘波始終未斷,在文革期間的一九六七年,人民日報在五月二十六日,重新發表毛澤東寫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社論。五月二七日人民日報在報導全國億萬軍民歡呼「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重新發表的同時,宣佈把《武訓傳》和《修養》(劉少奇着)一起拋進垃圾堆,修正主義與奴才主義掛上了鉤。武訓再次遭到批判,墳墓被挖,屍骨被拋,塑像、匾額、祠堂被毀。

直到1985年9月6日,中共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在陶行知研究會和基金會成立大會上,對這場批判作出了否定的評價,他說「解放初期就1951年發生過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個批判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我們現在不對武訓本人和電影《武訓傳》進行全面的評價,但我可以負責的說,當時這種批判是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因此,這個批判不但不能認爲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說基本正確。」胡喬木這番講話,只是代表了「我可以負責的說」,而不是集體的決定,而且對武訓本人及電影《武訓傳》也未作出全面的評價,只能說胡的講話,起到一定的效果作用,並未能解決其實質的根本問題。直到如今五十多年來,電影《武訓傳》從未作過公開紀念放映過。仍然是被打入在冷宮之中。

只要中共邪靈存在一天,對民族文化的破壞,就絕不會休止。作爲中國人,我們大家都必須站出來,制止這場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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