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548个日夜 (多图)
 
2003-12-15
 
【人民报消息】(大纪元日本记者天源新泻报导) 前不久在日本四大电视台之一的日本电视台数日连续报导,日本人妻子金子容子因炼法轮功,在中国被判处1年半劳教一事,在日本社会引起强大反响。据悉,在2002年5月24日,日本人妻子金子容子与2位日本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去天安门的路上向行人和居民区散发说明法轮功事实真象的资料时,被当地警察拘留。2位日本法轮功学员被遣送回日本,而金子容子因持中国护照被判处1年半劳教。

那么在这548个被劳教的日夜,金子容子是怎么样度过的呢?以及她明知在中国法轮功是被禁止的,为什么还要去北京呢?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11月27日被释放返回日本的金子容子。

记者:你好金子容子,回忆往事,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件痛苦的事......非常感谢你能接受我们的采访,能否谈一下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北京的?

金子:好的,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介绍一下法轮功是什么,这样你会更明白,我为什么要去北京。

法轮功自1992年在中国传出以来,仅7年的时间,只是人传人这种方式,在中国就有将近1亿人在学,现在有60多个国家的人在学。法轮功是教人真.善.忍,并能达到祛病健身的好功法。法轮功没有任何组织不动钱财,我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到现在,身心受益非浅。

但是,这样的好功法,在中国只因人数多,就遭到镇压,在我去北京之前就有近500人因不放弃修炼而被迫害致死。中国政府利用宣传机器,编造谎言嫁祸法轮功,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就是其中之一。不但这样,还封锁海外的一切信息来源,隐瞒真象,欺骗中国百姓。

在中国对法轮功的所有报导全都是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把自己知道的法轮功在世界的洪传情况,以及法轮功的事实真象告诉给被中国政府欺骗的百姓们。所以我去了北京。

记者:能否谈一下你去了北京之后发生了什么?

金子:好的,我和两名日本法轮功学员到了北京之后,将行李存放到宾馆后,就准备去天安门前请愿,在去天安门的路上向行人和居民区发说明法轮功事实的资料时被抓,因其他两名学员是日本国籍,傍晚她们俩被带走了,由于我是中国国籍,他们把我一个人关在地下室,有三个警察看着我。

5月份的北京,白天气温异常热,达到35-36度,但到晚上是很凉的。当时我穿的是夏装,在地下室里,他们不让我穿袜子,强迫我光着脚站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看着我的警察穿着棉袄还说冷。我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他们不但不听还骂我、侮辱我。我一直被关押在地下室直到第二天下午,记得他们把我送到看守所已经是傍晚。看守所在对我进行体检时,发现我血压很高,高压200多,按规定看守所是不能接收的,但因为我是法轮功学员,我爱人又是日本人,他们就找什么局长批条,把我硬收下来。


“法轮功专用床” ──中共特制刑具
他们强行给我戴上手铐脚镣,由于血压特高,他们就把我送进了温泉医院(看守所指定的医院)。到温泉医院后,他们把我的手脚铐在床上,强行给我打针。我不停地给他们讲法轮功在世界的情况,他们却说你都这样了还说它好“看来你比江姐还江姐”。其中有一个象是小头目人说,把法轮功专用床拿来,我看她还有多大本事。所谓法轮功专用床,是一种专门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而特制的刑具,有一人多宽,近两米长的一块木板,钉上四条腿,板子上面钉了好多带子。

他们4、5个警察强行把我捆在床上,从脚脖开始一直捆到肩膀,他们用脚蹬着床使劲地勒,边勒边说“你不是大法弟子吗?你不是能忍吗?这回我让你好好忍忍!”。然后他们又把我的两只手从肩膀上扳下来,两头用手铐铐在床腿上,很痛。不一会我就汗流满面,这个身体一动也动不了,他们就这样把我捆了三天三夜,我几乎痛得失去了知觉。他们给我戴上监测仪,因为那时我的血压很高,加上他们的残忍折磨,他们怕我死在那里。后来他们看我已经快不行了,就把我放了下来阴森森地说,这回送你去个好地方,就这样他们又把我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医院,那里是迫害法轮功最残忍的地方。

