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代大會通常要討論並解決兩大問題：一是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二是選舉新的領導班子，也即進行新一輪的權力分配。根據黨章，中共歷來效法前蘇共，以民主集中制爲黨內組織原則，實行所謂「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從表面上看，似乎既有集中，又有民主，但實際上，蘇共黨都是列寧式集權的政黨。不但在其掌控下的國家政治生活中沒有民主，其黨內生活也根本不民主，表面上是黨代大會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政治局、政治局選舉產生常委，因此均應是前者高於後者，然而實際上卻總是後者高於前者，形成金字塔式的建構，各級的會議都是上一級安排了以後才召開的。例如這次中共十六大的議程和決議草案，下屆領導候選人名單等等都是由現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其他人大常委商定以後提上來，經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後再提交黨代大會的。如無上面挾控的異常情況，黨代大會將只不過是走過場的表決機器而已。

在中共黨的路線、方針方面，今年七一江澤民在慶祝建黨八十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已經爲十六大定下基調。十五屆六中全會已經通過「高度評價」這一講話的決議，中共宣傳機器將他在講話中闡釋的「三個代表」思想吹捧爲重大理論創新，並在全黨掀起學習熱潮，叫喊以此統一全黨思想並在十六大時寫入黨章。其實，除了允許資本家入黨這一點以外，「三個代表」論並沒有什麼新東西，江澤民自一九八九年中共血腥鎮壓要求民主改革的大學生的「六四」事件起被鄧小平選中，以代趙紫陽出任中央總書記並在一九九七年鄧去世後實際充當「第三代領導核心」以來，他大體上「蕭規曹隨」，一直運循鄧小平「經濟反左、政治反右」式稱「經濟上放開、政治上收緊」的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拐腿」的改革路線。他被稱爲第三代領導人，其實是名不副實的，因爲取得某一代的稱呼必定要有不同於上一代的某些特點，毛、鄧之不同是很清楚的，但鄧、江之間則基本上並沒有什麼不同，江澤民僅僅是鄧小平制定的上述路線的執行者而已。

自從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及緊接着發生的蘇聯和東歐各共黨政權相繼倒臺以來，人們愈來愈清楚地認識到一黨專政乃是貪污腐敗等一切罪惡和弊端的總根源。只搞經濟上的改革開放，而政治上的改革開放卻止步不前的局面，是很難長久維持下去的，特別是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可說是走到了盡頭，如再不進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融入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世界現代化國家的主流，勢將無法克服一黨專政下官僚特權橫行、貧富兩極分化、社會治安惡化、政治動盪不安的種種危機，但江澤民做爲官僚特權級的主要代表人物，完全的權力慾蒙敝了眼睛，缺乏這一清醒的認知，更別說有改革的膽識，從而站到了人民願望和歷史潮流之對立面，成爲民主化政治改革的絆腳石和攔路虎。他多次聲言絕對不搞三權鼎立和多黨制，不搞西化(所謂西化即現代化，這已是人們的常識和共識)。他在今年七一講話中再次重申：「堅決抵制西方多黨制和三權鼎立等政治模式的影響。」「要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一直到今年八月八日，他在北戴河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還說出「若中國實行議會民主，十二億人就會吃不飽」這樣可笑的話來。

有人把江澤民及其一夥也列入改革派，其理由是他在中共十五大的報告中也講到「要繼續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可惜他只是停留在口頭上，「口惠而實不至」。不可否認，在過去數年中，中國在經濟立法、司法改革等方面確實有了一些改革，然而這些零零碎碎，小打小鬧式的改革，距離根本性的政治制度改革(其實質爲建立對權力的制約，也即打破一個黨對權力的壟斷，如黨政分開，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人民有言論、組黨、選舉的自由等等)還遠得很。有人還把允許資本家入黨視爲中共的一項重大革新，認爲這導致共黨性質發生積極變化並由此把江澤民視爲改革派。如美國《洛杉磯時報》就把江說成戈爾巴喬夫第二。有人認爲中共正在向社會民主黨的方向轉化，這自然是莫大的誤解。社會民主黨的性質是既有社會主義，又有民主主義，而當前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社會主義早已名存實亡；民主主義則連一點影子都沒有。中共確有變化，而且變化很大，在它取得全大陸的統治權以後，其上層已逐漸蛻化爲官僚資產階級，也即前南斯拉夫共產黨理論家德熱拉斯所說的「新階級」。而在鄧小平和江澤民進行經濟改革後，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共官僚們利用特權，通過錢權交易，以權謀私，對國有財產的巧取豪奪，搖身一變成爲官僚資產階級，其家屬子女也紛紛下海經商致富，早已成爲貨真價實的資本家。太子黨人物充任董事長、總經理，成爲大亨、大款、大腕的比比皆是。因此江澤民提出允許資本家入黨，只不過確認已成的事實，以此擴大中共統治的羣衆性基礎。資本家紛紛加入中共，將進一步促成錢權勾結，這表明中國的腐敗將更公開化。據報導，專門給養高級幹部和省部級官員的中共中央黨校，首次公開培訓黨內一直存在爭議的私營企業家。百餘名各地的私營業主近日在中央黨校接受培訓，這說明江澤民及其一夥不等修改黨章就迫不及待地這樣大幹起來。在某些人眼中，他們不僅是改革派，甚至還是激進的改革派哩！

