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长清出事以后

　　1999年8月6日，是昆明“世博会”的江西馆日。这天上午，身着一身浅色西装、系着红色领带、刚刚率领江西代表团飞抵昆明的胡长清，顾不上休息，便以江西代表团团长、江西省副省长的身份主持了江西馆日的开馆仪式，同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

　　当天晚上，胡长清95岁的老母亲郭九菊和胡长清的姐姐胡桂枝、姐夫谢振初在家里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世博会专题里，高兴地看到了在镜头面前气定神闲、侃侃而谈的胡长清，郭九菊老人指着电视上的胡长清，心疼地对女婿谢振初说：“人好像有点瘦了啊！”镜头很快就过去了，郭九菊老人很不满足地说：“怎么不多放一会儿啊！下次幺儿回来，要他详细地跟我讲讲。”

　　然而，沉浸在兴奋中的郭老太太又怎么会知道，这将是她最后一次从电视上看到威风八面的幺儿。

　　一个星期以后的8月13日清晨，胡桂枝家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习惯早起的谢振初不禁纳闷：谁会这么早就打电话过来呢？老谢很不耐烦地抓起话筒，一个陌生的声音告诉他：胡长清在广州被抓！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电话就挂了。这会是真的吗？前几天在电视上的胡长清不是还是那样意气风发吗？会不会是谁在搞恶作剧呢？

　　然而电话里的声音异常严肃，一点也不像是在搞恶作剧，谢振初的心里立即涌起一种不祥的感觉，急忙找来胡长清的手机号码和在江西住宅的电话号码，一连拨了几十次，但就是联系不上。胡长清真的出事了！谢振初悄悄地跟妻子说了，然而一向乐观、爽快的胡桂枝压根儿就不相信。一连几天，谢振初反复向江西拨电话，还是联系不上，这时胡桂枝不得不相信了，她急得哭了起来。

　　这个消息绝不能让95岁的老母亲知道，胡桂枝哭也绝不能让老母亲看到。

　　郭九菊老人的耳朵虽然已经听不清楚了，但眼睛还亮，头脑更是清醒。一连几天胡桂枝只好躲到厕所里哭，躲到阳台上哭，哭过之后再强装笑脸过来服侍老母亲。

　　很快就是农历九月份了，郭九菊老人的生日就要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胡长清和孙金元都会打个电话过来，向老母亲问候。然而今年怎么会还听不到他们的电话，收不到他们的寿礼呢？联系到胡桂枝平时一些躲躲闪闪的反常举动，老寿星猜到女儿和女婿肯定有什么事瞒着她。胡桂枝只好强装笑脸哄着老母亲说：“弟弟带着弟媳出国去了，事情很多，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回来。”

　　1999年12月，新闻媒体公布了胡长清的案情。一天一位邻居来串门，郭老太太自豪地向邻居说起幺儿又出国了，在国外很忙，为了给国家省钱，连电话都没打回来过。胡桂枝感到长久瞒下去恐怕不是办法，同时又怕邻居说漏了嘴，便一边向邻居使眼色，一边说：“有人要告弟弟的状，恐怕要打官司了。”胡桂枝一边要想办法不让老母亲太伤心，一边又要想办法让她慢慢知道一些情况，同时还得时刻注意弟弟的消息。每次电话铃响起，都会把她的心提到嗓子眼上：会不会又是一个坏消息？

　　然而头脑很是清醒的郭老太太每隔不久便会问胡桂枝和谢振初：“你弟弟官司到底打得怎样了？为什么还不给我打电话呀？”到后来，谢振初只好对她说：“弟弟打官司输了，要坐牢。”这时郭老太太再也忍不住了，呜呜呜地大哭起来，96岁的老母亲的哭声，听起来特别苍凉、凄厉……

　　在湖南省常德县黄土店镇新田村采访胡长清的大舅子孙早清时，孙早清告诉我，胡长清还有一位近百岁的老母亲，住在常德棉纺织厂胡长清的姐姐胡桂枝家里，老寿星至今只知道胡长清因犯罪被抓，但不知道已被枪决。为了采访她，我来到了常德棉纺织厂。

　　常德棉纺织厂有7000多职工，胡桂枝只是该厂一名普通职工，但我从进厂门开始问了五个人，有四个能准确地说出胡桂枝家所住的位置，胡桂枝有这么大的知名度，这大概都是沾了胡长清的“光”吧！

　　一提起胡长清，胡桂枝的眼圈就红了

　　“我每餐只吃一份两分钱的盐菜汤、一份三分钱的小菜，省下钱来供他吃穿、读书，没想到他会是这样的结局……”

　　胡桂枝家住在常德棉纺织厂蒿草湖宿舍区第8栋一单元三楼，我刚上到二楼，碰到一个50多岁(后来弄清已有70岁)的长者正欲进一户人家的门，他就是胡桂枝的丈夫谢振初。谢振初将我带到他家，似乎预感到我是为胡长清的事而来，一直绷着脸。胡桂枝则在老母亲的房里和保姆一起服侍老母亲起床、洗漱，不时传来她特意提高声调和老母亲说话的声音。不久之后胡桂枝出来，这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女人，虽然头发有点花白，但看上去只有40多岁，而实际上她已是整整66岁的女人了。

　　为了缓和气氛，我赶紧叫了声“胡姨”，胡桂枝显然以为我见过她而她却记不起来了，便赶紧泡茶、递烟，我关切地探询老太太的健康状况，胡桂枝说，这段时间天天都在打吊针。我的心不禁紧了一下，但愿老太太不会知道我是因为胡长清的事而来，不会因为我的到来而勾起伤心事加重病情。