到了公安局医院后,那里的警察恶狠狠地说:“这回我让你好好地‘享受享受!’”当时我一直是绝食抗议,他们把我铐在床上,给我插上胃管,要强行给我灌食。当遭到我的拒绝后,他们就把我整个人拉得很直,然后把我的两只手两只脚都铐在床上,脚上还戴着脚镣,脚镣卡在脚踝上特别痛,而且由于他们把我拉得很直,手铐勒得特别紧,手腕都卡出了血......他们边铐我边说,这哪是对待人,简直就像要杀猪。就这样还不算完,不光鼻子里插着胃管,他们还强行给我插上尿管,不让我下来上厕所。当时正赶上我来例假,他们怕我把被子弄脏了,给我垫上塑料布,光着下身......

6月份的北京35、36度,身下被汗水、分泌的东西潮乎乎地烘着,上面灌完食他们不把食管拔下来,也不系好,灌进胃里的东西反流出来,流到脖子上肩膀上,到处都是粘乎乎的脏东西。我的身体一动也动不了,他们一直捆了我近二十天。后来医生和护士都无法到我跟前,他们嫌我有味。一天有个什么科长对我说,“你答应我不炼法轮功,我就送你回日本。”我说,“法轮功教人向善,信仰自由,你必须无条件地放我回日本!让我放弃法轮功是不可能的!”那时我的身体极度虚弱,他们知道我丈夫是日本人,不敢轻易把我弄死。后来他们把我放下来,我在床上已经起不来了,后背全都烂了,也不会走路了......他们又把我带回看守所,强行给我判了一年半劳动教养。

记者:我知道判劳动教养,是要有一些手续的,那么在你本人不同意的情况下是怎么办的这些手续?

金子:他们强行我履行劳教手续,4、5个警察按着我,抓住我的手让我按手印,我大声说:“我是无罪的!你们这样做是违反人权、迫害信仰自由!法轮功就是好!!”。我拚死和他们挣扎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但最终还是被强行按下了手印。我对他们说我要上诉,我是不承认这一切。后来,他们又强行把我靠在墙上,好几个警察连踢带打,掐着我的脖子给我照了相。现在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我的腿上还依然有他们当时踢我留下的伤痕。而且我的右臂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无法像以前那样正常地活动。

记者: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金子:之后他们又把送到劳教人员调遣处,当时我还不能自行走路,需要有人扶著,而且血压也异常的高。调遣处收人也是需要检查身体的,他们一看我身体那种情况,根本不敢收,就这样又把我退回看守所。看守所连送了我三次,按规定,第三次调遣处不收就要放人的,可是因为我是炼法轮功的,又生活在日本,他们是不会轻易地放我,就又找上级领导批条子,然后我被强行地收了下来。后来他们看我真的要不行了,就把我送到了天堂河医院。

天堂河医院是北京市女子劳教所调遣处指定医院,在那里大部分是法轮功学员,有一些是吸毒犯人,很多患有艾滋病、肝病、肺结核等传染病。大家住在一起。那里条件很差,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看得特别严,不让互相说话。还让吸毒犯人看着我们。我在天堂河医院住了一周的时间,身体根本就没有恢复,他们就又把我强行送到女子劳教所。在劳教所里,她们对我进行洗脑转化。当时我的血压仍然很高,心脏也不太好,走路需要有人扶着。就这样她们每天让我晚上睡得很晚,早上起得很早,中午不让我休息,我身体根本就承受不了。记得有一天李继荣(因迫害法轮功有功,被选为十六大代表)恶狠狠地对我说,你别看这是劳教所,劳教所也有死人指标,因为你现在还是中国国籍,还得按中国的法律来处理,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她们对付法轮功学员采取的强行洗脑的办法很残忍,长时间不让睡觉,有的每天只让睡1、2个小时,有的24小时不让睡,甚至有的二十多天不让睡觉。