在中共人事安排，也即權力分配方面，由於大陸基本上仍是人治社會，共產黨又凌駕於國家之上，實行一黨專政，而黨的專政實際上又是領袖專政的寡頭政治。因而江澤民十六大將究竟是全退、半退還是不退，鄧小平指定的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能否順利接班自然成爲中外關注的焦點。廣大黨員和民衆自然巴不得江早日下臺，這不僅是由於江氏爲人平庸，主政多年乏善可陳，而又兇狡專橫，倒行逆施，如嚴厲鎮壓異議人士和法輪功信徒，他極力製造對他自己的個人迷信，妄圖與毛、鄧比肩而立，甚至進入大國領袖與歷史偉人的行列，爲此費盡心機、詭計多端，無所不用其極。除了強行出版他的個人文集以外，就連他今年五月間到安徽考察，遊覽黃山時所做的一首平談無奇的歪詩《登黃山偶感》也被選爲上海小學生教材。這一切不但未能增加人們對他的敬意，反而引起莫大的厭惡和反感。更重要的是江澤民是否全退還關係到政治制度和人事制度革新以至實現的重大原則問題。

一是廢止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的終身制問題。這個問題一天不解決，則民主共和國就仍然有名無實，與帝制王朝沒有什麼兩樣，早在一九七九年初中共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嚴家祺在會上就提出「中國應當建立名符其實的共和政體問題」，他說「蘇聯三十年代的『肅反擴大化』和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破壞民主踐踏法制的原因在於蘇聯和中國的最高權力集中在一個終身任職的人手中，在中國，由於共產黨長期執政，爲了嚴格地建立起『共和政體』，不僅國家最高領導職務要規定嚴格任期，而且黨的最高領導職務也要規定嚴格任期，即廢止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終身制。」他這一意見不但得以歷史學家徐澍和筆者等不少與會者的贊同，而且獲得鄧小平的首肯。鄧小平於次年八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做題爲《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發言中，將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列爲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弊端之一。他說：「任何領導幹部的任職都不能是無限期的。」並主張修改黨章就此做出決定。令人遺憾的是他本人後來並未再提出這個問題，不但黨章未做修改，甚至在一九八二年制定新憲法時，對中央軍委主席的任期也未做出任何限制，致使這一重要問題迄今未能解決，而黨章上這一缺失和憲法上的這一漏洞，也給貪戀權位、奸狡自私的江澤民有可能加以利用，致使廢除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這一重大改革能否實現又成了問題。

二是幹部年輕化的問題，在中共黨內很早就提出幹部隊伍年輕化的問題，但一直解決的不夠好，特別在高層幹部中阻力較大。一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召開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對此達成一項口頭協議：凡年齡超過七十歲的都不再擔任常 委職務。對政治局、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也都相應地做出年齡限制的規定，喬石就是在那時爲了帶個好頭才退出常委的。年齡只比喬石小兩歲的江澤民到明年召開十六大時將是七十六歲。江如果仍繼續擔任總書記(必須是常委)，將如何向黨內，特別是喬石做出解釋，恐怕是件大傷腦筋之事。特別在普京、小布殊以及布萊爾分別在俄、美、英等大國主政後個個生龍活虎，精力充沛的事實更加刺激了老邁年高的中共領導層，增強了對他們的壓力。

隨着中共十六大的日益臨近，對江澤民的去留問題，黨內外早已議論紛紛，諸多猜測，江本人對此亦曾多次表態，儘管他近年來幾次吹風，忸怩作態，說什麼：「我欲乘風歸去」、「赤條條無牽掛」、「一朝勢落如春夢，倒不如蓬門僻巷、教幾個小童蒙」，擺出一付超然、滿不在乎的樣子。實際上難以掩飾他內心中害怕喪失權力的惶懼。人們早已看出他這個權勢欲、領袖慾極強的人，更難以超脫「權力腐蝕人，絕對權力則是絕對的腐蝕」這一規律，絕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臺的。最近，江澤民在上海亞太經合會(APEC)閉幕記者招待會上，在回答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提問：「明年是否退休？或者要連任的原因爲何？」時答稱：「我是不是退休，坦誠說，完全要依國策法制規定。」他這一句回答透露了玄機。果然，最近據報導：北京消息人士透露，目前中共中央規劃十六大權力核心____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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