　　一提起弟弟胡长清，胡桂枝的眼圈就红了，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听着她的泣诉：“他是我一手供大的，他出生那年，我刚好招进棉纺厂。当时家里很困难，我每餐只吃一份两分钱的盐菜汤、一份三分钱的小菜，省下钱来供他吃穿、读书，没想到他会是这样的结局，我的头发都是在那几天变白的呀……”

　　胡长清的道路

　　靠吃嫂子李银仙的奶水长大的胡长清，童年是在穷困和饥饿中度过的。

　　胡长清的母亲叫郭九菊，共生有三儿三女，1948年农历九月出生的胡长清是最小的一个。胡长清出生之前，胡家就已经十分困难，靠郭九菊和丈夫在街头摆摊维持生计。靠吃嫂子李银仙的奶水长大的胡长清，童年是在穷困和饥饿中度过的。

　　1966年胡长清从常德县二中高中毕业，1968年3月参军入伍。到部队后，很快就被提干入党。从班长到排长，再到正连级干部，这期间，在常德棉纺织厂工作的二姐胡桂枝看到经常来自己家里玩耍的徒弟孙金元长得眉清目秀，人也聪慧，便有意识地拿出在部队当干事的弟弟的照片给她看。那个时代的军人是年轻的女孩子们择偶的第一选择，在胡桂枝的撮合下，1975年，胡长清与孙金元在当时长沙颇为高档的长沙饭店举行了婚礼。

　　1979年，胡长清从部队转业到湖南省劳动局，不久，胡长清通过平时精心编织的关系网，顺利地调到了湖南省保险局、国税局任办公室主任，直到1997年做上了江西省副省长。

　　老母亲的训戒费苦心

　　郭九菊老人从床头一个布包里翻出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一枚戒指，慢慢地给胡长清戴上，对他说：“不要忘了本啊！千万不要犯错误啊……”

　　老母亲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他这样一个“清贫”的儿子会是一个贪官。

　　胡长清转业之后，每月给母亲的生活费是5元，直到1983年郭九菊到长沙向胡长清诉说什么东西都涨价，5元已经不够花了之后，才加到10元。进入90年代以后，胡长清每月给一直住在姐姐胡桂枝家中的母亲也只有区区50元，即使是在每年老母亲的生日前夕，胡长清让妻子孙金元寄给母亲的生日礼金也只有200元、300元。

　　郭九菊老人常常感叹，儿子虽然做了官，但也只有那么一点工资，生活依旧清贫啊！郭九菊老人想，清贫并不可怕，只要儿子在外做官有个好名声，她就满足了。

　　1998年4月，胡长清到长沙开完一个经贸洽谈会后回常德看望老母亲，郭九菊老人从床头一个布包里翻出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一枚戒指，颤颤巍巍地走到胡长清跟前，慢慢地给胡长清戴上，对他说：“让它保佑你岁岁平安。让它提醒你，不要忘了本啊！千万不要犯错误啊……”

　　可是这年已经94岁，希望自己死后幺儿胡长清还能有个做官的好名声的郭九菊老人，哪里又能想到这时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已经是一个十足的腐败分子了。

　　检察部门查明，从1996年春节前到1997年6月、7月间，胡长清先后7次接受香港某公司林某的贿赂人民币12万元，价值人民币19.1017万元的“劳力士”表两块；从1996年下半年到1998年4月，6次接受江西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卫东的贿赂人民币15万元、美金2万元，而从1997年4月到1999年7月，仅接受江西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老板周雪华的贿赂就计有人民币106万元、港币85万元、美金2.5万元……从1995年5月到1999年8月，胡长清先后收受、索取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544万元，并且还有161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老太太至今弄不清儿子到底怎样了

　　她在用头重重地撞了几下墙壁之后便晕了过去……

　　2000年3月8日，对于胡桂枝一家来说，是一个极不平静的日子，这天上午8点46分，随着一声枪响，胡长清扑倒在南昌市北郊瀛上刑场的草地上。

　　为了让母亲见上她日思夜想的幺儿的最后一面，胡桂枝不得不让老母亲收看了当晚的《焦点访谈》，当郭老太太看到被四个警察押着走的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幺儿时，便边哭边问女婿：“麻阳佬(胡长清的乳名)到底犯了哪门子法啊，官司怎么打输了？要坐几年牢啊……”

　　谢振初一手扶着已经瘫倒了的妻子，一手抓着岳母的手，泪眼朦胧地答道：“弟弟打官司输了，他是个贪官，至少要坐5年牢……”说到这里就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五花大绑的胡长清被几个法警押下去的镜头久久地定格在郭老太太脑际，她禁不住嚎啕大哭，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曾给她带来无上荣耀的儿子竟会落到这个地步，她在用头重重地撞了几下墙壁之后便晕了过去……

　　郭老太太被抢救过来之后，好多天里只是成天抱着胡长清的一叠照片，边哭边诉说往事，有时痴痴地望着照片发呆，有时老泪横流。即使不吃不喝，也要念念有词地敬神，希望神灵保佑她的儿子早日平安回来，有时在睡梦中也在哭着叫喊儿子的名字……

　　我在胡桂枝家采访时，耳朵基本上听不清的郭老太太本来是不知道我是为胡长清的事而来的，但头脑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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