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超限戰」
最近，國內有兩位解放軍軍官寫了一本《超限戰》，出版後引起不小反響。
《超限戰》一書提出了一整套在現代戰爭中弱國抗制強國的戰術。該書作者之一喬良說，經過第一次臺海危機，「我們意識到，如果中國軍隊和美軍兵戎相見，我們的軍力不足，所以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戰術，幫助我軍取得力量均勢。」這種新戰術就叫超限戰。它指的是一種超越一切界限，不受任何限制的作戰形式，即可以是軍事的，包括游擊戰、恐怖活動，也可以是非軍事的，例如販毒、破壞環境、傳播計算機病毒，等等。另一位作者王湘穗說，打仗講規矩，但那些規矩都是西方定的，如果弱國遵守這些規矩就沒有贏的機會。但如果我們不按常規作戰，弱國就可能贏。
首先我要指出，所謂超限戰並非「創新」而是復舊。人類並非自有史以來，打仗就是要講規矩的。就是到了現代，也不是一切國家打仗都要講規矩，譬如侵華日軍打仗就很不講規矩，南京大屠殺即爲突出一例。提出超限戰，無非是回到法西斯，回到野蠻人而已。這對於共產黨尤其不是「創新」，因爲共產黨打仗一向不守規矩。
其次，我們也不要忘記，打仗講規矩，決不是隻對強國有利而對弱國不利。規矩意味着限制，意味着約束。它對強國弱國一視同仁，弱國由於弱，格外需要規矩的保護。要是在這個世界上，強國弱國都打起超限戰，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弱國別說取勝，恐怕連生存都變得不可能。在古代，不少弱國被滅國甚至滅種，原因正在於當時打仗都不講規矩。
上述道理十分簡單，超限戰的作者不會不懂，那幺，他們爲什幺還要鼓吹超限戰，而這種荒謬的主張爲什幺還有人信奉、有人喝彩呢?這裏有一個沒有公開說出口的假定。超限戰的鼓吹者其實是說，一旦打起仗來，對手在那裏講規矩，「我們」卻早把一切規矩扔到九霄雲外；對手還在有所爲有所不爲，「我們」卻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你敢幹的「我們」都敢幹，你不敢幹的「我們」也敢幹，這樣，「我們」就比你們平白地多有了幾樣武器，於是，「我們」就能克敵制勝了。
喬良發表宏論，他說南斯拉夫總統米羅塞維奇當初遭北約空襲時，應該派遣恐怖小組攻擊德國、法國的人口稠密地區。大家知道，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日本飛機一來空襲，老百姓趕快往防空洞裏躲。這次北約空襲南斯拉夫，我們卻看到許多南國市民不但不躲避，反倒挺身而出，手拉手，一排排站在大街上或橋頭上，胸前還貼着靶子的圖樣，擺下肉盾之陣。這是因爲北約的空襲規定了只針對軍事目標。科索沃戰爭持續了七十八天，而南國方面死亡的人數並不多。問題是，如果南國政府打起超限戰，公然以恐怖手段對付北約國家的平民，從而激起北約反彈，也如法炮製回敬南斯拉夫，用飛機導彈不但轟炸南國的軍事設施，而且還轟炸南國的居民區和非軍事設施，轟炸南國的平民百姓，到頭來更吃虧的又是誰呢?
《超限戰》鼓吹恐怖主義，而且還是國家恐怖主義。這實在愚不可及。我們知道，恐怖主義本來是某些激進的地下反對派的鬥爭手段。不錯，有的國家也在別國搞恐怖活動，但那都是在暗中進行，政府自己絕不露面，矢口否認。道理很簡單。因爲恐怖活動的特點就是它的隱祕性，別人在明處，你在暗處。你能打擊別人，別人卻打擊不着你。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政府公然聲稱它要在別國從事恐怖活動，那勢必會刺激對方報復，從而使得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平民陷入危險的境地。政府還好辦，因爲政府可以重兵保護，只是害苦了一般的平民。簡言之，一個國家要公然對另一個國家採取恐怖活動，公然襲擊別國的平民，那不是等於把自己國家的人民送給別國當人質，當肉票嗎?
有人抱怨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其實，《超限戰》才是妖魔化，是自我妖魔化。一本頂一萬本。《華盛頓郵報》大幅報道《超限戰》一書的出版和暢銷，而人們又都知道，在沒有出版自由的中國，象《超限戰》這類直接涉及敏感時政的書能夠出版，能夠被炒熱，多半是得到了中共當局的認可以至鼓勵。其結果便是，日後哪裏出現了恐怖活動，只要它看上去對中共當局有利而對它的敵人不利，世人就會懷疑是中共當局所爲。如果在下次記者會上，有人問起江澤民中共是否要採用超限戰，我真不知江澤民何言以對。
如前所說，弱國對強國實行超限戰，由於它會刺激對方「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因此是佔不到什幺便宜的，反倒可能對弱國更加不利。不過你要用這套邏輯反駁超限戰的鼓吹者，他們未必會理睬你，因爲他們心裏想的是，超限戰只有「我們」才最敢打，只有「我們」才最打得起。要打超限戰，你就必須不怕死人，不怕死別國的人，尤其還要不怕死本國的人，不怕死本國的平民百姓。這就顯出「我們」的優越性了，這就顯出專制的優越性了。當年冷戰時，談起核大戰，世人無不色變，唯有毛澤東氣吞山河，說打核戰爭怕什幺，中國有六億人，死一半還有三億呢。似這等豪言壯語，哪個民主國家的總統敢說?這就是超限戰鼓吹者的最後底牌。
──摘自【北京之春】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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