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受較深的幾則紅朝謊言
 
作者:王成緒
 
2003-8-22
 
【人民報消息】嚴密的新聞封鎖在特定條件下的確是可以奏效的。我自幼直到成年後很長一段時間一直以為“抗戰八年蔣介石躲在峨眉山”,國民黨對日寇未開一槍,是中共領導抗戰趕走了日寇,以至中學時代偶然看過我父親當年的日記後感到十分驚愕,日記中簡短但不間斷地記錄了我父親當年在國民黨軍隊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期間隨該部隊打日本的經歷,我父親曾在戰鬥中殺死過日人。後來也知道我姑父,一位當年馮玉祥將軍部下的軍官,抗戰期間也一直在打日本,老人身上還留著戰爭年代的傷痕。

我一直以為朝鮮戰爭的爆發是韓國、美國、聯合國跨過三八線入侵北朝鮮並企圖滅亡中國,中國是被迫“跨過鴨綠江保和平衛祖國”的,並不知道我們的領導人不惜犧牲那麼多人是在為蘇俄火中取栗。我一直以為世界上2/3的人民包括港澳臺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受到反動統治階級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只有共產主義世界的人民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記得50年代大躍進時我還年幼,在一本叫《時事手冊》的期刊看到一幅漫畫印象很深:那是一位中國兒童與一位美國兒童的對話,中國兒童白胖可愛。那位美國白人兒童則瘦小,神情泣喪。中國兒童問美國兒童:“實行公社化以後我進了公社幼兒園,不和爸爸媽媽住在一起了,你和爸爸媽媽在一起麼?”美國兒童答:“爸爸失業了,我和爸爸媽媽每天在一起喝自來水充饑……”,我當時相信美國工人正在受苦受難。直到1980年我讀電大所用的英文課本上還有一篇類似課文內容是美國失業工人家庭的悲慘狀況,不過當時已經不大相信了。後來我們與在香港、臺灣、美國的親屬相繼取得了聯繫他們多次來內地探親,我了解到這些地區的老百姓並非水深火熱倒是人均收入高過大陸同胞十余倍,有可靠的社會保障制度。我這些親屬中的同輩人都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是當地的中產階級。

59-62年大饑饉期間城市居民雖不至於餓死但也能感受到災難的存在,官方媒體和學校教育也承認人民生活遇到的暫時困難,那是由於自然災害和蘇俄的背信棄義,並宣傳說如果這樣的災害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立即就會赤地千里餓殍遍地,由於我們有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有優越的社會制度才像今天這樣幸福。此時我並不知道在我國農村死了數千萬人早已是餓殍遍地了,更不知道這並非自然災害而是名副其實的人禍。直到我們當時的鄰居,一位山東籍醫生的父母雙亡(在農村)才略知一斑,我母親講他們都是餓死的。不久一位來自西北農村的同學告訴我:家鄉餓死很多人,當地幹部為邀功虛報糧食產量把口糧全部交了公糧還不夠。當地一些農民活不下去就有意識地幹點壞事爭取被捉進去判刑,這樣到了勞改隊裏好歹有口飯吃不至於餓死……

