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中國六四真相》這本書中提到的有關您個人的幾件事，您認爲真實嗎？

答：有人曾經把書中有關逮捕我的那次會議的情況讀給我聽，他所讀的內容與我的遭遇是吻合的。有人認爲這本書是拼湊出來的，是出於某種動機和目的而編造出來的，他們沒有提出足以否定這些文件的理由，我想，如果真要說這本書是假的，就應該把真的拿出來。

問：還有哪些內容與您知道的情節相符合？

答：幾次常委會的會議時間和基本內容，我認爲是真實的。所有的材料中最重要的就是這幾次常委會討論的過程，它們說明了當時的領導機構是怎麼決策的。比如，當時幾次常委會討論的一個焦點，就是有關《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評價，這個問題是沒有辦法編造出來的。還有，在趙紫陽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以後，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具體討論了到底怎麼處理學生的要求。這些內容也不是局外人能夠編造出來的。

問：現在海外傳着一份據說是您在秦城監獄寫的交代，是不是真的？

答：最近不斷有記者來問我，有一篇《我在學潮和動亂期間言行的交代》，是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日到二十五日之間寫的。我記得，裏面寫了十幾件事情，有記者告訴我是十六件，而且把每個題目都跟我說了，我想是對的，這些我都寫過。

問：那是在什麼情況下寫的？

答：那是在九月底，專案組工作了三個半月以後，他們認爲對我的審查工作結束了，要作一個總結，讓我寫一個總的檢查，我想，中文中「檢查」表明有錯誤，我就對他們說，我寫一個交代，就是把事情說清楚。

我交代的第一個問題是，我是第一個向趙紫陽寫報告，反映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有問題的人。這篇社論是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寫的，鄧小平的指示是根據李鵬的彙報而發的。社論發表以後，我感到很擔心，怕事情鬧大，怕跟學生形成頂牛的狀態，我認爲學生無法接受這個東西。果然，四月二十七日學生出來遊行，我跟着學生走了幾條街，學生們秩序井然，學生的行動無可指責，學生打的標語、喊的口號都是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反對官倒、要求民主，有一條標語我印象最深刻，上面寫着幾個大字：「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這不是鄧小平語錄嗎？我當時心裏非常難受，那些號稱高舉鄧小平理論的人應該反思，傾聽羣衆的意見。學生當時最尖銳反對的是官倒，還有用人唯親，如太子黨、祕書黨、走後門等等，當時還流傳一張關係圖，儘管有很多誤解，有的僅僅因爲同姓，就說成是父子關係，爲什麼學生會有這樣的誤會？第一，因爲我們用了一些不是很好的人；第二，我們用人是不公開的、不透明的，沒有制度的，不像發達國家那樣有文官制度，官員任命要通過考試，晉升要經過考覈，中國沒有這一套，只是像堯舜禹那樣傳位，把一個國家權力的繼承搞成這樣是很不嚴肅的。

大學生除了看到社會的腐敗很憤慨之外，他們畢業後有個工作問題，在工作以後也有個前途問題，能不能像有權有勢人的子女一樣飛黃騰達，還是很成問題的，他們當然很不滿。實際上中心問題就是要求透明、公開、民主。我親眼看見，市民熱情支持學生，當局把學生推到對立面，實際上就是把同情學生的市民、包括幹部推到對立面。動亂的定性只有法院能夠決定，並不是任何金口玉牙能夠定的。

所以趙紫陽一回來，我就立即向他彙報，我當時已經不是他的祕書了，我問好他回來的時間，就在他辦公室等着，一見到紫陽我就對他說：「情況不好，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激化了矛盾，學生二十七日的遊行我親眼看到了，學生是無可非議的，同情學生的大有人在。如果我們把學生說成動亂，我們就要喪失中間羣衆。」

趙紫陽知道這個問題比較嚴重，他在北朝鮮的時候，李鵬給他打個電話，說了小平的指示和《人民日報》社論的由來。趙紫陽回電沒有說同意社論，只是說「同意鄧小平的指示」，陳希同的報告可以證明這一點。聽到我的話，他沒有表態，過了幾天趙紫陽跟我說：「看來四月二十六日社論是有毛病。」這是他自己得出的結論。

問：此外，您還能記得在交代中談過別的什麼問題嗎？

答：比方趙紫陽在亞行會議上的講話是我起草的，但是講話的全部思想屬於趙紫陽，是他口述的，就是五月四日上午九點到九點半，從他家裏到北京醫院看生病住院的李先念的時候，他說：「今天下午我要見亞行代表，你幫我起草一個講話稿，我準備講這麼幾句話……」他就跟我說了內容。到了北京醫院，他去看望李先念，我就回來寫。按照陳希同報告的說法，這篇講話是有計劃、有預謀的，事實並不是這樣。講話中最精粹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問題必須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這一思想，包括表述，都是趙紫陽的。

