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日趋虚弱的时候，江青更常常想到毛泽东。她在枕边保存着毛的手迹，衣上别着毛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江青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的《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均遭到拒绝。

　　江青觉得，应该抓紧时间撰写她的回忆录。每天早上，读过毛的书后，她就坐在摆有纸和笔的小桌旁。情绪高兴时，为了修正历史的记录，她还会就自己正在写作的手稿题目争求护士的意见。“《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怎么样？”她问护士，或者：“《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她还会想到更富有挑战的题目：“《打倒修正主义，建立新世界》。”

　　五月十日，江青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到酒仙桥她的住处去。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但是没有允许她这样做。五月十二日，因为听了江青的情况，李讷和她的丈夫来到医院看望江青，但江青拒绝见她们。五月十三日，她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三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斗争路线，同时江青被任命为权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五月十四日凌晨一点三十分，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将近三点的时候，虚弱的、绝望的江青从卧室爬到卫生间。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套在浴盆上方在铁架上。她用被和枕头垫在下方，以便自己能够得到打结的手帕。她将头伸进绳套，接着又踢开身下的被子等物.......

　　三点三十分，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吊在浴盆的上方。其他的护士和医生匆忙赶来，但已经太晚了。这位曾经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白骨精”，在她七十七岁的时候死去了。她的尸体重一百零四点七磅，比三月十五日进这家医院时轻了三点一八磅。

　　当天下午，李讷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不知是出于李讷的意思，还是因为中央办公厅官员的支持，李讷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三天以后的五月十八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李讷没有在场，江青或毛泽东的其他任何亲属都没有到场。李讷要求把骨灰盒送给她。这时，全中国和全世界对江青的去世是一无所知。一九九一年六月初《时代》周刊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消息。《时代》周刊报道说，据六月一日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方面的消息”说，江青“上吊自杀”了。消息还说，咽喉癌是她自杀的原因。几天以后，六月四日晚十一时，中国政府证实了《时代》周刊报道的主要内容，公告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六月四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八三年一月改判无期徒刑，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医。”

　　公告没有概括江青的一生，没有提及她曾官居高位，也没有提到她曾是毛泽东长达十八年（编者按：原文如此）的妻子。如果学校的孩子读到这则刊登在《人民日报》第四版角落里消息，他们不会想到，这个女人曾是毛泽东的夫人。

　　如果西方记者没有受到《时代》周刑这一未被证实的报道的刺激，而反复再三地向中国各官方机构提出江青命运的问题，这一消息可能永远也不会公诸于世。假如中国政府曾经决定宣布江青死亡的消息，而拖了几周才这样做，那就是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实际需要方面的考虑。另一种拖的原因可能正如香港一家报纸后来引用公安部来源的消息报道的那样，需要调查江青的死亡是自杀还是有其它原因。这家报纸写到：“政府高级官员指示说，在调查结束之前，不要公诸于众。”

　　中国官方公布的消息称，江青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一直是保外就医，事实上，在这个日期之后三个月，司法部一发言人还说，江青年初曾提出希望离开监狱改为监外服刑的请求被驳回，一九八八年，官方新闻媒介几次提到江青仍在狱中服刑。一九九一年一月，一份大陆报纸在报道江青的近况时还说：“她被关在一间二十平米的小屋里，房间装上特制窗户，以便透进光线，同时，警卫也可以看到她，而她是什么也看不到的。”无论江青从监狱到医院，还是到软禁，这中间是怎么来回转换的，说她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起一直就是“保外就医”，这是不确切的。

　　三十年代，因为与唐纳发生纠纷，江青谈到过自杀。一九七六年被捕后，绝望使她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一九八四年九月，因拜谒毛泽东纪念堂的请求被拒绝，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因为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一九八六年五月，因为对处境不满，她曾用几只袜子结成一个绳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她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感到了绝望，对自己的咽喉癌，以及对自己的处境和前途，对自己与女儿的关系，等等，这种心情同时又受到负责她这一案件或看守她的人的刺激。除此之外，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江青已经在精神上做了准备，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认为邓小平已经放弃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绝望的心情加上她的“对毛的忠诚”等个人的政治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她认为，中国已经没有希望，她自己也已毫无前途，因而走上这条道路这并不奇怪。