白天有帮教轮番强行灌输他们的歪理邪说,直到晚上12点左右,然后由吸毒犯人来看着,不让睡觉,这时这些吸毒犯人可以随心所欲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折磨,深更半夜经常听到一声声惨叫。有的实在承受不了,被折磨的精神失常,他们就又有了新的借口,说你看炼法轮功都炼成了这样了,还抱着法轮功不放,再这样下去不疯也得死。为他们迫害死法轮功学员先找好借口,造出舆论。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血压越来越高,后来眼睛也看不见了,他们又把我送回天堂河医院,我和医院里的警察说,我要求她向有关领导反应我眼睛的真实情况,我希望我的眼睛不再恶化,如果中国治疗不了,我想回日本治疗。一周后,她们说去同仁医院找专家给我彻底检查,检查的结果专家说我的眼睛毛细血管已经通了,好了,没什么问题了(其实是他事先就说好的,用来骗我的)。回到天堂河后,我对警察提出疑问,我说一周时间什么治疗也没有,我的眼睛还和以往一样看不见,怎么能说好了呢?我向她们要诊断证明,我说如果我能有出去的那天,我要对我的眼睛进行全面检查,如果不是专家说的那样或有什么后果,我要她从法律上对我负责,她们不给我诊断证明。我的眼睛不但没有任何好转,而且在短时间内进行了三次眼底检查,由于强光的强烈刺激,我的眼睛像灼伤了一样痛,不敢睁开,怕光,一睁眼睛,眼睛也痛,头也痛,到现在我的眼睛还怕光。

我在医院住了大约三个月,2003年元旦前我出了院,回到劳教所,把我安排在一班,强行我劳动。那时一班有十几个人,几乎都是法轮功学员,她们说:“她眼睛都睁不开,干不了活。”在劳教所里干活是由吸毒犯人看着的。她们都是那种品质很坏的人,是警察利用来管法轮功学员的。她对我进行辱骂,然后又找警察,警察把我班班长叫去,让班长强迫我劳动,班长回来看我那样,又加上全体学员的反对,班长也无法说什么,因为我在的一班是重点班,有监控和监听,他们看我还闭着眼睛没干活,有个叫孙明月的警察把我叫去,强行我劳动,我说我眼睛不敢睁,她说那你就摸着干,不管怎么说你也得干。除了劳动每天还要学习,还要写感想,我的眼睛根本就看不了书,更写不了字。我的主管警察张淑贤把我叫去,强迫让我写感想,我说我的眼睛看不见写不了,她说你闭着眼睛也得写。

有一天李继荣把我叫去和我谈话,大概内容是我们这没有迫害你,而且对你还很照顾,然后她又用威胁的语气对我说:“将来你回日本了,别忘了你的亲人、母亲、兄弟姐妹还都在中国,亲戚朋友还都在中国,请你记住这一点。”言外之意就是你要把这里的真实情况说出去,对你没有好处。事隔近三个月,有一天晚上李继荣在全体法轮功学员面前大骂日本如何如何,大家感到莫名其妙,好多人把目光投向了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到日本后我才明白这一切。原来她们是由于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及全世界法轮功学员对我援救的压力,她们不敢向对待中国国内法轮功学员那样迫害我,她们恨的咬牙切齿,又没办法,只好骂街。

在北京爆发萨斯病之后,我周围的很多应在2003年底释放的法轮功学员被陆陆续续释放了,但我仍被关押,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放我,她们说不出理由来。她们既不敢在肉体上虐待我,又不敢把我放出来,因为她们怕我把里面的真实情况说出来,而且在这期间她们还找借口想给我延期,可没有得逞。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见不得人的,他们非常害怕全世界的人民知道他们迫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充分说明了他们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非法的,是对人权、信仰自由的野蛮践踏。