還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比較深，就是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的講話。在秦城監獄的時候，專案組對我說：「你爲趙紫陽起草講話稿的時候，爲什麼要提到鄧小平？」這時候，我才知道，提鄧小平還成了問題。他們說：「那不是把鄧小平推到第一線去，推到學生對立面了嗎？」我說：「實在是冤枉。這件事決不能加在紫陽頭上。」趙紫陽在交代我寫談話稿的時候，沒有說要我加這段話。當時趙紫陽向中聯部長朱良了解戈爾巴喬夫的情況，讓我在旁邊聽，他的意思是說，戈爾巴喬夫來訪就意味着兩國關係正常化。那可能是五月十六日，上午是鄧小平見戈爾巴喬夫，下午是趙紫陽見，中午，中聯部的人就來跟我談小平見戈爾巴喬夫的時候談了些什麼，因爲我必須了解這些情況，他們提到，鄧小平說「兩黨最高領導人的會面就意味着中蘇兩黨關係的正常化」，我覺得這句話很好，就把它寫進了下午的講稿中，我是這樣寫的：「你（戈爾巴喬夫）與我們的鄧小平同志會面就意味着我們兩黨關係的正常化。因爲鄧小平同志雖然已經退了，但是根據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議，在最重要的的問題上還是由鄧小平掌舵。」大概是這個意思。

爲什麼要加這句話呢？紫陽從十三大以後，每逢他第一次會見外國黨的某個領導人的時候，他總是要講這句話，要使人家了解小平同志在我們黨內的地位，從一九八七年開始他多次講過這樣的話。我這次就是把它與上午鄧小平的會面連在了一起。我從秦城監獄出來以後，才知道這個問題是在五月十七日常委會上姚依林、李鵬他們提出來的，姚依林指責趙紫陽這樣說是把鄧小平拋到了第一線。這實在荒唐。把小平拋到第一線的是誰？是李鵬！一九八九年四月，李鵬通過各種形式向學生傳達鄧小平關於學生是動亂的指示的時候就早已把鄧小平拋到了第一線。

還有一點我要說明，我在起草這篇東西的時候，對鄧小平還是充滿了尊敬，我還不知道鄧小平要調兵來對付學生。趙紫陽在五月四日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之後，在五月八日的常委會上紫陽提出了如何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常委通過以後，在五月十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又通過了。五月十三日趙紫陽和楊尚昆兩個人一起去見鄧小平，這是趙紫陽從朝鮮回來後第一次見鄧小平。他是去談與戈爾巴喬夫會面的事情，同時也談到五月八日常委會和五月十日政治局會議的情況，就是準備怎樣在法制軌道解決問題的方案。鄧小平當時表示：「都同意。」

紫陽回來以後告訴我們鄧小平的「都同意」三個字，我聽了以後高興極了，我覺得鄧小平在改革問題上經常是支持紫陽的，這次包括人大委員長會議決定在六月二十日召開人大常委特別會議討論學生的要求，成立廉政反腐敗委員會等，鄧小平都同意了，學生的要求能夠滿足了，中國的政治改革可以借這個機會全面展開，我覺得非常高興，在這種心情下，我鮑彤會「把鄧小平拋出來」？這是我作夢也沒有想過的。

趙紫陽是非常遵守紀律的，關於五月十七日常委會的情況他只是對我們說，常委會作出了一個決策，內容我現在不能告訴你們，但是我覺得由我來執行這個決策很困難，我只能辭職。當時還有別的人在場，什麼分裂黨，泄露機密，根本沒有那回事！

我知道專案組要我寫這個交代是知道在三個半月中我跟他們說的都是事實，他們認爲審查可以結束了，希望我最後寫下來，他們交上去作一個結論。我不認爲自己有什麼錯誤，只是承認我犯了「不和中央保持一致」的嚴重錯誤。

問：您能再談談趙紫陽辭職時的情況嗎？

答：我的感覺，紫陽當時的心情沒有什麼特別，跟他平常一樣很鎮靜。他的辭職純粹是因爲他覺得不可能出色地完成中央的決策。他對我們講到此事的原話我記得大概是：「今天下午在小平同志家裏開了一個常委會，常委批評了我的亞行講話，我保留了我的意見。今天常委作出了一個決策，我不能把決策的內容告訴你們，因爲這是機密。但是我反覆考慮，由我來執行這個決策是不適合的，以我現在的認識水平、精神狀態，如果由我來組織執行，會耽誤事情，所以，我想我應該辭職，你幫我起草一封信。」當時，還有別的人在場。講完了他就對我說：「你要注意保密，有人說你嘴巴不嚴。」他當時並不衝動，很冷靜。

問：您最後一次見到趙紫陽是在什麼情況下？

答：後來，我們經常見面，最後一面可能是我被逮捕的前三天。

問：趙紫陽實際上不再從事政務活動是在什麼時間？

答：從他（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回來以後。他有點激動，頭暈，後來大夫來看，診斷是腦缺血，他就寫了一封信請三天假。這三天就是李鵬發表電視演說，宣佈戒嚴等等。三天以後我見到紫陽，他身體好多了。以後我就不知道了。

問：關於現在流傳的您在秦城監獄寫的交代，別人向您轉述的內容和實際情況相符嗎？

答：相符。這幾十個問題是專案組經過三個半月的提問，我一一回答，不清楚的地方他們再來覈實，然後讓我寫出一個總結性的「檢查」。海外傳的東西我所聽到的沒有無中生有的東西。我相信，這確確實實是以我的交代作爲基礎的。有人以爲這個文件是我傳出去的，其實不是。這個文件是專案組報中央的，我根本沒有這個文件，我怎麼能夠泄露呢？也許有人認爲，我自己留了底稿，是我出獄以後送出去的，這是不可能的。秦城監獄制度非常嚴格，每一樣東西交到我手裏，都要經過檢查，我帶給家裏的東西也都經過檢查，而且是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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