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刊登的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家喉舌1958年的“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今天刊登新华社1959年的“亩产十三万斤的来历”，看来党的喉舌确是“与时俱进”。

亩产十三万斤的来历

新华社记者 黄义杰
本报(广西日报)记者　 骆正元

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城管大队已收的一亩零七厘五中稻田，获得亩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惊人纪录。这个纪录是怎样创造的呢我们采访了这块田的培育者，将获得的事实叙述如下：

今年中稻插秧的时候，城管大队（原城管社）的干部群众共搞了五亩试验田，计划亩产五千斤到七千斤。过去这里中稻最高亩产四百斤，现在跃到七千斤，他们认为这已经是很大胆的计划了。但在中稻插秧进入尾声的时候，河南省放出了亩产四千多斤的小麦卫星，这个消息，给当时领导搞试验田的区委委员李钰金和党支部书记罗克正等很大的鼓舞。他们说：一亩小麦能产四千多斤，水稻为什么不可以产更多些呢讨论以后，他们提出亩产三千斤的口号，试验田增加到二十亩，要求亩产一万到一万五千斤。在技术措施上，深耕一尺到一尺二寸，每亩八万□，基肥增加三千多担，实行二犁四耙，计划四耘四追。县委对他们这样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给予表扬和支持，更加鼓舞了他们的信心。当本社出现早稻亩产四千八百斤的纪录和开展北京亩运动后，他们又把试验田增加到五十二亩，同时决定搞一亩产六万斤的试验田。

当时，这个计划曾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有的说，从古到今亩产五千斤都没听说过，现在要搞六万斤，真是瞎扯大炮；有的说，我们这个地方落后，条件差，准你会飞也实现不了。开了一次老农会，也弄得不欢而散。李钰金同志急得觉也睡不著。怎么办呢退却吗不能，已经半夜了，她又邀请四个老农来商量，但是商量了两个多钟头，大家还是想不出主意来。正当大家在苦恼的时候，老农赵才正突然想起二十多年前禾苗搬□的故事来了。原来二十多年前，他为生活所迫，曾几次将佃地主的一亩二分田的已经抽穗的禾苗移到自己的五分田里，结果亩产三千四百斤。他说：“现在我们要亩产五千斤，如果将十二亩合并成一亩，不是有六万斤了吗”他的建议立即博得大家的赞同，党支部也支持他们，可是贯彻到乡社干部和党团员中时，却有人怀疑反对，认为移植没有把握，浪费劳动。经过辩论，大多数人通了，于是决定：一、将十二亩合并为一亩；二、卫星田重新深耕一尺五寸并耙溶耙烂；三、增加肥料实行分层施肥；四、利用夜间抢种；五、移植后的田搞晚稻水直播或种红薯。

可是，这个决定交给群众讨论时，仍有一部分人不同意搞，有的说现在禾苗刚刚抽穗，移植后一定会变白穗；还有的说会搞死禾苗，费工多不合算。第二天搞试验田的时候，部分人不出工，只搞了二分田就停下来了。可是移植后两天，禾苗长得很好，区生产检查团还估算这二分田可产一万一千斤，群众这才改变了看法。支部也抓住这次机会，对他们进行了一次总路线教育，号召大家力争上游，因而激发了群众的热情，大家都决心争取全国第一。同时决定另选一亩一分三厘田来做试验田。

８月２日晚上，全社八百多人组成犁耙、拔秧、运肥三个大队，连夜突击，十二人犁耙田，采取压槽法深耕一尺五寸；还有二百多人川流不息地运送基肥。拔秧组的社员则用脚犁小心地将秧苗挖起来放在阴凉的地方准备移植。第二天晚上，全社集中力量突击一通宵，结束了移植工作。移植后，党支部派了六个人专责护理，移植的禾苗，因密不通风也不见阳光，禾叶发热枯黄，有的禾秆开始发霉变黑，他们即派人用竹帽日夜替禾苗扇风，但仍未解决问题。为了寻求治病的方法，负责管理试验田的李钰金、吴彩繁、谭远思三个人在田边整整守了四夜。到第四夜，他们才发现有水流过的地方，禾苗青绿，田水不流的地方，禾苗就发黄。经过三人仔细研究，决定采取日间排水夜间灌水的办法，降低田里的温度，三天后禾苗便完全转青了。但由于田面高低不平，高的地方没有灌上水，特别是后期受旱，禾苗又出现发黄现象。李钰金、罗克正等几人几次研究，并得到县委副书记季桂明的启发，他们又将喷雾器改成鼓风机，通过安插在田里的穿孔的竹管将风打进禾内去，由十二人日夜负责轮流鼓风，并且每日用竹片将禾穗拨动一到二次，使禾苗能得到充足阳光，加速禾苗灌浆黄熟。在施肥方面，也碰到困难，化肥和草木灰无法施放进去，放人粪尿又有渣子积在禾叶上。但他们又想出了根外施肥的办法，凡是施化肥或草木灰人畜粪尿时，都冲水拌匀，并用纱布滤过，用洒水壶和竹管接洒水桶来喷洒。在移植的头六天，每天做一次，六天后隔二三天做一次，直到黄熟为止。为了防止倒伏，他们在移植的时候，就在田的周围和田的中间，打上许多木夯，搭好竹架，使得禾苗紧紧地靠住架子，不倒下去。经过长期的努力，试验田的稻谷终于黄熟了，田里堆积著厚墩墩的谷穗。在稻子黄熟的过程中，天天都有本乡、外乡的人来参观，他们总是要去仔细摸一摸，看一看。

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２日《广西日报》

摘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