在劳教所里每天早上5:30起床,5分钟的洗漱时间,然后就开始劳动,一直要干到晚上10点左右就寝,有时还要延点。劳教所里规定每天电视新闻联播必看,看新闻时也得干活,边干边看。每天长时间坐在小小的硬塑料凳子上,大家的屁股都坐破了,结出一层硬硬的皮,有时痒,用手一碰就流出了血。但还有比这种身体上的痛苦更让人难以承受的那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上的痛苦。每天每个人都在提心吊胆,早上起来心里就在想不知今天又要发生什么事情,一听到警察叫哪个法轮功学员,大家都为她担心,不知她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她会怎样。

在劳教所里,每晚睡觉前要集体点名,有时点名时大家还能见面,第二天这个人就不见了,上哪儿去了是死是活根本就无法知道。每天大家只要能见面就互相鼓励,彼此一个眼神,一个微笑,都是莫大的安慰。在那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每个人的头发都不知不觉白了,我的头发是出来后自己染的。后来我所在四大队队长又换一个队长,也姓李,有一天她对我进行威胁说,“你快出去啦,你的事我们还要和日本大使馆交接,你回日本我们还可以把你引渡回来,等等。

如果没有日本政府和日本善良的人民的帮助,没有国外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努力,不知道我会怎样,也许死在劳教所里,也许会被延期关押。

记者:能否谈一下你回到日本后的情况。

金子:我回到了日本,回到了我日夜思念的亲人身边,获得了自由,可我的心情并不轻松,一想到劳教所里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劳教所里关押的几乎都是法轮功学员),她们还在承受着痛苦的折磨,我的心情特别沉重。我只是因为发几份说明法轮功事实的真相资料,就被强行劳教一年半,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尽了痛苦的折磨。

记者:在被关禁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想你的亲人也一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金子:是的,我在中国、日本的亲人、朋友,他们也受尽了精神上痛苦的折磨。去年8月份,我的丈夫去劳教所看了我一次,那时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我丈夫很担心,后来她们就拒绝我丈夫再看我,没办法我丈夫每周给我写一封信,而且每封信都让我给家里写回信,说见不到我的信,家里很担心,我那时血压很高,眼睛又看不见,无法写信,到今年4月份,我的眼睛有点儿好转,我给我丈夫写了一封信,写了血压和眼睛的情况,结果这封信被警察扣下了,到我出来时才还给我。

我回到日本家里,看到我丈夫把我葬礼的照片都准备好了,而且把他剪的指甲全部留了起来,怕我万一回不来,骨灰也没有,只能用他的指甲来代替......他每天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我的消息。可想而知,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在承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的煎熬。我丈夫90岁的奶奶每天拜祖先,保佑我早日回来......而且我的事也牵动着无数善良人的心。日本政府、各界官员、大使馆官员、新闻媒体,还有全日本善良的人们及全世界法轮功学员为了我能早日安全的回来,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营救活动。在此,我想通过贵报衷心地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法轮功现在已传遍世界各地,受到各个国家的欢迎,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给世界范围造成极坏的影响。因为类似我这种情况不只是发生在日本,如美国居民李祥春、陈刚、加拿大居民王玉芝、林慎立、澳洲居民章翠英、爱尔兰的中国留学生赵明等。各个国家的政府及那里善良的人们为营救居住在他们国家里的华人,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中国政府的行为给生活在国外的法轮功学员的外国亲人朋友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我希望中国政府能醒悟,理智地对待法轮功。也希望全世界善良的人们都来关注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残酷的泯灭人性的迫害,让中国政府早日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返回日本的金子容子和她的丈夫在新泻县佐渡岛的家中



返回日本的金子容子与她的日本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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