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程度上，我作为中国一位普通的知识分子，愿意和世界主流舆论一道，对于您主政以来领导的抗击ＳＡＲＳ病毒等政府行动给予积极的和正面的评价。有评论似乎乐观地认为，这段时间仍然出现的一些滥用权力和政府失职等恶性事件，仅仅是过去的时代所必然延续下来的政治惯性，而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代”的前端。然而，就在各大网络媒体广泛谈论新一届政府开放言论等宪政努力的时候，在骇人听闻的孙志刚案风波还没有过去的时候，下面这一案件又成为了公众瞩目的焦点之一。目前，这一案件之所以还没有引起象孙志刚案那样的轰动，并非因为它不那么的令人发指，而仅仅因为由于被害人的身份特征使人们的同情心因恐惧而收敛。——正因为如此，对于新一届政府来说，这一案件也许更深刻地对政府的合法性努力提出了政治上的挑战和法律上的控诉。
综合网络媒体上的消息，这一案件的内容大致如下：
２８岁的魏星艳是位重庆大学高压输变电专业三年级硕士研究生，法轮功学员。由于被怀疑在重庆大学校园放“法轮功真相”的汽球和条幅，于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１日被抓，在沙坪坝区“６１０办公室”受到连续审讯。５月１３日晚，在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的一个房间，警察叫两个女犯人强行扒光了她的衣服，当著两个女犯人的面强奸了她。此后，魏星艳绝食抗议迫害，警察强制灌食并插伤了她的气管和食管，造成她不能讲话，目前已处于生命垂危之中。５月２２日奄奄一息的魏星艳被送进重庆市西南医院。有报导还称：有许多看守盘查、跟踪、抓捕去探视的人，“对于这一重大恶性犯罪案件，且受害者目前还处于危险之中”。
我不是“法轮功”信徒，我对“法轮功”的“知识”仅仅来自官方的“提醒”。我对“法轮功”事件的关注仅仅来自人权方面的理由：在不诉诸暴力的前提下，每个人拥有免除胁迫的信仰自由，哪怕他人坚持他的信仰是“迷信的”和如何荒诞不经的。同时，根据“法律不溯既往”等原则，最近几年中国方面在“法轮功”问题上的“立法”其合法性与合宪性都是可疑的。因此，从法律原则上说，“法轮功”之所以成为“事件”，政府违法是第一位的。也正因为如此，检讨权力部门在“法轮功”事件上的立法违宪和司法权力滥用是建立一个合法政府不可回避的行动之一。
重庆大学女大学生魏星艳的遭遇仅仅是司法权滥用在“法轮功”事件上所创造的恶案之一。更不幸的是，即使根据中国自己公布的法律，魏星艳案件的违法性质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仅仅因为“被怀疑在重庆大学校园放‘法轮功真相’的汽球和条幅”，并不构成警察部门抓捕行动的充分理由：“犯意”和思想并不是法律的对象。至于警察在看守所和医院里的暴行，违反了中国自己公布的任何一条相关法律。我提醒主席先生注意，同类案件在中国是严重存在的，因此魏星艳案件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当然，魏星艳案件不仅仅是恶性强奸案，它还是警察强奸案。当然，魏星艳案件不仅仅是警察强奸案，还是警察强奸“法轮功”女信徒案——这一性质使案件变得复杂起来。由于中国的政治传统，最高权力部门主导的对某些社群的打压运动，其结果等于赋予了警察甚至群众对该社群成员滥用权力的特权。从另外一方面讲，被打压的人群等于被公开宣布为“在法律上不受保护”。人们不应该忘记，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浩劫中，各种“阶级敌人”是如何被这样迫害和消灭的。具有悲剧意味的是，今天，给予“法轮功”同等待遇的中国政治精英们，相当部分是文革灾难的幸存者，至少是“后文革政治”的受益者，而这批新政治明星，２５年来信誓旦旦地要领导中国走出“文革法西斯主义”的阴影——我相信，２００２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政治文明”是对上述事业的某种继承。这种政治理想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民社会，每个人不再因为信仰和言论以及等级而受到迫害和歧视，不再因为个别领导人的好恶而被肆无忌惮地侮辱、消灭。魏星艳案件不仅把国人重新置于文革的恐怖之中，也将新政府的“政治文明”摔在了自己的脸上。
我也提醒主席先生注意，现在的“知识分子的公开信”与其说表达的是托尔斯泰式的企求，不如说它是对最高权力的平等对话。这里面包含著基督教精神对儒家精神的胜利：公民对权力不是臣奴的关系，也不是敌对的关系。事实上“弄臣”和“义军”是一体两面的。同时，公开信更可能是写给世界的，写给公众的。我在这里公开提出的要求是：
第一，政府部门尽快成立专门调查组对魏星艳案件进行调查，同时允许独立记者追踪报导。
第二，检讨并停止权力部门在“法轮功”事件上的权力滥用等违法行为。它造成了一种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恐怖，严重侵犯了公民权利，并把国家置于耻辱和黑暗之中。
第三，政治改革和言论开放已经刻不容缓。ＳＡＲＳ疫情、孙志刚案和魏星艳案一起不约而同地暗示了这一政治紧迫性。
主席先生，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２５年了，您本人可能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场非斯大林主义的改革运动走到了什么地方——它的内在动力已经枯竭。国家的稳定仅仅依靠既得利益的患得患失来维持，由于自由的丧失整个国家失去了经济的活力和道德的自信，而资源和生态的灾难由此愈演愈烈。一个人在“中国政治”中奋斗半个世纪所付出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现在，他需要获得道德上的收获来安慰自己的一生，来回答人生终点那个超验的追问。
我不相信鲁迅说的：人与人的区别是无法超越的，这一思想的政治目标是好人专政取代坏人专政。但他无疑和孔子一起统治了中国精神几千年。我相信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在上帝之下，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
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７日于旅途中
源自《民主中国》2003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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