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曼分析说，中共对萨斯病的掩盖，导致了社会不满；同时导致胡锦涛和江泽民的权争更加激烈，因为胡锦涛主张公开化，江泽民则躲在暗处，不承担领导责任，而中共目前的政治制度，仍是江真正说了算。江泽民像邓小平那样，没有国家元首头衔，但在重大问题上都由他来决定。如果胡锦涛在抗萨中出错，则可能因此遭到江派人马的暗算，而失去权力。

这位美国专家指出，几个月前，在西方鲜为人知的胡锦涛当政。在人们普遍预测胡难以站稳位置的困难时刻，萨斯给了胡一个机会，让他表现一下自己的领导风格。在中国大陆的精英大学里，已明显出现了支持胡的声音，甚至在江泽民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都有学生表示：“我们需要表示对胡锦涛的支持，因为如果他失势了，我们所期待的改革就没有机会发展。”

但是胡锦涛面临许多威胁，不仅他的同僚们多是江泽民的同伙，他们都想增加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最近农村地区的不稳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在北京打工的民工不顾政府命令，为逃萨斯而离开北京。这不仅使萨斯可能传到外地的恐惧骤然增加，而且导致多项建筑工程停止，零售停业，失业率上升。

艾克曼认为，在中国这场防治萨斯的危机中，暴露出的更大的政治危机是，中国有两个领导人，权限不清，结果管理效率非常低下。当危机出现时，很少有人知道，胡锦涛是他们应该最先通知和寻求指示的人。中共的权力交换导致出现这样滑稽的状况：一个人是三军统帅，另一个人是国家主席和党主席。事实上，连中国的两个主要邻国的领导人，俄国的普京和日本的小泉，在中共潜艇出事之后，都不知道到底谁是中国的真正领导人，到底该给谁打电话表示慰问，于是他们只好分别给江和胡发了慰问电。

这种现象也给大陆政府的地方官员带来困惑，因为他们必须做出判断，到底谁是真正的权力中心，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结果是，在高级官员中，有些人站在了胡一边，有些人站在了江一边。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的领导人们必须拿出大量的精力投入权力斗争中，而不是把主要精力致力于解决国家的问题上。在中国权力之争的猫鼠游戏中，哪一步走不好，都有可能导致他们丢官，所以有些人与其犯错误，就不如干脆两边都讨好。

因而当萨斯疫情出现时，地方官员都先不动，完全等待上面争斗之后所下达的指示。中国大陆目前的伪列宁式政府是基于从上到下的警察式制度，这种制度在今天世界的发展速度面前则已完全跟不上时代。 在这种危机状况下，等待比危机本身更危险。例如，在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中，北京花了好几个星期才做出相应的、合适的反应。军方和政府相互不清楚各自的角色，虽然当时江泽民一个人拥有全部的权力。他们花了三个星期才弄明白应该怎么处理，而这三个星期中的每一个钟头都在损害“中美关系”。

最近几个星期，通过对南方城市广州和深圳的医院南巡，以及对医护人员的讲话，胡锦涛获得更多民众好评。最近中共公布的潜艇事故事件，也进一步巩固了胡锦涛的权力，因为正是他极力劝说江泽民公布这个事件。

这位中国问题专家的结论是，通过萨斯事件，胡锦涛的亲民形象进入报纸的大标题和报亭，而江泽民的影响力则明显在下降；通过这场公共卫生领域的危机，让世界了解到那个说话声音软软的技术官僚胡锦涛的风格和能力，了解到他正在成为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一位具改革意识的中共资深官员说，“这是结束过去的开始，这是我们正等待的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