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說，自殺的是三個「中青年高級科研人員」。一個是農產品加工研究所物種經濟動物部經理、36歲的李建良，2月6日「在辦公室懸樑自盡」；一個是茶葉研究所副研究員、41歲的劉華，3月6日「在實驗室服毒身亡」；一個是副研究員、39歲的甘博，4月2日「跳樓自殺」。(8月4日《現代快報》)

這三個人的工作、爲人怎樣呢？羣衆反映說，李建良「工作特別認真」，「在甲魚養殖方面很有成就」，當選過「先進工作者」；劉華的爲人「無可挑剔」，「沒有鬧過矛盾」；甘博是作爲「特殊人才」被引進的，「凡是認識甘博的人，沒有不交口稱讚的」，「先後開發了10多個甜瓜新品種」。他們年富力強，都是難得的農業科研人員，他們都是好人。

他們事業有成，又都有一個和諧的家庭，怎麼就結束自己的生命，告別這個世界呢？

先聽聽湖南農科院有關負責人的說法：「有關部門已經作出結論。這純屬個人原因」，「精神都有問題。」說得很清楚，他們的死與單位沒關係，不關單位事，單位是清清白白的，別來煩單位，把自己洗得乾乾淨淨了。

看來這裏，我倒覺得湖南農科院負責人很與時俱進，因爲現在非正常死的人基本都被戴上一頂「精神有問題。」的帽子，紐約時報報導了一個優秀高三畢業生鄭慶明是如何因交不起80美元（650元人民幣）學費被逼臥軌自殺的。他自殺後校方推脫責任、老師心安理得，原因是他有「精神病」。而同學們舉出大量事實證明他是因貧困交不出學費，被老師羞辱後含恨而死的。

那麼，湖南農科院三個專家的死亡真相是什麼呢？

文章說，這個農科院急功近利，「給全體員工下達了創收指標」，要求「至少自己養活自己」。這就難壞了這些專家，他們搞科研、開發新品種有能耐，做生意撈錢卻是笨手笨腳的。李建良的單位「連續兩年都沒完成任務」。2月6日上午，他「到書記兼副所長何建新的辦公室彙報」，「大家也搞不清所裏是怎麼答覆李建良的」，晚上就發現他「用漁繩把自己吊死在了辦公室裏」。不難想象，這次談話究竟談了些什麼。甘博所在單位的「總經理」就毫不含糊了，他在會上幾乎是諷刺、挖苦地說： 「甘博啊，你還是引進的特殊人才，現在連自己都養不活，應該感到羞愧」。甘博死的前一天，帶了禮品到總經理家拜訪，自然去請求總經理的理解。回到家裏，他 「打開液化氣」，在自己的「肚子上、頸上分別割了一刀」，爬到5樓跳下。李建良的死，在他的遺書裏說得更清楚：「過去，我無意說錯了話，得不到寬恕，我願以死來贖罪！」他擔心家人繼續受到不公之遇，呼求「我的家人是無罪的，請大家善待他們！」

再清楚不過，這都是「說錯了話」，說了那些領導不愛聽的話惹的禍。這是「書呆子」常會犯的「毛病」。老專家蔣彥永醫生不就是個典型的「書呆子」嗎？軍事專家呂加平不就是個「書呆子」嗎？他們都是犯了「江澤民哪壺不開專提哪壺」的錯誤。

文章說，學者型的知識分子的確不是抓錢的料。古今中外有幾個有大成就的科學家、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是同錢結緣的？他們所以能成爲「家」，是因爲他們能夠進行研究、發現，推動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硬性要求科學家創收是強人所難，瞎胡鬧。如果愛因斯坦落在湖南農科院這班人手裏，日子也不會好過。

我說，愛因斯坦之所以如此有成就、名揚四海，是因爲沒生活在這個時代，沒生活在江澤民領導下的中國，否則他可能比這三個「書呆子」的下場更慘。

文章說，三位專家都是非正常死亡，公安理應介入，要查清他們自殺的原因，而不可採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去掩蓋問題。這樣的事情不認真對待，有關責任人得不到懲戒，更多的專家型人才還將繼續忍受這類瞎胡鬧的磨難。

公安一介入可能後果更遭，公安部長周永康是強姦犯升上來的政治局委員，被中共大樹特樹的登封市公安局長任長霞被老百姓檢舉，說自她上任以來「登封無晴日」，冤假錯案數不勝數。公安比土匪還土匪，把土匪引進來，沒有不害怕的。

那怎麼辦呢？國家到了這地步？新華網今日這個新聞要是往深裏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