六十年代曾與國家元首握手的勞模石傳祥是當時的新聞人物,然而這位貌似樸實的山東農民好像說話也不太誠實。記得石傳祥在作報告時說過,他解放前到北京一位大律師家裏掏糞時向主人討水喝,結果人家給他端來的是家貓喝水的碗,裏面還有貓屎!我當時並不相信,因為我家也有貓,知道貓是愛潔的動物不可能將屎拉在自己喝水的碗裏,即使豬玀也不至於如此行徑的。而當時石傳祥的報告是被官方媒體大肆宣揚的憶苦思甜的典型。六十年代初勞模張百發訪問古巴後到我們學校作過報告,張講到:美國人在外面宣傳中國人愚蠢到連一根針都生產不出來,古巴群眾得知代表團成員身上穿的襯衫都是國產貨後,成群的古巴人“帶著綢子大褂兒來找代表團要求換咱們的襯衫作紀念”,我感到此說疑點頗多很令人生疑。對於當年曾大紅大紫的勞模後來的副總理陳永貴我很久都存在一個疑問,看陳的長相倒好像是舊社會的苦大仇深之輩,但奇怪的是媒體從來不提陳是貧苦農民出身,在舊社會如何苦大仇深,陳也從沒有“憶苦思甜”教育青年一代,好像都在刻意迴避什麼不光彩的東西,我們當時只不過懷疑陳可能是中農家庭出身官方不願提罷了。直到前幾年國內媒體才公開報導陳在日偽時期當過漢奸,人稱“陳二鬼子”。當年的漢奸冠冕堂皇地成了中共的國家領導人實在令人費解!記得七十年代初我下鄉時所在農場的場長(也是勞模)在作報告時說過:資本主義國家卡我們的脖子,欺負我們橡膠產量低,它賣給我們的橡膠賊貴,外表看起來是好的,其實裏面夾帶著不少磚頭、土塊……我們必須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我們這些城裡來的學生都不相信這話,在國際上做生意豈能沒有規矩,如此欺詐能行嗎?!

1964年中國駐布隆迪使館隨員董季平(音)叛逃事件發生後,國內媒體報導董是被美國駐布使館官員綁架的,外交部發言人還對此提出抗議。我很快就從長輩口中得知了真相,隱約感到官方媒體存在不可信的一面。駐外幹部跑了官方保持沉默是明智的,何必如此宣揚自欺欺人呢?

六十年代中期學校組織我們到郊區農村幫助農民夏收與農民同吃同住。那是我頭一次近距離接觸農民。以前也到過農村勞動,但每次都是學生集體食宿勞動並不接近農民,我此前對農村的認識來自官方的宣傳以及文學作品,認為農村是有益於健康的勞動建立起來的幸福田園。那次看到農民生活異常艱苦,特別是貧苦農民受到基層幹部的欺壓盤剝,以及子女接受初中以上教育的艱難,都給我留下難以磨滅的記憶,我感到現實生活與書上、課本上、報紙電臺上講述的內容相去甚遠。

據前幾年國內公開的媒體報導,五十年代一代人耳熟能詳的驚險故事影片《徐秋影案件》是根據當時一件真實的肅反案件改編的,此案竟也是一起冤案,直到八十年代才見天日,但涉案人員有些已經被錯殺,人死不能復生,現在卻沒有任何人對這起冤案承擔責任。

震驚中外的六四慘案發生後,當局大力宣揚軍隊在廣場清場過程中未開一槍未死一人。當年廣場範圍內到底死沒死人我無從了解,但據丁子霖教授去年說,新近又確認了十余名新的死者名單其中,有3位是死在廣場範圍以內的。至於未開一槍一說,我從來就不相信。六四當晚CCTV新聞聯播節目一開始就放送了紀念碑碑體上彈痕的特寫鏡頭,稍有常識的人都明白那是由步兵輕武器近距離射擊所致。既然未開一槍,那紀念碑上的彈痕莫非是來自UFO?

前幾個月張文康氏在記者會上面不改色地對全世界撒謊已世人皆知不在此贅述了,這是發展到極致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紅朝謊言。明明是為保障兩會上的爭權奪利順利進行不惜封鎖疫情草管人命使病毒蔓延到多個國家地區鑄成大禍。天理良心!至今沒人對此反省檢討,反而又一次成了為執政黨歌功頌德的素材。

我的前半生曾接受了共產主義自由富裕美好的彼岸世界的諾言,並天真地相信那些無休止的政治清洗、政治迫害和屠殺是達到崇高目的不愉快然而必要的手段。每當現實與官方宣傳反差過大時,我只能求助於死記硬背的共產主義教條理論,每當遇到解釋不清的事實時我只能將其暫時擯出腦海。但是日積月累耳濡目染體驗到的現實產生了逐步積累起來的影響。我父母從小就教育我做人要正直誠實,不可說謊,然而幾十年的現實生活使我感到做這樣的人十分困難。這是一個充斥著謊言的社會,這個政權本身就是靠謊言維持的,離開謊言這個政權將難以存在。

 
分享:
 
文章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