　　“住口，江青”（法庭审判－－１９８０年末）

　　江青关在秦城监狱。一位曾在此服过刑的犯人说：“那里没有人，只有阎王和幽灵”。在这里，犯人被单独关押，不给牙膏，以免吃牙膏皮自杀。但是，到了一九七七年底，绝望的江青企图以另外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把脑袋往墙上撞。但是，在她房间里安装的橡皮墙，再加上门外窥视口的不断监视，粉碎了江青的自杀企图。江青爱吃包子，不管是甜的、菜的，还是肉馅的，她都喜欢。一天晚饭时，江青偷偷地把两个肉包子塞进袖子，准备留作夜宵吃，被看守发现，看守她的警卫喊道：“把包子放回去！你只能拿你现在吃的。”江青羞愧万分，把偷拿的包子放回原处。江青醒悟到，她将面临一场“三堂会审”，是一种京剧式的审判，其目的是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复仇。她向检察官指出：“我现在不是政治局委员了，我只是毛泽东的夫人，我还有另一个角色是被告，仅此而已。”检查官们走后，江青浏览她收到的材料，她注意到，“四人帮”的排名是：王洪文第一，张春桥第二，她第三。她对警卫喊道：“为什么我不是第一？”

　　在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一年，陈云接管了江青的案子，四十一年前，江青在延安设法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时，陈云与她谈过话，接下来是彭真在一九八零年夏负责对江青作审判前的讯问，彭真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对手，江青现在呆的地方就是他当时的牢房。

　　“被告江青在一九七四年秋阴谋阻止邓小平当副总理”。这是十一月二十六日，特别法庭终于开庭。三十五位法官及六百名特邀代表正襟危坐，地点是坐落在北京正义路的中国公安部礼堂。江青身穿素色套装，依然镇定自若，从笼子似的被告席围栏里可以看见她的手，指头在从容地活动着，一张一合，帮助她放松下来。她在控制自己。她的策略是保持“尊严和理智”；这第一条指控是容易推脱的－－中国人民肯定能理解政治斗争与刑事犯罪之间的区别。

　　一个证人出来作证。“谁指使你去长沙向毛主席汇报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活动的？”这个人哭丧着脸答道：“江青下的指示。”这个证人就是王洪文！他比江青小三十二岁，他要想着未来，所以背叛了江青，承认了一切指控。江青静心听了一会儿年轻同伙的诉说，翻起白眼瞪着王洪文。王洪文作证时，她大喊要去厕所，审判中断一会儿后，王洪文未在法庭上重新露面，这时，江青那种当王当主子的态度忽然又闪现出来，她吼道：“他在哪儿？王洪文在哪儿？”作为江青反邓小平和周恩来活动的证据，张玉凤写的证词在法庭上读了，当检查官宣读张玉凤写的“四人帮”极力要挟毛的证词时，江青坐得笔直，盯着前面、方正、白净的面孔像一座雕塑。张玉凤没有到庭。

　　毛泽东晚年的两位年轻翻译唐闻生和王海容出庭作证。这时，江青开始对她表现必须良好的许诺犹豫不决了，唐闻生说：“我们马上就看透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江青挤眉弄眼，嘴撅得老高，歪着脖子，盯着天花板。王海容也发言说：“毛主席对江青很生气。”江青喊道：“我要发言！”可是庭长没有让她说话。一九八○年十二月三日上午，江青大步走进法庭。她抚平衣服，理理头发，弯腰坐椅子上。每位公诉人和证人面前都放着一杯茶，而江青面前只有一排麦克风。公诉人一再声明，江青要对刘少奇的“被迫害致死”和夫人被囚禁十二年负主要责任，每个证人都带来一大批对江青不利的证据。

　　证人中包括刘少奇的厨师郝苗，他曾在狱中呆了六年。“我要发言！”江青刺耳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住口，江青！”一位法官喝道。“住口，江青！”六名法官异口同声地喊道。公诉人拿出有利的证据。江青曾指使搜查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家，以寻找他们“犯罪”的材料。江青摘下眼镜放在右手中一挥，打断了江华庭长的话，她向法庭反问：“抄他们家值得大惊小怪吗？告诉我，你们现在难道没有抄过我的家？”她不顾一切地接着又说：“破四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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