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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难道不是一个让人深思的事例吗?
世界已经无法承受第二个“九.一一”。在目前这个经济缓慢复苏的时候,如果再来一次恐怖袭击,全球经济必然陷入长期衰退,已经财政赤字累累的各国政府不得不再次提高军费预算。同时消费者信心下跌,石油价格大幅上扬,全球都将笼罩在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的双重阴影之下。更何况生命无价,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恐怖袭击,即使花费再高,人们似乎也无可奈何。 我将这种巨量的保安费用称之为“道德成本”,也就是由于一些人的道德败坏而给社会带来的额外开销。 这种道德成本几乎无处不在。举例来说,中国现在拥有几百万名警察,其目的就是要预防犯罪。这些警察的工资、办案的费用、办公的费用加在一起每年至少要上千亿人民币。尽管如此,在一次又一次“严打”之下,大陆的犯罪率却日渐攀升,而且“警匪一家”、警察自身的“黑社会化”也都愈演愈烈。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大陆民众的道德素质很高,犯罪率极低,绝大多数警察就可以转去做其他生产性或服务性行业,这无疑会为社会节省巨大的开支,至少可以去充实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或者去救助那数以千万计的失学儿童。 大陆现在有大约四千万个城市家庭,几乎每家都要安装防盗门、防盗窗,仅此一项就要大约200亿人民币;为图一时之利而滥砍滥伐森林,结果一次大洪水就可能损失几百亿人民币;为降低生产成本而不采取环保措施,所造成的空气污染、水污染、粉尘污染、矿物质污染、放射性污染,对人类和自然界的损害难以用金钱计算;形形色色的假货、有毒食品,乃至豆腐渣工程等等给人带来的生命威胁、给受害者家属亲友带来的精神痛苦以及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用更是无法用金钱来量化和补偿的。 郑义先生曾经算过一笔帐,“上世纪末,为了追求‘高速增长’,中国每年所投入所破坏的资源与生态环境,用生态经济学的方法折算为货币,大约在年均20万亿人民币以上。”而中国一年的GDP不过才十万亿。不知道是否也有学者计算过中国经济增长的 “道德成本”,在这十万亿中,又有多少钱是昧著良心靠毒品、妓女、赌博、走私、黑社会、坑蒙拐骗得来的,由此带来的道德下滑、社会风气败坏又会在将来给社会产生多大的附加开销、甚至灾难? 大陆官方的宣传机器常常把这种道德成本归结的中国的经济还不发达,言下之意就是让民众确保“稳定大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到经济发展好了,人的素质也就自然提高了。这种“物质决定精神”的理论在中国颇有市场,但却是一种谬论。 读过《格林童话》的人恐怕还记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被捕获的小金鱼答应渔夫如果放它一条生路,就可以满足渔夫的任何要求,结果渔夫的老婆知道后,先是跟小金鱼要一个新的洗衣盆,接著要一个大房子,再要一个宫殿、然后要当国王,最后升级到女皇,还要让小金鱼来随侍左右。小金鱼看到这个女人欲壑难填,收回了曾经给她一切好处。 《西游记》中说“骑著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红楼梦》中说“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物质财富的丰足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安定和人内心的幸福,反而可能如孟子所说“饱暖思淫欲”。“人心不足蛇吞象”,失去约束的贪心会恶性膨胀,变成一个无底洞。中共那些贪污受贿的官员哪一个不是腰缠万贯,甚至是亿万富翁,然而他们在拆老百姓的房、夺老百姓的地,抢老百姓的钱时可曾有丝毫的恻隐、辞让、廉耻、是非之心?曾经盛极一时的亚特兰蒂斯葬身海底、古巴比伦则湮灭在黄沙之中,虽然他们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但还是因为人的道德衰败而变成历史的陈迹。 笔者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应回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时代,然而人类必须在积累物质财富的同时涵养道德,否则形形色色的道德成本必然会成长到我们无法负担的程度。 当看著CNN上这个天文数字般的反恐花费时,我想起“九.一一”事件发生后,法轮功的明慧网上曾经登出这样一句话,“生命需要真、善、忍”。在这次保安严密到十二万分的奥运会举办前,法轮功成为本次活动中唯一得到游行许可的团体,这难道不是一个让人深思的事例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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